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工作中的体现，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共产党人做人民公仆，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对党的这一优良作风首次作了完整概括，提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33]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4]。要求全党永远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35]这个真理。
在党的历史上，因骄傲而毁灭的人屡见不鲜。张国焘，高岗等人都是由骄傲自满、专横跋扈而一步一步发展成个人野心家，走上反党分裂的道路而自我毁灭的。因骄傲自满、急躁冒进而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是触目惊心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在根据地采取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使党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破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多次犯急躁冒进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党在所有制改造中的过急过快，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大跃进”，使急躁冒进的情绪发展到顶点。1984年的超高速度，1992年以后的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等经济过热现象，也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经济比例失调，使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些困难。虽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适当的调整，我们闯过了难关，但欲速不达，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的。因此在思想作风上加强教育，克服错误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提倡和培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
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作风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36]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命题，也是共产党人的良好作风。坚持从一切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紧密结合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使党的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也是党的事业发展的规律，是党的自身建设发展的规律，更是党风建设的规律。
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作风，要有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敢闯敢试，坚持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精神。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困难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开拓、勇于创新，对应该做的事情，只要看准了，就大胆地试验，试验的结果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了就抓紧解决，害怕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不怕困难，紧跟时代，开拓创新，对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开启新思路、发现新方法、创造新经验、建树新成就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七、民主的作风
民主的作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之一。它是与一言堂、个人专断、家长制等不良作风对立的。它对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对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正确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以及党员、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而在党内外造成一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方面的内容。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党员权利，使党员能够正确行使管理党的事务和参与党的领导的权利。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是：党必须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证人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权利，保证人民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广泛的自由权利。党为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实现，确定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国家的根本制度。
实行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中，民主始终是基础，是主要方面。因为只有按照民主的程序，讨论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重大问题，按照民主的原则处理党内关系，使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才能充分发挥每个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样基础上的集中，才能是正确的集中。离开了民主的集中，必然是个人说了算，必然是家长制、一言堂。因此，发扬民主作风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队伍，才能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
八、求真务实的作风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求全党必须“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在全党形成求真务实的作风”。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
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一是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二是要切实抓好工作落实，把求真务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求真务实，要紧紧围绕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最重要的是要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坚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去抓落实，并在抓落实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三是要切实建立健全制度，为坚持求真务实提供体制保证。要坚持和完善各项学习制度、调查研究制度、联系群众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民主决策制度、各项公开办事制度，特别是要认真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以制度建设和创新来保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九、勤政廉洁的作风
党的作风表现在党的自身建设上，可以通过党内的活动表现出来，尤其是通过党的领导活动和执政活动表现出来。而让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刻、最直观、最具体的便是作风是否廉洁、为政是否勤勉。因此，对于一个执政党，勤政廉洁的作风是党的作风最直接、最外在的表现，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作风来判明一个党是不是具备领导他们前进的先进性和能力。
弘扬勤政廉洁的作风是执政党实践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强烈的敬业精神去工作，去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公仆，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把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要弘扬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首先要正确处理勤政与廉洁的关系，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党的执政过程中协调推进，共同发展。为官之本在于廉，为政之要在于勤。勤政建设、廉政建设，作为党风、政风建设中并存的、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执政和领导活动中，只有做到既廉洁又勤政，才能坚持党的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发扬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大量的工作是要在教育、防范上下功夫，着力于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下功夫，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廉洁从政意识，增强勤奋工作意识，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不正之风诱惑的能力。再次，要反腐倡廉、立制促勤。培育勤政廉洁的作风，要在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上下功夫，要逐步建立领导干部勤政廉政的领导约束机制，建立有关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提出了领导干部的“30个不准”，这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基本准则，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只有通过制度来整肃吏治，确保政治清明，干部勤勉，培育和树立起勤政廉洁的好作风，党的事业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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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动员抗日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此后，又发表了《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等文章和讲话，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随即，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同志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0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军队参加大生产运动，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对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1942年整风运动在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