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三爷关于灶王爷的故事很警醒人吧。
家乡地三的人多姓包，是来自安徽流民的后裔。村人都说包拯是我们的祖上，是个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关于包公那出《铡美案》，家乡好多人都会哼上几句。包公审案的故事差不多人人都会谝上那么一两件，但包三爷讲的《包公审鼠》的故事，未必人人都听过。
故事说宋时，朝中有个太监很得皇上信任。这太监听说包公审案名声很大，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他想了个歪点子，想扫一下包公的威风，臊一回包公的面皮。
这天，太监叫人捉住一只差不多跟猫一样大的老鼠关在笼子里，亲自送到包公面前说：“这只老鼠居然窜进我家，偷吃了金馔玉肴，还咬坏了当今皇上御赐给我的金袍玉带。请大人明察公审，看这只可恶的老鼠该当何罪？”
这不是故意来挑衅吗？包公是个正派人，对这种割卵求荣的玩意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何况这家伙平时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他早就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出出丑。因此包公一听太监要告老鼠，就明白这家伙是城隍娘娘怀胎，心里头有鬼。
包公很爽快地接下了案子。太监心中大喜，心想，看包拯你如何收场。包公斜睨了一眼那老鼠，把惊堂木狠狠一拍，喝道：“大胆老鼠，仰仗谁的势力，竟擅入皇宫，又潜入民房，吸尽民脂民膏不说，还敢咬坏公公的金袍玉带，真是罪大恶极。现在原告在此，本官法纪森严，定严惩不贷！”
听着包公在那儿装腔作势，太监怎么听也不是味儿，这不是指着冬瓜骂葫芦吗？
接着，包公正儿八百地宣判道：“鼠辈所为，已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姑且看在公公面上，判处你阉刑，割断你的情根，叫你来世成为五官不齐、六根不全不人不畜的混账东西。王朝、马汉，将罪犯带下去实施阉刑！”
宣判完毕，包公对那太监深深一揖：“请问公公千岁，本官判得公正与否？量刑是否妥当？”太监此时是猴子爬到黄连树，讨的是苦果子，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大人英明，判得公正！”
包公双手一拱：“多谢公公，下官敢不认真？要不是我投鼠忌器，看在公公的面子上，一刀把这罪大恶极的老鼠剐了，现在只好处个阉刑，真是便宜了它！”太监哪里还有脸说什么，忙喊备轿回去，包公却拦住他说：“公公勿走，待验过了刑再走不迟！”太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心里头像是有猫儿在抓，半晌才悟过来道：“不，不啦，我还有事。”说完比老鼠溜得还快。
包三爷讲故事时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听得我们如痴如醉，吃瓜时常常会把瓜子也吃进肚里去。
故事如歌，绵绵不绝。包三爷在瓜棚里讲的那些老故事传在口头上，留在子孙中，不见于纸上，却永远鲜活在这人世之间。
过年，1967
我的家乡是宁夏平原中部一个小村子，村子在一座大山下，有滔滔大河从山脚下蜿蜒流过，气势磅礴。山是岳飞笔下“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那个贺兰山，河是李白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个黄河。听父亲说，贺兰山原本是条大蟒，是玉帝派来看守下凡降雨的黄龙的。脾气暴戾的黄龙不肯受约束，一路九曲十八弯，爬沙漠，闯戈壁，过丛林，到达这里时，已把大蟒累得奄奄一息了。最后，大蟒却拼性命将黄龙缠住，一块儿僵硬在这片土地上。大蟒变成了贺兰山，黄龙变成了黄河。自此有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美好传说。
1967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父亲因为人正直，处事公道，被队里的群众一致推举为生产队队长。
这年春播的时候，父亲让保管员打开仓库，里面却空荡荡的，一粒秕谷也不剩，哪里有什么种子？照理说，我们那个村子得黄河之利，应该是个富庶村子，可那年月尽搞革命运动了，谁还有心思抓生产呢？
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天不播下种子，秋天怎么会有收获？
急得满嘴燎泡的父亲赶了一挂大车，到公社里求爷爷告奶奶，才借到了小半车种子，总算在臭咕咕鸟的叫声里把种子都播在地里。
夏天的时候，父亲带着社员们头顶烈日给庄稼松土，锄草，施肥，像养育自己的娃娃一样伺弄地里的庄稼。
秋天到了，沉甸甸的禾穗在风中点着脑袋，似乎在向勤劳哺育它们的农人颔首致意。庄稼收割已毕，父亲又领着全队老少在地里仔仔细细地拣拾了三遍禾穗，还清挖了许多老鼠洞。父亲说，要把每一颗粮食都归到仓里。
快过年了，要分红了。队里的老老少少忙活了一年，都睁大眼睛盼着这一天呢。
父亲跟生产队的会计，把一年的账目算了三天三夜，还掉种子，扣除上缴大队、公社的款项，扣除买肥料，农药的款项以及历年陈欠，全生产队一百六十五口老少一滴汗摔八瓣干了一年，全部红利居然只有五分钱。
只有五分钱怎么分呢？接连几个晚上，父亲都没有睡好觉。年三十的下午，全生产队的社员都聚集到麦场上。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纸包裹的炮仗，说：“请大家注意听着——”父亲划燃了火柴，点着炮仗，抛向了空中，如同飞起两只红色的鸟。“啪啪”两声，众人的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在一股缭乱的硫磺气息里，父亲说：“大家听到了吧，这两个炮仗是用大家一年的红利——五分钱买的，因为这五分钱没法公平地分成一百六十五份，就只能这样分了。人人都有两只耳朵，炮仗一声响，大家都能听得到。”
父亲说罢，看着木头一样呆立的众人，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村里最年长的包五爷拄着拐棍走到父亲跟前，拍了拍父亲窄瘦的肩膀说：“难为你了。这比前几年强嘛，今年不但没有亏空，还能听两声炮仗，咂摸一下过年的滋味哩！”父亲配合包五爷的言语，努力想在年三十这天给大家一个喜悦的神情，但他只是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挤出那分笑意来。
簌簌的冷风里，众人叹息了一阵，各自散去。
难忘防震岁月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刚过，位于贺兰山地震带的宁夏积极响应中央关于防震减灾的号召。在乡下，家家户户在村子外面的打麦场上搭起了帐篷用来防地震。
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因为防地震，大人们不让我们在屋子里多待，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也比平时少了许多，但这正合了我和小伙伴们的心思。那时，许多人家为了节省材料，简单地在院墙和两棵大柳树之间搭上几根木椽，把四处搜罗到的油毡纸、塑料布之类的东西蒙上去，就造成了简易的防震棚。各家各户的防震棚形成了错落有致的一大排房间，就像电影《地道战》里面长长的地道。这些防震棚为我和小伙伴们提供了广阔的游戏空间，我们每天在这些防震棚中钻来钻去，捉迷藏、玩打仗，呼朋引伴的大呼小叫声，惊得鸡飞狗跳。那年月，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肚子总也吃不饱，好在玩游戏时，也就暂时忘了饥饿。有一次，我在玩藏猫猫的游戏时，意外地在别人家的麦柴垛里捡了一窝鸡蛋，足有七八个。我用袖筒盛了，拿到走村串巷的货郎那里换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跟小伙伴们分享了。
我们还常常溜到村子外面去钓鱼，抓青蛙，爬树掏鸟窝。苇湖边，田野里，沙枣林，都撒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那时，我们全然不理会大人们的愁眉苦脸和唉声叹气，更不知道在几千里之外的唐山大地震中死伤了好几十万人的巨大灾难。
在防震的日子里，各家各户桌子上都放着盛满水的碗和碟子。这些简易的器物，就像古代张衡的“地动仪”，如果有地震，就会叮当作响。可这碗水就算知道地震了又能帮助人们什么呢？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有人大叫，地震啦！我睡意正浓，就翻了个身，还想继续睡。父亲在我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我猛地一个激灵，一轱辘爬起来，跳下炕就往外跑。来到打麦场上，看见到处都是人，我似乎听到地皮突突地颤抖。人们拥挤在一处，惊恐地大声叫喊。那一刻，我觉得天上的星星似乎都要掉下来了。但结果很快弄清了，原来是村子东面的一间年久失修的破庙坍塌了——虚惊一场！当时的我似乎并没有被大人的惊恐所感染，心中反倒有一种偷瓜时逃脱追捕的快感。惊恐过后，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无所顾忌地在人群里穿来跑去，虽然打麦场里挤满了人，但并不妨碍我们嬉笑打闹。
大人们担心真的来地震，索性不睡觉，就在洒满月光的打麦场上闲谝。有人说，凡是阴历闰八月的年份，阴气甚嚣，多诡异事。俗话说，“闰八月，人死一半。”唐山地震才死了几十万人，还差好多死人的指标呢。有人描述地震时的情景说，地震就像把人搁在一个大筛子上一样，被没完没了地筛着……我们这些小孩听了十分害怕，毕竟我们对死亡的概念还十分模糊。以后，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常常被突然袭来的死的恐惧所打断。死亡，像一个无底洞，把我坠入空虚。我常常因为想到死亡而流出虚汗，内心里一阵阵莫名的恐惧。
村里有一位脚裹得跟粽子一样的小脚老奶奶悲观地认为，这地球迟早得震个底儿朝天，不能当饿死鬼。于是把家里仅有的几十斤面粉全部拿出来，蒸成了白面馒头，一家人十分美气地吃了几天饱饭后，就等着看别人很冤屈地死去。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倒是小脚老奶奶自己家因此断了粮，只好揣着老脸东家西家地借米找面。这事后来在全村传为笑谈。
防震期间，放过几场露天电影。一天晚上，在放映故事片《沙家浜》前，放了纪录片《台湾风光》。当看到电影画面上，繁华热闹的都市，宁静安逸的乡村时，一个小伙子，好像是个北京知青吧，不无羡慕地嘟囔着说，整天喊着解放这里，解放那里，我看还不如叫人家来解放我们呢！有人附和着笑，也有人厉声叱责，多数人只是默默地看，并不作声。
1976年的下半年，人们一直在防震，但所预料的地震终究没有发生，不过在首都北京却发生了不亚于唐山地震的政坛大地震。后来，学校和村子里到处张贴着大幅的政治标语和各种漫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张画，画面上一只无比硕大的拳头，拳头下是四个惊慌失措的小丑。
我所在的学校也经常开批判会，声讨“四人帮”的种种罪行。
1976年就仿佛一道分水岭把历史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国家从此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温暖的记忆
我们宁夏农村最常见、最普通的取暖设施就数火炕了。无论新房旧居，可以没有家具，没有像样的铺盖，但不能没有土炕。一个没有土炕的家就如同没有盛粮食的麻袋一样，显得空落。
打炕是个手艺活，好把式盘的炕收风好，不倒烟，烧起来满炕烫，而且冬热夏凉。馕怂人打的炕烧不热不说，还四下里漏烟。那时好玩的东西少，没什么事可做，就坐在一旁看父亲盘火炕。只见父亲先用旧土坯垒起几个炕洞，然后在炕洞上面密密地码一层新土坯做炕面。炕面要用泥抹平，和泥时要加入比平时泥墙更多的柴草，这样黏性大，炕不容易塌。刚打好的土炕，先是用慢火烧，把水分吸收了，不能太急，否则就会像瓷器似的烧裂。烧火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看看哪里冒烟透气，再糊上一把泥就好了。土炕烘干后，还不能睡人，要放些柴草在上面发汗。发完汗后，父亲在炕面铺一层从黄河边打来的芦苇编织的炕席，炕席光洁干净，带着淡淡的清香。乡下的房子一般坐北朝南，火炕大都紧靠南窗而建，有利于采光，也便于通风。老人们常说：“炕热屋子暖。”一点没错。料峭的寒冬，虽然西北风吹得窗户纸“哗哗”直响，土坯房的北山墙挂着厚厚的白霜，但坐在火炕上却不觉得冷。火炕绵绵的热力沁人骨髓，使你热血充盈，浑身通泰。
打炕有门道，烧炕也有学问。不过，这是女人的事。母亲烧的炕全炕都热，睡到上面，热乎乎的劲儿一直到天亮。而我们兄妹几个烧的炕只热炕洞处一小片，脚伸下去，似乎踩到了烧红的铁板上，烫的肉皮都发红，赶紧缩回来。没一会，又冷得在被窝里缩成一团，整晚都睡不踏实。烧炕的火，还有软硬之说。硬火指烧“硬柴”，如劈柴、树枝、树根烧的火；软火则是烧“软柴”，像麦秸、玉米秆等。硬火热量大，燃烧持久；软火就差一些，呼的一下猛烧过就化为一阵轻烟。我小时候，最常干的活就是到田野里去搂柴草。宁夏平原树木虽然不少，却不许随便砍伐，烧煤炭又太奢侈。每到秋后，大人孩子都要到田野里去搂柴草。每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比人还高的大耙子，到庄稼地里去搂残留的玉米叶子、麦柴。近处的柴草搂净了，就得到距离村子三四里远的黄河滩上去搂草。
“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许多乡村男人最大的精神满足。男人在外劳作一天归来，女人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炕桌，沏上一壶砖茶。茶足饭饱之后，男人在热炕头上扯展睡上一觉，累得如龙虾一般的身体便可以舒展放松。第二天起来，浑身又满是力气。
炕头算得上整铺炕的黄金地带。离火源近，温度适中，睡在上面自然惬意。不过，这“黄金地带”大多留给老人和孩子。家里有谁生了病，肯定会被安排在炕头睡。别看是土办法，效果可不一般。尤其对年轻娃娃，一旦有个感冒发烧的，捂上棉被在暖烘烘的炕头上发发汗，病势就减了大半。家里来了留宿的客人，炕头一定会被主人热情地让出，而且常常还要比往日多添一把柴火，于是客人就整夜被温暖簇拥着。这样的习惯，约定俗成，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