邻居之间经常往来的比例为33%，表明往来频率较低，回族之间、回汉之间、汉族之间经常往来的比例分别为41.7%、25%、40%。从中可以看出，同一民族邻里之间的往来频率比不同民族邻里之间的往来频率高一些。可见，邻里之间的往来还是受到民族属性的一定影响，这可能与回族不重娱乐，民族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差异及一定程度的民族分界意识有关。在其他3种内容的来往中，回汉之间占被访总数的67.4%（按回汉互为邻居数82户计算），汉族之间占65.6%（按汉族互为邻居数90户计算），说明回汉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节日期间的互相馈赠和往来是显著的。
与相对隔离居住时相比，回汉之间的往来是否增多了？借回族群众星期五“聚礼”日，笔者到新华街清真寺向新华街17位老住户询问他们过去与汉族住户的来往情况，均表示往来很少，因为以前主要是回族与回族互为邻里。当回族从族内聚居转向与汉族混居后，还是扩大了民族间日常接触的机会，回汉之间25%的经常往来比例是一个比过去提高了的数字，新型的民族居住格局无疑有助于民族间增进了解、互助合作、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回族有一些美味的特色食品，过去仅限于回族家庭，现在汉族逢年过节时，就请回族邻居帮助制作一些回族特色食品，颇有些文化共享的气息。民族混居为下一代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孩子们一起戏闹玩耍、共度童年、携手走进校园。由于社区民族成分的多元化，社区服务活动更加多彩，在一些新型住宅区，清真饭馆、清真食品店比比皆是，社区幼儿园为照顾回族儿童的生活习惯，增设清真灶，或只开办清真灶，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互补与和谐。
3.民族朋友圈
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中质量最高的，当它具有民族属性时，能够反映族际交往的程度。
在朋友关系的民族构成上，回族有汉族朋友的比例高于汉族有回族朋友的比例，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原初设想有些出入。究其缘故，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回汉民族人口比例悬殊，在市区总人口中，回族约占14%左右，在样本总量中，回族占40%，这是有意扩大了的比例，在100个人构成的群体中，14个回族可以从86个汉族中选择朋友，而86个汉族人只能从14个回族人中选择朋友，二是回族人崇尚友谊、重义气，当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社会位置更加接近，平等感日益增强时，民族间的人际交往范围就会扩大，“各群体间的对等性的增加，使小群体的群际交往率增加的可能性大于大群体”[5]。
从邻里形式表现出来的回汉混居的空间结构，缩短了民族间的距离，为扩大民族交往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但民族居住格局只是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之一。人们之所以未能大量借助邻里关系调节生活，是因为现代住宅与传统的独立式院落相比，封闭性依然存在，各种视听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的时间量增大了。同时，由于现代生活节奏感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消闲环境的改善，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家庭、邻里甚至社区以外的消闲娱乐天地和交往场所。
从民族朋友建立的基础关系看，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其他关系、邻居关系的份额依次为：23，12，14，6。由此我们看到，回汉民族间共同的语言文字、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上的相似性、民族混居的宏观格局、回族生产活动（如经商）的开放广延性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地理流动等因素，使回汉民族间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日常接触，也就是说，回汉民族间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发生在多种场景之中。比如在银川市的各种社会机构或组织中，一般都是回汉民族共同组成，且汉族比例高于回族，如机关事业单位（各类各级职员）、学校（教工、学生）、商厦（店员）、企业（工人）、体育、文艺队（队员）等组织中，在回族比例较高的组织，如民委、宗教局、统战部、回民学校、清真饭店、清真食品厂等社会空间，也是回汉民族共同组成。这样就会出现少量的回族和多个汉族打交道的情况，使回族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从较大的汉族群体中选择朋友。
（三）民族混居对族内交往的影响
回族居民从聚居走向混居后，群内交往是减少了，还是保持原来的频率，抑或更加专注于内部交往？我们仅以“每周去清真寺的次数”和“迁居后与老邻居见面的机会”两个指标测量一下群内交往的程度。
迁居以前，50岁以上的人每周到清真寺的频率比50岁以下的高。这是因为老年人宗教信仰虔诚，多已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宗教成为终极关怀，倾心于宗教功修。到清真寺既可以从事宗教活动，还可以交流信息，消除孤独；而50岁以下的人绝大多数不去清真寺，每周去两次的一般很少，主要是因为忙于工作或学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到清真寺去礼拜，或宗教观念淡薄，不关注宗教生活。拆迁以后，老年人每周到清真寺的次数明显减少，大多数人坚持每周星期五到清真寺参加一次，其他宗教功课如一日5次的礼拜多在家中完成，每周到清真寺4次以上的人一般都参与寺务管理或离清真寺较近。导致老年人去清真寺次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清真寺远了，从家中到清真寺一般都要骑自行车或坐黄包车、公共汽车，加之年龄关系，行动不方便。中青年人去清真寺的次数移居前后的变化不大。
可以看出，原来相邻而居的回族街坊在散居后互相见面的机会已经很少了。这就表明，回族从聚居到散居，减少了内部交往的机会。面对新居住环境对族内交往的冲击，中青年人的心态是积极的，他们更关心物质环境的改善，老年人则比较消极，有明显的失落惑和孤独感。
人口与文化上处于少数和从属地位的回族人如何应付这种新环境，巩固群内交往，维系本民族文化。笔者到新华寺采访时，有4位年过6旬的老人在料理寺务，老人们给我讲了很多，言谈中流露出困惑与危机，他们能够明显感到同化的力量，青年一代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民族自我意识淡化，宗教观念淡薄，以致于对父辈的教育和劝导表现出不耐烦。几位老人都是已离退休的干部或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目前，他们正在修改和完善清真寺工作章程，其中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即：“阿訇要利用假期举办临时学习班，向回族青少年讲解伊斯兰知识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劝导他们不要沾染酗酒、赌博等社会恶习，远离黄色污染，净化心灵，走今后两世吉庆的伊斯兰光明大道。”这一努力也许是回族社会对新居住环境的一种应变吧。
[1]人口数据来源：①《宁夏银川市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银川市人口普查资料办公室编，1983年3月）；②《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决（宁夏人口普查办公室、宁夏统计局编，1992年6月）；③《银川市1995年人口统计资料》（银川市公安局编印，1996年5月）。下同。
[2]马宗保：《论回族社会的“坊”》，载《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3]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
[4]《朔方道志》，天津印书馆，1925年。
[5]〔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