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交流的范围涉及诸多方面，民间的直接交流也十分兴盛。中日交流的两国代表人物也是非常杰出的。正如王晓秋先生所说，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内地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特点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文史哲、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影响深远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三个特点。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可见，古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交往和文化交流的程度有多高。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和其他民族的交流史上是少见的。
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人物
在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有无数著名的文化交流先驱者和使者，他们对中日两国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鸦片战争时期的中日进步思想家魏源、象山、松阴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提出这句名言的是著名思想家、爱国主义者魏源。魏源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有自己深刻的思考。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魏源于1843年初写成此书，它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书1850年流传到日本，人们争相诵读，受到日本维新志士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的高度重视，对日本的维新变革起到了启蒙作用。其弟子吉田松阴青出于蓝，他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维新改革主张。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西乡隆盛等人都受到此书影响，使得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还有罗森。他是近代第一个赴日的中国文人，《日本日记》是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罗森1854年游历日本，有感于国内的动乱，日记中多处记录日本地方社会秩序。
作为近代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见闻录，罗森的《日本日记》在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中国一切关于日本的记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至此中国人对日本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中日文化交流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应该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黄遵宪（1848—1905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见识较广，眼界开阔，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同时又坚决反对一些人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种种行为，并为此据理力争。作为外交官，黄遵宪为使馆起草文件、办理交涉。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并对日本政府破坏中日友好侵犯邻国主权的行为据理力争。作为友好的使者，黄遵宪漫游日本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人士，留下了大量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记录和唱和诗篇，并与源辉声、宫岛诚一郎等许多日本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广泛考察日本历史、现状和风土人情，创作了一百多首《日本杂事诗》与《樱花歌》和《近世爱国志士歌》等长诗，并编写对明治时代的日本作深入调查研究的《日本国志》。该书于1887年完成，共40卷50万字，成为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
他还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变法，而且亲自在湖南推行新政。1898年，光绪皇帝曾任命他担任驻日公使，但因变法失败而未能赴任。晚年他仍鼓励子弟与乡人赴日本留学。黄遵宪在多方面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19世纪70、80年代，除了中国政府派遣的驻日外交官和访日官员外，还有一些民间文人学者，东渡扶桑（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称呼），漫游瀛岛（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另一称呼），与日本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王韬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王韬的扶桑之游，体现了中日学者的交流和友谊。
王韬（1828—1897年），字紫诠，是江苏苏州人。他抱负远大、志向高远，一心济世但又怀才不遇，只好在上海以文笔谋生，并一度避难香港，协助英国传教士翻译儒家经典。1871年，王韬因编撰《普法战记》而名声大振。日本学者仰慕其名，特邀请他访日。王韬应邀于1879年4月赴日本，漫游四个多月。所到之处，都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还给许多日本友人赠诗、题字、作序、改文，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篇章。当时的日本学者名士都以与王韬交往为荣。王韬访日期间写了一部文笔优美的日记体诗文集，即《扶桑游记》。他在书中提到的日本友人不下百人，并对许多人加以介绍评论。该书问世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竞相争读。日本文人皆以名列其中为荣，中国文人也从中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坛的风貌。
清末，有一位赴日考察的教育家名叫吴汝纶（1840—1903年），他是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曾师从曾国藩，成为曾门四子之一，受李鸿章重用，成其幕僚。吴汝纶不仅国学造诣深厚，也颇重西学，在清末教育改革和学制制订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清末教育的发展方向起了一定的影响。
吴汝纶在青少年时代受到规范的儒家传统教育和桐城派的熏陶，入幕为官后又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因此他笃信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又极力探寻西学，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教育制度，主持莲池书院时，积极探寻新的办学形式。吴汝纶赴日探寻学制，对中国近代学制建立，推动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奠定了他作为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的基础。清末学制是晚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成果，它是在受到吴汝纶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制订的。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后，立即着手三件事：选聘人才，派官员出国考察教育和制订全国性的学制章程。选聘当时学界声望颇高的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因已绝意仕途，对总教习一职“坚持不就”，张百熙诚意请求吴汝纶出任，最终吴汝纶接受了选聘。
1902年吴汝纶以清朝五品大员的身份开始他的日本之行。经过对日本教育的翔实考查，吴汝纶写成了教育考察成果和教育见解的《东游丛录》。《东游丛录》内容丰富，包括文部听讲、游览日记、各学校所赠图表、教育家谈录、学士大夫时惠书札，这几乎是记载日本教育的“百科全书”。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材料，并为以后学制制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此书也受到日本人的推崇，日本东京报纸评论认为，像这样精详叙述日本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著作，即使由日本人来写也“莫能逮”。《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于吾学制次第集录极佳，在吾国人亦极有用”。吴汝纶于1902年9月结束了对日本的教育考察回国后，即将这本颇受日本人赞誉的《东游丛录》交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东游丛录》成为清末制订学制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从而也奠定了吴汝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吴汝纶及其《东游丛录》对清末学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除了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不朽功绩的杰出人物外，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当时的留日热潮中也对两国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时的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
在古代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到了近代时期，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当时中国各地学子争先恐后如潮水般地东渡日本，中日航线几乎船船满员。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亦不甘落后。有的夫妻一同前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留学的盛况。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资金，纷纷东渡，络绎不绝，构成了一股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
留日学生在日本最热衷学习的三大领域是政法、军事和教育，而学科学和工程者较少。与此相应，在这次留学热潮中，后来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在政界和军界出了不少重要人物，而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则甚小。如政界的陈天华、邹容、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胡汉民、廖仲恺等，军界的许崇智、蔡锷等都曾留学日本。另外，留日潮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明显，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著名文学家均为此次潮流中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新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留日潮对现代中国政治与军事影响很大，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官费留学生开始，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到1899年已有200余人。20世纪初更有大量自费学生东渡。1903年，留日学生已有1000多人。1905～1906年达到高潮，猛增到七八千人，以后虽有下降，到1911年仍有三四千人。这个时期中国官费、自费留学生共达数万人之多，形成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次留日高潮。在这股留学热潮中，四川也走出了很多学子，如著名的革命家吴玉章，离别妻子儿女，远赴东瀛，后就读于日本第六高等学校，现国立冈山大学的前身。中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曾在这所学校留学。
这个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的专业很广泛，尤以政法和军事为最热门。许多留日学生通过参加各种爱国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还在日本创办各种报纸杂志，翻译出版书籍，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留日学生还积极翻译西方的书籍，介绍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1900年译书汇编社成立，这是留日中国学生最早成立的一个翻译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进步团体励志会的成员，他们认为，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就要学习效法欧、美、日本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于是把有关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著作的日译本再转译成汉语，刊行于日本以及中国国内。这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和促进民族觉醒，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1年广东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广东独立会”，这是留日学生成立的第一个爱国团体。到1904年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些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这些革命团体在举行地方起义失败后，其成员往往又逃往日本。同盟会及其革命宣传、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如大家熟悉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都是早期留日学生。110年来中国留日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无论从同盟会的成立、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留日学生都起过重要作用。留日学长先辈的爱国主义、改革革命、振兴中华的精神和传统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今天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留日学生也是重要力量，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