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古今汉语中几个常见的词缀的比较中，可以体现出汉语形态的标志及其继承性。这些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的词缀，是在具体意义的基础上逐渐虚化出的一种特殊用法，它本身是带有实义的，虚化为词缀后，和实义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阿”本来是一个形声字，本义是大山。“若有人兮山之阿”（屈原《九歌》）正是其本义用法，汉以后逐渐用作词缀。“老”是一个象形字，其最初形状像一个手里拿着拐杖的老人，本义就是年老的人，所以“老婆”“老师”最初表示年老或尊重的意思，到中古以后才虚化为词缀。“子”也是一个象形字，像小儿在襁褓中，本义是婴儿、孩子，引申为儿女、动物“仔”、植物“籽”等。它虚化为词缀，也是中古汉语时的事了。“老”和“子”用作词缀，并逐渐脱离实词意义，在“老师、老子、老张”“刀子、小子、麻子”寻常用法中，其表意功能隐约可见。“儿”本来也是一个象形字，本义是孩子，它用作词缀已经较晚了。现代汉语中“儿化”用法，和本义也很有关系，它往往表示细小、亲切或喜爱的感情色彩，如“老头儿、小河儿、勺儿、头发丝儿、红嘴唇儿”等，作为形态标志，兼有动词、名词两类词词性的形容词，儿化后就固定为名词，如：
盖（名词、动词）──盖儿（名词）
黄（形容词）──黄儿（名词）
“头”（頭）从页，豆声，也是一个形声字，本义是首。它用作词缀后，仍然隐含着表意功能，如“石头、码头、年头、指头”等，都常有形象性。汉字是象形文字，以表意为主，无论意义如何虚化，其痕迹隐约可见。因而，这些虚化为词缀的词素隐含着本义就不足为怪了。
四
句序变化也是古今汉语中明显的差异。句序变化，其实主要是句子的倒装。古今汉语中的句子倒装，无非是这四类：一是宾语的倒装；二是谓语的倒装；三是状语的倒装；四是补语的倒装。古汉语宾语倒装，实际就是宾语前置，常见的有否定句中代词做宾语前置，疑问代词做宾语前置，介词宾语前置以及用“是”“之”作标志的宾语前置等。古今汉语中宾语前置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疑问代词做宾语前置，在先秦文言文中几乎成为规则，不能轻易逾越。现代汉语里，宾语也可以提前，但它有一个消极条件，即动词不能是光杆的，必须加上一个状语或补语。除此之外，古汉语中介词宾语经常提前，而在现代汉语里，介词宾语既不能提前，也不能省略，介词后的宾语位置不能空着。谓语的倒装主要有三类，即形容词谓语提前，动词谓语提前，名词谓语提前。为了表达的需要，古汉语中形容词做谓语的感叹句中，谓语经常提前，如“贤哉，回也”（《论语》）。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做谓语的感叹句中，这个谓语一般不前置。至于动词谓语的提前，古今汉语中的简单的动词谓语为了加强也往往提前，只是现代汉语多出现在口语中。古汉语名词谓语提前的句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特点，即提前的谓语一般要有一个句终语气词，否则就不成为倒装。现代汉语名词谓语一般不提前。古汉语为了强调状语，往往把状语后置，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介词结构中。现代汉语中这种结构一般不后置。古汉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倒装，即把补语提到动词前面去，这都是现代汉语没有的。总而言之，古汉语中各种倒装句比较丰富、普遍。
一般认为，促进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一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发展，民族和文化交流；二是语言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或自动调节。汉语句序的变化与语言结构类型变化有关。语言在不断变化着，它自觉或不自觉地由一种类型转化为另一种类型。上古汉语中宾语前置比较普遍，汉以后则逐渐减少。因为在上古汉语中，句序在那时还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上古汉语正处在形态消失，句序又尚未完全规范的新旧交替时代，才呈现出句序不定的状况，诸如宾语位置的不稳定、介词结构的灵活多变等。这种不固定的语序毕竟不利于交际。到了魏晋，经过发展变化，汉语句序逐渐趋于稳定。
汉语句序的变化，和语言整体发展变化一样，与社会的变化、交际的需要、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等都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程度的加深，语言表达要求具体、准确、生动，这些都促使汉语句序的调节。
由于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句序就担当起了许多语法功能，同时，还通过句序变化，实现语用和修辞两方面的功能。所以汉语的句序现象就更加复杂，汉语句序也呈现出多变的特征。
汉语中各级语言单位的构成，主要依靠词序和虚词进行组合，意义上相适应的词，有的只能按一定的顺序搭配，有的打破常规顺序颠倒排列，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有些句序变化后句意不变，只是起强调作用，突出不同重点，增强感情色彩。
古汉语同实异名的文化意蕴
同实异名，是指命名中的一物多名。它不是简单的名称繁衍，其中也蕴含着人们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内涵及语言特质等深层意义。这是从古到今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当现代传播媒体中出现“彩霸”一词时，人们虽然觉得新颖却并不陌生，自然而然地把它和“彩电”联系了起来。从“彩电”到“彩霸”命名的异化过程，就渗入了现代人的营销心态，包容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汉语相比，古汉语中同实异名现象很突出。诸如我们每天都见到的太阳，就有“赤鸟、赤鸡、东乌、乌轮、乌场、六轮、日车、日轮、朱摘”等异名。佛经也有“宝书、贝编、贝书、大品，大藏、梵贝、梵册、妙典、珠书、修乌、玄籍、竺经”等十几种称谓。这种同实异名现象，其实已经超越了命名中简单的符号范畴，我们从中能管窥到古代民族文化的诸多侧面，包括社会、宗教、历史、文化、人文等，特别是处于语言深层结构的内容。
一、同实异名体现了古代语言与自然的融合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土壤里产生、发展和演化而来的汉语词汇，一开始就和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在和自然压迫不停地斗争中寻找出路，同时，又在不断地改造自然中发展前进的过程。在古人的头脑中，自然图景大概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图景，因此，太阳才有了金鸡、赤鸟等活生生的异名。这种名物活动，绝不是自然表象的偶合，而是自然物象的沟通，人们用情感、理智、想象、类推等，为太阳安上了飞翔的双翼，语言在这里和大自然完成了一种协和。
太阳之于鸡的联系，恐怕在于报晓。《神异经·东荒经》载：“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由传说中太阳升起的扶桑山的玉鸡的那一声长啼，分别引出了金鸡、玉鸡、石鸡和天下鸡的和鸣，一轮红日在鸡鸣声中冉冉升起。从这一幅美妙的鸡鸣日出图中，我们看到了古人通过仰观天时，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感知理解自然生机产生的情感、经验和意念。古人从与自然景象的联系来为物命名，充分揭示了古代名物中语言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体现了语言的自然文化属性的一面。
其一，它证明了语言的时代特征。古人在名物中，喜欢给星宿天象赋予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动物的名称，这和古代以农耕劳动生产为主体的社会特征不无关系。正因为以农为本，我们的祖先对天象要比现代人关注得多。他们并不把星象作为一种美丽而神秘的自然景观来欣赏，更重要的是，把星象与自己的劳动与生活联系起来，并配以相似的吉祥物的异名，表达某种愿望和希冀。鸡鸣与日出的联系，就是在这种浑厚的远古农耕文化的土壤里产生出来的，正和大家所熟识的古代二十八星宿中关于苍龙、玄武、白虎、朱雀的标坐有异曲同工之处，以动物的形象，是人类画像时代的产物。先民对自然的最初认识处于原始神秘和蒙昧状态中，他们往往把通常见到的自然现象赋予特殊生命的内容，这便有了风神起风，河伯兴波，水师布雨，雷公闪电等种种说法。在古人眼中，各种天象的变化，肯定有一种生命主宰，因而太阳也就有了诸多鸟类的异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二，它是原始图腾崇拜的产物。在人类原始生活中，一种图腾，不仅表达一种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而且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符号，凝聚着先民们通过某种图腾显示了彼此之间维系着某种共同命运的一种认识方式，同时，又是他们对自己尚未完全理解与把握的人类秘密的一种寄托和隐喻。给天象以动物的命名，也包含了这样一种图腾文化的内容。
其三，它是古人劳动生活的总结。汉语词汇是在一个辽阔的而有天然屏障的社会地理环境中产生、经由农业社会发展起来的。从远古时的“神农氏结绳为治”到现代人关于原始绘画的研究：“画在西班牙勒泰米拉洞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而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19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悠闲，他们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兕野牛的事。”（鲁迅《门外文谈》）古人和今人的议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文字从一产生，就和劳动生活息息相关。古汉语同实异名现象，和先民们的劳动生活有着特殊联系，是人类在劳动中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对阿道尔夫·瓦格理尔书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给太阳以金鸡赤鸟之类的异名与雄鸡报晓的自然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万家梦破一声啼，呢呢劲啼先于“日出而作”，与劳动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名物与劳动生活的关系，更能看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人文背景。
二、同实异名体现了古代宗教、神话传说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作为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展，促使语言的发展，使语言更加充实丰富。宗教属于特殊文化的范畴，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在现代汉语中，这种影响的痕迹依然还在，诸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觉悟、智慧、修养、供养、境界、神通”等词，就是从古代宗教词语中“俗化”而来。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主宰人们思想的主流是儒家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宗教的发展，但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毕竟占有一席之地。宗教对语言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丰富的词汇方面，更表现在思维模式上。
宗教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某种崇拜。中国原始崇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图腾崇拜是我国原始宗教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古人的名物中，这种图腾崇拜特征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是先民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神秘而又无可奈何的推论。对这一点，在前文中已论及。对此，我们应该用冷静的目光审视它的内涵。它既是先民们独特的思维模式的体现，也是原始落后蒙昧的表现。
宗教在中国历史的某一阶段，确实形成了鼎沸之势，这一点，我们从宗教场所的诸多异名中可以看出。例如：佛寺的异名有：宝台、初地、洁宇、梵宫、精兰、精舍、兰若、枷兰、仁桐、山房、山台、仙佗、檀休等，道观的异名有：丹洞、丹房、琅园、仙观、玄宫、玄坛、玉府、真洞、真宇等。佛寺道观有如此众多之美称，和我国历史上一段时期佛道两教盛行有很大关系。这些异名的特征十分鲜明，表现了不同宗教的差异。佛寺的异名多与“兰”有关，而道观的异名多与“玄”有关。道教的核心就是把“玄”作为万物之源，且崇尚炼丹术，其教义玄妙无比，故其异名也打上了“玄”的烙印。命名活动不是简单的名称繁衍，而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产物。
中国古代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制约，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背景下，就有不同的表示法。《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人死之后都有种种称谓，可谓等级之森严。宗法制度虽然在形态上历经演变，但其基本结构却一直保持不变，并沉积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根部，主导着中国文化现象，汉语命名活动中也摆脱不了此种干系。这种坚实而牢固的等级金字塔，使人的称谓也有高下贵贱之分。这种现象也是导致命名中同实异名的因素之一。
其实，宗教对语言的影响并不是零珠碎玉，而是全面的、广泛的、深远的，它对汉语语法、词汇，特别是音韵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作用不仅仅丰富和发展了汉语系统，而且在汉语的某些领域起到了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