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家户得黄河灌溉之利，引黄灌溉历史悠久，黄河文明、农耕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南距黄河水利枢纽青铜峡40公里，西汉时期开挖的汉延渠从纳家户村东边流过，黄河水自流灌溉，村内沟渠纵横，排灌系统四通八达，现有土渠、大双渠、郭子渠3条大渠，一条斗渠即宋子渠，支干渠167条，是一处微型的黄河水利博物馆。纳家户处于黄河西岸，对岸的灵武是丝绸之路重要的驿站，丝绸之路行走的驼队从纳家户一带的黄河西岸渡河，在灵武休整以后继续前行。杨怀中先生描述道：“丝绸之路的商道受到朝廷的保护，来往的阿拉伯贡使、商人可以在驿站投宿，可乘骑驿马。于是穆斯林商人来华进贡贸易者络绎不绝，丝绸之路商旅如织，阿拉伯的贡使、商人骑着高高的骆驼越过中亚草原、新疆戈壁，来到了黄河绿洲——灵州、兰州城下或六盘山下萧关古城（今固原），在这里洗去塞外风尘，然后再缓缓进入长安或洛阳。而南方海港穆斯林商人也竞相云集，云帆遮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同时，移民文化、边塞文化、游牧文化这几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现象都与纳家户有关。历史上的河套地区，历经匈奴、突厥、吐蕃、回纥、西夏以及中原政权的统治。在纳家户村落形成时期的明代，明政府与蒙古残余势力瓦剌、鞑靼以贺兰山为界，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洪武三年（1370年）置宁夏府和县级政权，后因残元势力的不断侵扰，洪武五年（1372年）废府，实行空城政策，将官民迁往西安等地。随着明军力量的加强，洪武九年（1376年）创建军卫，人口才得以迁回，又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宁夏北部地区于其中以吴越人居多。今纳家户属杨和镇管辖，而“杨和”来源于洪武九年设宁夏卫时以人名命名的杨和堡。厚重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积淀，是纳家户回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综合开发的宝贵财富。
六、注重社区居民参与
国际经验表明，农民及其社区所处的被动地位，最终会导致相对强势的政府和企业一并陷入被动境地。因此，当被动的弱势农民利益诉求愈加强烈时，政府和企业就一同处于被动状态了。所以，让居民参与并获益是核心问题，也是产业开发的关键问题。在民族地区，居民寄希望于当地产业的发展，而产业发展的好坏所影响的不仅是居民的经济收入，更多的是民族发展、宗教信仰甚至是区域的政治稳定。如何将这个命题实施好，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到产业发展的队伍中，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一个民族文化的世界化程度越高，说明该民族走向世界的内容越多，对该民族的发展越有利，该民族就能获得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每一种新文化形式的出现，会对原有文化生态产生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充满着发展的机遇，又蕴藏着极大的挑战。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村民与旅游者接触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会有一定的文化撞击，这种力量取决于自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文化差异越大，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外关于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冲突的事例举不胜举，最严重的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成立民间组织公然反对外来者造访。
纳家户回族文化产业发展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纳家户居民。必须引导并保障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程，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从而使纳家户公共服务体系真正惠及产业发展和居民。同时，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社区居民本身的文化教育，因为在社区参与的初级阶段下，居民往往会在纯粹的利益驱动下，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展经济活动，从而产生一些不良现象，比如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服务质量的下降、经营销售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等；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之始，就要建立一种约束机制和鼓励机制，合理引导消费者对回族文化理解与尊重，政府可以通过信息的发布及相关政策的鼓励来引导更多的居民，以多样化的形式参与到产业发展中，从而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 在纳家户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纳家户社区要担负起引导、管理、培训居民使其就业的职能。同时，也为居民与政府间的沟通搭建一个桥梁，居民反映在参与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尤其是利益上的问题，对农民来说既是自我的权利，也是发展的需要。在文化旅游业的设计中，更要把创意思维与策划思维导入旅游公共服务，让旅游内容融入旅游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其实是一种更为细节化的旅游培训。培育“村民文化”竞争，通过“文明村民”“荣誉村民”等评比，能使公共服务的投入成本降低，同时对居民将产生文明的持续性提升。
七、高度重视文化安全和文化调适
文化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文化以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存在，是一种商品，但从文化的内涵来看，它是价值观、是精神、是审美，因而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文化产品又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产品和商品，一定承载着某种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重属性，但物质载体只是它的形体，精神内容才是它的灵魂，精神属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因此多数文化产品具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化产业最大的市场在国外，其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被很多国家视为一种“文化侵略”行为。这些国家把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品称为“文化轧路机”，意即它们所到之处，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便支离破碎。因此，文化产业的开发中必须关注其精神内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自觉抵制种种恶俗、低俗的文化现象，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必须自觉树立国家文化安全观念，承担起促进国家文化发展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责任。
回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文化整合体系。从来源上看，它的主要成分是从国外传入的，是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部分，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广泛内容；从形成上看，它是中国化的产物，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改造和吸收，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是一种既有别于世界伊斯兰文化，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多元性亚文化体系。
回族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在长期的发展中，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在伊斯兰的认主学框架中，使神学赋予哲学新的内涵和意义，建立起了浓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如“二元忠诚”，即提倡“顺从”和“忠主”“忠君”的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对家庭关系、社会义务，以及父子、夫妻、邻里等人际关系的诸多规定，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互为相通。在孝道方面，回族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活动，提出“五典说”，即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有别、长幼之序、朋友之诚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回族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在自然科学史上的天文历算；在兵器事业中的“回回炮”；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的阿拉伯药材、药方、医药知识和书籍的引进、编写及不断发展的医疗实践活动；在建筑设计、构图原则、工种工程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突破，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宝库；在造船、航海术方面有郑和这一举世闻名的回族航海家为代表的造船术及他率队七次下西洋的航海成功之举和“郑和航海图”的绘制，开辟了中国远洋及航运之先河。其他如文学、史学、书画艺术、工艺美术、戏曲、音乐、烹饪、武术等方面也颇有建树，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因此，在回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中，一定要立足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总体上要突出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深度契合、回族文化的和、合特点，彰显互融互鉴、互相包容的文化理念，坚决摒弃一切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外来因素；在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中，要突出弃恶从善的教育功能等。坚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国家文化安全统一起来，始终把握资源开发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