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也曾是留日学生，他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反映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5日，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院研究教授，于1926年10月12日做了颂师名篇《藤野先生》，深切表达了对在仙台求学期间遇到的恩师——藤野先生的怀念之情。此文是鲁迅根据20年前留学日本学医的记忆写作的，真实见证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同时也作为介绍中日两国人民心与心交流和友谊纽带的象征，收录于中日两国的教科书。
鲁迅一生经历了很多老师，只有藤野先生让鲁迅难以忘怀。藤野先生认真批改鲁迅解剖学笔记，并劝说鲁迅搬家。鲁迅来仙台之后，由于每天生活在和异国文化的碰撞之中，在食宿、生活习惯和语言等方面，因文化的差异而感到困惑和烦恼。以上的小事显现了藤野先生所具有的优良的品性，这使鲁迅对藤野先生的记忆刻骨铭心。藤野先生对一个异国他乡的学生十分关爱，这是因为他接受了汉学的影响。藤野先生少年时期，曾经学习汉学，了解了中国文化。因此，他总是觉得应当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要重视来自那个国家的人。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心情，藤野先生把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倾注到在仙台遇到的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的身上，关注他的学业和生活。藤野先生也很同情弱者，当时中国正是处于甲午中日战败的阴影之下，中国的学生在国外总是受到歧视，藤野先生从自己的良心出发，体谅受到蔑视的中国人，给予了鲁迅以特殊的关照。“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藤野先生》）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为了革命长期流亡海外。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寻求支持和友谊。其中日本是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国家。而宫崎滔天，就是一位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他与中国革命家孙中山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孙中山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第一次流亡日本开始，曾先后14次进出日本。每次居留时间或数日或数月、数年不等，累计达九年左右，约占他海外流亡岁月的一半。也可以说孙中山从1895年到1925年去世的30年革命生涯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在日本渡过的，因此他称日本为第二故乡。宫崎滔天（1871—1922年），原名虎藏，又名寅藏，因其别号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称他为宫崎滔天，出生于日本九州岛熊本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哥哥宫崎民藏、弥藏都是自由民权主义者。
1897年8月，宫崎滔天在横滨见到孙中山，对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和崇高品质十分钦佩。1898年，他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同年11月，还邀请孙中山到他故乡熊本县荒尾村住了10天。
1900年，宫崎滔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四处为筹措经费和军火而奔走。起义失败后，不得不充当流浪说唱艺人以维持生活。1902年，他撰写了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1905年，宫崎滔天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他还把自己在东京的住宅提供给《民报》做发行所。1906年，他创办日文半月刊《革命评论》，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革命。宫崎滔天为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购买军火，并拒绝日本警察署署长的收买。孙中山闻讯，曾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与敬佩。1912年元旦，宫崎特地赶到南京，参加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典礼。民国初年，他仍写文章抨击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
另一位与孙中山有着深厚友情的日本友人是梅屋庄吉（1868—1934年），他是日本长崎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1894年到香港开照相馆。1895年1月与孙中山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他积极为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筹集经费购买军械。起义失败后又为孙中山提供旅费，赴日本和欧美活动。1905年梅屋返回日本，当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后，他也联合友人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援事务所，为《民报》筹集经费。以后又为孙中山发动多次起义购运军械四处奔走。武昌起义后，梅屋又为革命军捐款，并资助日本医疗队赴前线，派遣摄影师赴中国拍摄辛亥革命纪录片。
1915年梅屋夫妇促成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并在梅屋住宅二楼举行了婚礼。1925年孙中山病逝，梅屋庄吉十分悲痛，出巨资为孙中山铸造了四尊铜像，亲自护送到中国，分别竖立在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和澳门国父纪念馆。其真挚情谊，感人肺腑。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而由于祖国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侮辱，更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对清政府腐败卖国的不满。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多留日学生逐渐从主张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革命团体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主要成员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国内各省的负责人，也主要由留日学生担任。
留日学生还通过各种刊物和编写《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各种书籍，四川的留日学生编写了《四川》杂志，进行革命宣传，制造革命舆论。同盟会发动的十多次武装起义，几乎每次都有留日学生参加或担任指挥。组织和发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部分领导人也是留日学生，辛亥革命（1911年）各地新军起义的指挥官也大多是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等军事学校，回国后在新军中任军官的留日学生。
20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投身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少留日学生还为革命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李大钊与日本友人吉野作造也为人们留下友谊佳话。李大钊曾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跨三个年头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可以说，从此他便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在他回国后写的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他回忆居住在日本时的情形的文字。李大钊在他的文中经常引用日本的资料及谈到日本，留学日本对李大钊是有很大影响的。李大钊还与日本友人吉野造作联系，将他创办的《每周评论》寄给吉野。李大钊并将吉野给他的回信登载在《每周评论》第五号上。吉野在信中感谢李大钊赠刊，并希望彼此声援。从此，《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声援日本民主运动的文章。
历史说明，留日学生是中日友好与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大批中国青年东渡日本留学，深入日本各地和民间，广泛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并与日本人民建立起深厚友谊。当年鲁迅先生与日本仙台医专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范例。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造成中日关系的恶化，曾对中国人留学日本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留日运动经历了战争与各种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曲折，一些留日前辈为实现中日邦交，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人们今天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积极促进中日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并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睦邻友好、合作互利的健康方向发展。
三、现代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自1972年以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打开了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序幕。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日友好关系长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98年11月26日《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签订，两国关系得到更深的发展。日本文化逐步在中国得到传播，也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随着“文化立国”、“知识财产立国”等口号的出现，日本的文化产业近年来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不仅在日本国内文化产业已与制造业齐头并进成为支柱产业，而且在国际上，日本的文化产品的全球销量也十分惊人。
例如日本动漫就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今中国社会，大部分学生及年龄层较低的职员都或多或少了解日本动漫，由于网络的便捷及其在青少年中的普及程度，使得日本动漫的传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可见当世界其他经济体将计算机技术大量应用于通信产业的时候，日本却将其应用于制造新文化产品。中国各地普遍分布着众多动漫店，这种情况在各大学校周围都很普遍，可以说，这些动漫店的产生正是由于动漫本身对学生的强大吸引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漫店里面所陈列的大部分均为日本动漫及其周边产品。
近些年，以动漫、音乐、美食、时装、广告等为代表的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国日渐风行，并以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城市流行文化的热点。一些港台歌手纷纷翻唱滨崎步等日本歌手的曲目；打开电视机，你很容易就在某个频道看到木村拓哉，看到日本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克隆”；日本创光信息技术公司主妇之友社授权的《瑞丽服饰美容》（《Ray》）《瑞丽伊人风尚》（《ef》）销量居中国时尚杂志前列，分别为61万册和51万册……中国人已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最大受众。不仅如此，日本还将中国文化加以包装，使之以日本文化的风格在世界各地登堂入室。“女子十二乐坊”签约日本PLATIA公司迅速蹿红后，演奏着日本当下最流行的曲目返回中国内地及港台，在北美地区发行专辑，开拓世界市场。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三国演义》《西游记》，更是被改编成五花八门的电玩、漫画向全球推销。
日本流行文化不仅在中国有所传播和影响，还全面向欧美进军。以动漫为例，有多部日本动画片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热播；任天堂的电玩皮卡丘风靡美国后，据此创作的动画片《皮卡丘》在美国初映当天，票房就达到了101万美元，如今，皮卡丘游戏软件在全球已有1亿套的销售量，皮卡丘的电视剧也以25种语言在68个国家播出；日本最具实力的吉卜力动画制作社和迪斯尼公司携手开拓日本动画电影的海外市场，《千与千寻》就获得了200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培养了世界范围的日本动画迷；美国各大录像带出租店都设有日本动画角，Fox、G4techTV等频道专辟时间播放日本动画片，一家电视台甚至开设了全天候播放日本动画的电视频道。其实，这只能说是“日风西渐，动漫先行”，日本许多时尚产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卡通、玩具、电玩、手机、赛车等领域也都是“和风”浩荡。日本“酷文化”已显露出“全球化”的端倪。
人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可以说是表象，事实上，日本音乐、动漫、美食、绘画、娱乐、时装、广告、设计等“软产业”的生产规模已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汽车业，其出口量在过去10年增加了3倍，达到125亿美元。日本“酷文化”产业俨然成了日本经济新的增长点。对此，有专家认为，当今日本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转型过程中，这是日本150年来，继明治维新后跻身列强、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之后，所经历的第三次伟大转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是世界超级经济大国，但此后的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却一直在低谷徘徊。然而“穷则变，变则通”，也许，恰恰是这些因素催生了日本的“酷文化”，并成就了它的发展和传播。就是说，在陷入泥潭之后，日本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终于摸到了经济转型的生机。面对日本“酷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应积极应对，显然，良莠不分的惟日即“哈”和妄自菲薄的杞人忧天或轻狂自大的不屑一顾都是不可取的。与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不同，日本“酷文化”相对来说更具“快餐”性质，同时，牟取巨额利润是大多数“酷文化”传播者的原动力之一，享受超级娱乐是大多数“酷文化”热衷者的终极目标。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交流随之升温。一时间，日本文化以各种形态涌入中国。从早期的电影到现在的电视剧、动漫作品、音乐、电子游戏甚至一些电子消费品，日本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日本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在日本文化中有积极影响，对其不良影响，中国人要正确对待。由于对日本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和日本文化。这对目前的中日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