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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唐宋王朝的政治性格杂谈——古代文学讲课录之一

孙生

历史是由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创造的。故历史人物的性格就影响了历史的性格,如明太祖朱元璋残酷、苛厉,300年来明朝的士大夫偏激、刚烈。

朱子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北方游牧民族——种姓制度

中原农业民族——伦理制度

汉朝中行说论证匈奴人的种姓制度。

李唐王朝出于鲜卑,故政治婚姻保留了浓厚的种姓制度的遗俗,这是宋朝人无法想象的,故唐代多妖姬,宋代多贤后。

由于唐人不看重伦理关系,故儒学式微,这样,形成了唐人重激情,不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激情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它又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古希腊神话是激情的,故歌颂肉体,赞美欲望,表现了浓厚的声色之乐和人生欢愉,而中国古代神话则歌颂劳动,赞美意志,表现了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故唐人的《长恨歌》在描写贵妃美貌的时候,表现出赞美声色的倾向,而宋人的《明妃曲》则描写了王昭君理性悲伤的内心世界。

因为唐人是激情的,故在王朝的青春阶段能够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都是这一激情创造的体现。而宋人则不然,面对强敌压境,理性思考,冷静判断,制定出双方利益均沾的国策。

缺乏激情创造,使宋朝故步自封,但是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宋人的思维方式,宋徽宗时,新党用事,激情万丈,联金灭辽,致使北宋亡国。

唐人激情危害导致非理性的思维方式。

缺少伦理道德的约束,野心家总是以非常手段夺取政权,故唐代多政变。如玄武门政变;李承乾政变;五王政变——扶立中宗,逼武氏退位;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政变,杀韦后和安乐公主,睿宗即位;玄宗发动政变,消灭太平公主集团——非理性的政治使斗争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大作战。

进士轻佻导致政府感性化的思维方式。唐代诗赋取士,诗赋者激情感性之产物也;八股文者保守理性之产物也。宋代也是诗赋取士,但是,策论分量很重,故宋代士大夫大多介于理性与激情之间。

唐玄宗曲江赐宴,让新进士带歌女游街夸官,参加宴会,长安城万人空巷,士女奔观,这样就开创了士大夫与歌女交往的大风气。孟郊40多岁举进士,写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花”者,歌妓也,可见唐代进士轻佻到何种程度。

唐玄宗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他靠着一次次政变,登上了政治舞台,故刚一上台他不得不压抑艺术个性,理性地选用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人才为他服务,巩固皇权,消除政乱,为国泰民安而尽心尽力。这样,他的高度警惕、高度理智、高度责任,就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但是,皇权稳固了,国家太平了,他的充满激情的艺术本性就显现出来了。开元二十五年最后一个刚毅的忠臣、开元名相张九龄罢相,这就成了唐玄宗性情和国家命运前后二分的标志。这时候,唐玄宗就彻底改变了政府的思维方式,而以艺术化的感性思维做事跟治国。

个人生活上,唐玄宗纳杨玉环为妃,虽然唐人不重视家庭伦理,但是,这却反映了他本人思维方式的变化。

任用李林甫为相,败坏国政:

嫉贤妒能,闭塞贤路。杜甫参加制科考试,大显身手,但李林甫奏报皇上说,陛下英明,天下英才尽归陛下,野无遗贤。致使杜甫这一科全部举子落选。玄宗欲用严挺之为相,李林甫招严挺之回京,却奏报严挺之回京养病,玄宗只好失望作罢。

破坏军事制度,使外重内轻的局势进一步加剧,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开元后期,幽州节度副大使张守珪破契丹有功,李林甫惧怕他入朝为相,于是,奏请玄宗罢汉将,用蕃将,于是边疆地区清一色的蕃兵蕃将矣。

任用杨国忠为相,造成整个政治的轻佻:

骊山避暑,杨家彩旗随行,长安城万人空巷,杨国忠在马上与虢国夫人公然调情。杜甫诗曰:“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瞋。”皇帝如此,宰相如此,社会风气可想而知。

士子举进士后,要经过吏部甄选、宰相考核才能任职,杨国忠召大臣流水作业,只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政府半年甚至一年的工作,导致名器不重,国家权威下降。

与安禄山争宠,逼安禄山提前造反。

任命恩人加亲信鲜于中通为剑南节度使发动对南昭的战役,损兵折将20万,杨国忠隐瞒败状,派人在秦地抓兵,杜甫写下《兵车行》。

哥舒翰守潼关坚壁不战,待敌粮尽而后退,而杨国忠则鼓捣玄宗几次三番派宦官责令哥舒翰出战,终于导致20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京城危机。

国家战略发生变化,军事格局外重内轻,玄宗不思措置,却一味恩遇安禄山,望其感动报效,却不思自己何德也!安禄山何人也!

宋太祖吸取五代十国教训:

一是五代军阀以妇女儿童为粮草,吃空一州或数州百姓,人权践踏到如此极限。

二是兵强马壮者,黄袍加身改朝换代,杀伐攘夺,生灵涂炭。

三是宋太祖向刘备学习,操以奸而备以忠,操以杀而备以仁。

于是首先倡导人权,以人为本,下南唐命令曹彬不要妄杀一人。派王全斌六万人马平蜀,蜀国光守成都的军队就有14万。花蕊夫人诗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有鉴于此,宋太祖一反五代霸道政治,而推行王道政治,提倡仁义,树立道德。

太祖三誓:优待柴姓皇室、不杀士大夫、兄终弟及。这就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万世遵守。故宋朝对发动政变灭九族的人和诽谤皇帝的人仅仅做降级流贬处理,大臣犯罪仅仅做流放处理。

十一

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写诗讽刺,御史舒亶、李定,告他诽谤朝政、诽谤君王,逮下御史台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时,宋神宗之母高太后有疾,神宗看望,太后曰:“自古明君不杀文士,你若望我病好,请放了苏学士。”神宗根本无意杀东坡,于是就贬东坡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东坡承包黄州东坡的一片土地,于是就自号“东坡居士”。

十二

李唐王朝,谋反之事,连续不断,则天一朝就发生了数十起,亡家灭族者成千上万,诽谤之罪而杀头流贬者满门抄斩者不知凡几,如果东坡生活在唐朝,其下场可想而知。但是宋朝则不然,魏泰《东轩笔录》记载李淑出知郑州时,祭祀周世宗柴荣之子柴宗训的陵寝,作诗曰:“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又道房陵半仗来。”前两句讽刺太祖“陈桥兵变”,后两句讽刺太宗逼死秦王。仁宗皇帝看了仅仅是“深恶之”,夺其官而已。又吴处厚《笺注以闻》记蔡确写诗讽刺高太后:“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郝甑山者,郝处俊也,封甑山公,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欲逊位天后,郝处俊上书进谏,表现了直臣气节。高太后是宋神宗的母亲,神宗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亲政。这里,蔡确以武则天影射高太后,高太后非常生气,但仅仅是贬官新州而已。这两件事情如果放在唐代,必然是谋逆灭门的罪过,在宋朝,优待士大夫,不轻易杀人,就如此简单处理罢了。

十三

张择端《贵耳集》曰:“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游好狭。”白居易写《长恨歌》描摹贵妃体态,渲染李杨私情,王安石写《明妃曲》只写明妃别家抛亲、去国万里、故土难回的伤感之情,无一语及私。可见唐宋士大夫性格完全不同。白居易以歌妓小蛮、樊素有时也侍奉元稹,不以为丑,而柳永出入青楼妓馆遭时人鄙视,但是对他所喜爱的女子却情真意切,表现了真挚的情感。杜牧喜欢豆蔻梢头的少女,但是却比之于扬州路上的歌妓,虽然唐人与歌女能够平等交往,但以歌女比喻未出阁的小姑娘殊为不当,可见唐人心邪。杜牧诗曰: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苏东坡贬海南岛,朝云随行,最后憔悴而死,患难情深,东坡肠断。由此,宋人情感性格之可见一斑。

十四

唐人激情大于理性故长于进取而短于守成,但是一旦进取受挫如安史之乱以后,则又转入放纵和颓唐。例如: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十五

牛李党争:

牛党—词科进士—庶族地主—重诗才—以艺术学养自负—激情大于理性李党—魏晋南北朝以来绵延数百年的文化高门—门阀地主—重德性—以门第教养自负—理性大于激情故牛李党争:李党虽然是旧党,但是他们重理性,其家庭教育深受儒家尊王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故执政时讨伐藩镇、用兵吐蕃,却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思想。而牛党一旦激情受挫则表现出消极的颓废的保守的态度,如姑息藩镇,妥协吐蕃。

十六

宋人理性大于激情故短于进取而长于守成,但是一旦形势误判,“激情党”执政,如宋徽宗时的新党执政,盲目进取,联金灭辽,结果导致北宋亡国。

十七

唐人重激情故其诗以抒情胜,以意境胜;宋人重理性,故其诗,以议论胜,以理趣胜。如苏轼“大江东去”上篇以祖国江山的壮丽,烘托英雄,境界雄奇阔大,纯是唐音;下篇表达了看透世事旷达的禅理,是宋人的正宗。

苏轼评柳永词:“不减唐人高处。”那么,唐人高处者何也一抒情,二境界。但是柳永的词有议论的成分,也有表达理趣的成分,这是和唐人不一样的。苏轼的词大量表现理趣。“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墙里佳人者,朝廷也,君子也;墙外行人者,逐臣也;“多情却被无情恼”者,心向朝廷而报效无门也,与“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同一主旨也。

十八

苏轼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断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朱熹诗:“半亩方塘(心地)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孔孟之道也)来。”

皆是理趣胜也。

十九

故唐代文化是开放的、张扬的、激情的、浪漫的,而宋代文化则是含蓄的、内敛的、理性的、凝重的。同样是士大夫和歌女来往,唐人是平等的、情感的、变化的,宋人是平等的、怜惜的、专一的。故“三言二拍”中有一篇小说《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和唐人《霍小玉传》相比,可以看出宋人多情专一和唐人多情不专的特点。

二十

宋人重理性,短于进取,和辽国屈辱的“城下之盟”,却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输出经济的同时,输出文化、输出语言,结果和辽国、西夏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不但解决了北方的边患问题,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