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王安石执政，旧党外放，苏轼词曰：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春景》
“天涯何处无芳草”一诗，表面上看是一首爱情诗，其实苏东坡继承了屈原以美人香草托喻的传统，继承了李商隐以美女爱情向令狐绹陈情的方法，来托喻政治。墙里佳人者，朝廷，君王也，墙外行人者，逐臣也；多情者，心向朝廷也，心向君王也；无情者，君王和朝廷弃我不用也。故新党、旧党的政治对立，使苏东坡的感情世界受到很大冲击，使他在爱情诗中也情不自禁地喻托，可见对他的伤害之深。
苏轼又有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也是与党争有关，这些词表现了旧党在新党压制下进取不能而又不愿放弃的矛盾政治心理。
二十
苏轼又有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朝的经济输出政策伴随着文化输出，使宋、辽、西夏组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从法律上讲是三个政权，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是文化大于种族，文化大于政权。所以王安石在边界上整顿军事，就唤醒了辽国和西夏的戒备之心，违背了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一特点。而司马光、苏东坡，能够从历史文化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所以他们反对王安石熙河用兵夹击西夏的策略，反对王安石整军经武的思想。认为王安石的做法破坏了几十年经营起来的夷夏共同体，会导致天下战祸。所以苏东坡的“西北望，射天狼”仅仅是文人的抒情之作，不是他思想的真正体现。由于他和王安石政治对立，所以他希望朝廷像冯唐持节启用魏尚一样，启用他建功立业，也仅仅是诗歌的即兴之言，根本不是他思想的真实表现。
二十一
黄庭坚是旧党，被放逐到贵州，贬官回来经过洞庭湖，诗曰：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表面上看，表现了作者学禅悟道的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深层次讲也隐藏了作者对新党排挤的轻蔑。
黄庭坚的这一达观态度，是学习唐人刘禹锡的，只不过他的诗没有用刘禹锡的托物言志而已。
二十二
唐代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的变法运动，事败，被贬到连州一带，前后二十三年，中间召还回京。写诗曰：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游玄都观》
以“桃树”喻群小，又被贬；数年之后又被召回，又写《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二十三
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当时有御史李定、舒亶，向朝廷奏报苏轼写诗讽刺皇帝“根到九泉无曲处，地下惟有蛰龙知”等诗句。宋神宗说：“他写的‘蛰龙’与寡人何干？”但是政事堂会议讨论苏轼还是有罪，于是被下御史台监狱。当时王安石罢相，吕惠卿（新党领袖）执政，仍是新党的天下。
高太后有病，神宗去看望母亲，太后说：“自古圣天子不杀文士，你若放了苏学士，我的病就好了。”神宗根本没有杀苏轼之意，于是会议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到了黄州，承包了州城东坡的一片土地，于是就自号东坡居士。
二十四
在黄州，苏轼和上下两种人来往。上者，有文化的僧侣道士；下者，无文化的渔樵耕牧。和上一类人，苏轼参禅悟道；和下一类人，苏轼谈鬼说怪。他写了一部志怪笔记《东坡志林》，对蒲松龄影响很大。
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骑着毛驴，住在蒋山（南京紫金山），写了很多优美的诗篇，苏轼评曰“老狐禅”。因为王安石晚年，也在整天参禅悟道，他的诗和苏轼黄州时期的创作一样充满了禅理。
二十五
当时，苏轼路过金陵拜访王安石，两人相见甚欢，政治隔阂烟消云散，故宋朝的党争与唐朝迥然不同。
唐朝中后期的党争以宦官做后台——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不信任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以神策军为亲军，由宦官统率，于是出现与汉、明王朝完全不同的宦官干政局面。宦官决定皇帝废立、宰相任免，于是士大夫奔走于宦官门下。张宦官胜，则李党执政；王宦官胜，则牛党执政。大诗人元稹（牛党）投靠宦官，做到宰相高位，但仅仅几个月就被赶下台。白居易却和牛李两党领袖关系都不错。苏轼一生学白居易，但是独独跳不出党争的圈子，故唐代的党争是你死我活式，是小人式。
二十六
宋代的党争则不同，双方起初基本上都是君子，纵然新党王安石的后继者中不乏奸诈的小人，但是总体气氛还是君子的氛围。故两党虽然对立，但是态度是温和的，手段是平静的。其文学作品还是呈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风格。
二十七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文立国，澶渊之盟向辽国和西夏屈辱进贡，但是没有想到输出经济的同时输出文化，竟然取得了汉唐王朝武力征伐没有达到的效果。
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人们大量歌颂能够征服四夷的大唐、大汉帝国，而否定用经济、文化和制度来使四夷改变经济、社会结构，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宋朝。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与国际接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宋朝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它超越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商业经营方式，而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点。
二十八
政治上，实行有限民主，实行两党制（新党、旧党），互相监督，互相制衡。
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的观念），宋朝由于经济产业发展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点，故以人为本，绝不妄杀一人，生命价值崇高。相形之下，元、明、清俱是宋朝的倒退。
制度至上，皇帝面对制度，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利，而大臣由于面对的是制度化的皇帝，故国家体制的运行，不以君主的好恶为标准，而具有规范化、法制化的倾向。
二十九
北宋两党起初基本上都是君子党，旧党：外儒内儒；新党，外儒内法。这样，两党思维不同，旧党主张温和改革，不能动摇立国、做人的根本——儒家伦理；新党激进改革，但也不想动摇儒家根本伦理。
但是，外儒内法的“法”，却使儒家伦理受到摧毁，而新党集团内部也开启了小人幸进之门。这样，王安石变法到了后期，君子的新党就变成了小人的新党，结果害国害民。故宋人多指责王安石“坏人心术”。
三十
宋明理学吸取王安石教训，认为治国平天下，首先要“端正心术”。王安石之功利政治破坏儒家伦理，这便是其“心术不端”的后果，而这也与王安石的初衷相背。
心术者，人之初心也，以仁义为本还是以功利为本，这就是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和汉代政治的“霸”、“王”道之争。
光有仁义或功利都不行，最好是以仁义统率功利，这样，功利就不会失之太远。
司马光只讲仁义改革，国本虽然没有动摇，但现实问题难以解决；王安石是一代大儒，他试图以儒家的经术统率功利，但由于他急于取效，使儒家“经”的思想下降，而“术”的运用上升。“术”一旦离开思想，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于是王安石的变法既动摇了儒家思想的国本，又使现实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就是王安石之后的新党，如蔡京之流，为什么基本上是小人的原因了。
三十一
司马光执政，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赞同，独对免疫法，苏轼反对废除，认为此法利民，可以保留。于是，旧党内部发生冲突。
当时，旧党内部形成三党：
一是关党，以司马光为代表；
二是洛党，以程颐为代表；
三是蜀党，以苏轼为代表。
不过，三党不像后期旧党新党，君子小人、冰炭不容，只是内部之间有不同看法。
关党以史为鉴，推行温和改革，不足之处是有些迂腐，如尽废新法。
洛党讲端正心术，存天理灭人欲，尽性知天，意在纠正王安石“坏人心术”之弊，偏重在伦理建设层面，而没有具体实施方略。
蜀党乃文学集团，苏轼本人虽有政治见识，但他的集团是一批抒情感性的文人学士，既不能从历史高度看问题，为关党所不喜，又不能读书穷理，端正心术，提升道德境界，为洛党所不喜。故，只能在文学领域大有作为。
三十二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当时，周公的儿子封在鲁国，讲求仁义之道，姜子牙封在齐国，讲求渔盐之利。孔子此话意思是说，齐国虽然很快就会强盛，但是，不如鲁国久长，一切发展要以王道仁义为根本，如果背弃了王道仁义之本，就会招致祸端。所以，他说齐国虽然发展得不错，但是，如果达到鲁国的王道仁义，就更加不错了；而鲁国如果再往上进一步，与圣贤之道合一，就更圆满了。
显然，新党变法在思路上和齐国一样，旧党改革在思路上和鲁国一样，我们现在不能说王安石全错，也不能讲司马光全对，这是个两难判断，只有等待过后历史的评判。
三十三
唐代牛党虽然无能，但对李党并没有赶尽杀绝。明朝却亡于党争。明朝士大夫察察为明、吹毛求疵，为了赢得清议好评，一件小事抓住不放，闹得沸反盈天，向天下人显示只有自己才是忠臣，旁人都是奸佞，如明末三案之争。这种心理只能妒才、害才，不能容才、爱才。
而宋朝则不然，宋人不仅宽容自己人，连反对党也宽容。有宋一代，除了新党思维的人如蔡京排挤迫害人才之外，两党基本都能做到宽容对待有才之人。太平宰相晏殊奖励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才；范仲淹奖励胡瑗、孙复等儒学之士，开理学先锋；欧阳修奖励三苏、曾巩；司马光奖励范祖禹、宋祁；苏东坡奖励秦观、黄庭坚等苏门学士，如此等等，形成了宋朝宽容人才、奖励人才的彬彬风气。李白在唐朝得到了浙江四明狂客贺知章的赏识，被誉为“谪仙人”；李白也在行伍中营救了郭子仪；张九龄赏识王维；李白推崇孟浩然；但是无一人赏识杜甫。唐人除唐太宗外，容才、爱才、重才、用才的风气远远不如宋人。所以宋朝对我们的启发不仅是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而应该是人才成长的环境和风气以及士大夫宽容博大的容才、爱才心理。
三十四
蔡京虽然四度为相，祸国殃民，但新党之人并非一无是处，如章惇和高俅等。哲宗晏驾，太后欲立端王。宰相章惇曰：“端王轻佻，不能君临天下。”端王登基，章惇遭贬。后人以章惇为奸相，但从此事却可以看出其风骨气节。苏轼遭贬，章惇多为周全。但也有史料记载：章惇读苏东坡诗说“此老还这样自在，那就让他再远一点吧”。于是远贬海南。就算此条资料属实，章惇有妒才之意，但宋人比于唐人，宽容何至天壤。
三十五
高俅是苏轼之书童，受宋徽宗赏识，做了开府仪同三司。后人以为他是奸臣，其实就是陪皇上游玩而已，并无恶行。苏轼遭贬，即使苏家的仆人在京城办事，高俅都要跪在地上问主人安好。苏轼是贬臣，但高俅决不会因为讨好蔡京而落井下石，而蔡京也决不会因高俅念故主之情而心生怨恨。由此看出，历代奸臣性格并不一样，就是宋代奸臣也要比其他王朝的奸臣稍微好一点。
宋人这种宽容人格的形成，当然与宋代皇帝的性格和国策有关，但也反映了儒家文化宽容博大的胸襟和气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故，唐宋文人党争，其性质不同，究其原因，实与学术思想之影响息息相关。孰谓空门学术于世无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