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生
一
王维21岁中状元，作大乐晟。因元宵节舞黄狮子而获罪，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因向宰相张九龄投诗干谒，得到张九龄的援引，于是进京为官，积极拥护和支持张九龄的政治改革，与张九龄关系密切。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为了排斥张九龄的旧人，就借口慰问讨伐吐蕃有功的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王维到姑臧（今武威）代表朝廷慰问边关将士。王维在路上就写了著名的《使至塞上》一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户在燕然。”
二
这里，“单车欲问边”，“单车”者，暗喻政治孤独也。王维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和财物前去慰问边关将士，怎么能说是“单车”呢？显然由于张九龄罢相，他被李林甫借口踢出京城，政治上备感孤独和压抑而已。
“属国过居延”，乃倒装句，“过居延属国”的意思。居延，古县名，旧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后汉书·郡国志》记，凉州有张掖、居延属国。这里，居延属国远在武威以西，王维去的是武威，根本不去武威西北千里之外的居延属国，故“过居延”根本是不可能的，显然是以旅途遥远暗示对此次河西之行的不满和牢骚。
三
白居易诗“昔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虽然写于安史之乱后，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前唐帝国的疆域，西境直达距长安万二千里之外的安西。而武威距离长安不到两千里路，可以说就在大唐帝国的地理中心。
岑参诗：“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岑参天宝年间曾两度从军，充安西节度使幕府掌书记及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也就是说岑参曾两次出塞，到达距长安万二千里的安西，比武威远了五倍。从上面的诗可以看出，月圆见了两回，还在沙漠里跋涉，有可能才到达敦煌附近，如此遥远，岑参仍然豪情万里，并没有流露什么伤感之情。可见，唐代疆域广阔，士大夫对边塞从军或出差边关，在心理上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地理遥远之感。
四
那么，王维去一趟武威，就至于如此心情沉重吗？还把自己比喻成“征蓬出汉塞”的秋天的蓬草。离长安很近，怎么能说“出汉塞”呢？虽然，《乐府诗集》中的《陇头歌辞》唱到：“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好像从秦川到了陇头，就好像到了边塞似的。而《资治通鉴》卷216却说：“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可见，在唐代时，陇右一带已经不是《汉书·地理志》所记的“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游牧区，而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繁荣富庶的农业区了。
五
那么，王维去一趟陇右河西，至于心情如此沉重吗？
在汉晋南北朝，陇右的天空诚然是胡人的天空，但是在唐代，陇右一带已经成了中国的地理中心。而王维还称陇右的天空为“胡天”，并且以“归雁入胡天”大雁南飞的方位，反衬自己北向而去的心境凄凉，可见，除了政治上不如意的解释，诗意是无法贯通的。
当然，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等描写平凉以北100多里之外的固原，说“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好像已经到了边地，但其实那是王昌龄沿用汉晋南北朝以来人们对陇右的习惯看法，作了艺术的悬想而已。如果诗人自己亲自来过陇右，看到这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繁荣景象，他就不会在他的《从军行》和《出塞》的系列诗篇中，如此描写陇右边地的凄清和荒凉了。所以，王维的“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
六
当时，王维走的路线并不是从西安到宝鸡，经过天水到兰州再到武威，而是从宝鸡北上平凉再北上固原就是历史上的萧关一带，继续北上折而向西，到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著名的风景点沙坡头，再从这里向西横穿沙漠，到达武威。
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走第一条路线，就只能在兰州看到黄河，并不能看到大漠，并且路途较第二条路线稍远。而如果走第二条路线，则在沙坡头风景点就可以看到黄河与大漠交相辉映的宏阔景象。因此，只有在这里，也只有他这个心情郁闷的天才的画家诗人，才能用点、线、面的立体组合，大笔勾画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风光。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想必开朗些了吧。更何况当时陇右节度使派来迎接他的骑兵也已经到达了。
七
但是，“萧关逢侯骑，都户在燕然”，却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都护在燕然”的“燕然”，出典于汉代著名的“燕然勒铭”。关于“燕然勒铭”，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
（永元元年）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稠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王奉奏贡献。
《后汉书·窦宪传》记载也与此同：
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北伐北匈奴。在杭爱山下，斩首数万，引起北匈奴西迁。当时，大史学家班固随军出征，为窦宪在燕然山作铭刻碑记功（燕然勒铭）。后来史家无不歌颂窦宪的卓越武功，无不洋溢着民族主义的豪迈精神。其实大错，实际情况是“燕然勒铭”是朝廷权贵为了满足个人政治私欲而对北匈奴发动的一场无辜残杀的战争。
八
据袁宏《后汉纪》所记：
宪性褊急，数自困，辅政之后，遂作威福，睚眦之怨无不报。（中略）时齐炀王子都乡侯畅奔章帝哀，上书未报，宪使客刺杀畅。后事发觉，宪惧诛，自请击匈奴，功以赎死。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都乡侯刘畅进京朝见天子，因为没有向窦宪上书打招呼，被窦宪派刺客刺杀。事发，定窦宪死罪。但是，窦太后庇护哥哥，派窦宪带兵30万北伐北匈奴，以恕其罪。
窦宪北击匈奴纯粹是为了个人免罪，窦太后庇护兄长，殃及无辜。匈奴当时侵犯边疆了吗？汉政府和北匈奴是敌对关系吗？历史的记载是否定的。当时南单于内附，北匈奴纳贡，两家关系是和好的。
九
中华作为大国，当“修仁行义”，使“夷狄慕德”。然而，窦氏外戚却只从一己私利出发，发动对北匈奴的战争，边疆民族的鲜血铺平了他们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
何况，游牧民族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在与汉廷和平的情况下，就基本上没有做防御措施。故窦宪斩杀数万其实杀的大都是普通百姓。故北匈奴西迁，其民族心情可想而知。
故燕然勒铭其实是对兄弟民族的背信弃义的残杀，不是中华帝国国力强盛、国威远扬的象征。
那么，“都护在燕然”，以讨伐吐蕃取得胜利的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比“燕然勒铭”的东汉外戚窦宪，显然充满了讽刺之意。
十
据《资治通鉴》卷214记：
初，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时吐蕃西击勃律，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人孙诲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诲偕往，审察事宜。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诲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700年以后的唐朝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率兵讨伐吐蕃，其故事再次重演。
十一
当时，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和吐蕃王朝和谈成功，吐蕃撤出了边界上的战守设施。唐玄宗下令崔希逸趁机进攻，崔希逸认为此举不义。唐玄宗派太监督战，逼崔希逸出兵。崔希逸只好兵进青海湖，斩首几千而还。
崔希逸和吐蕃讲和，唐玄宗背信弃义，强命崔希逸进攻，这场战争也是一次对周边民族的无辜残杀。汉唐王朝作为大国，却失信四夷。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夏四夷，言语不同，服饰各异，但自古一体，怎么能因一己之政治私利而随意威之以刑，加之以兵呢？
十二
因此，这场战争与燕然勒铭显然属于同一性质，是对兄弟民族的无故残杀。那么，王维的诗表达了怎样的感受呢？
在当时，唐玄宗下令崔希逸出兵，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王维作为张九龄的朋友，政治观点自然一致。所以，“都护在燕然”，以崔希逸比窦宪，显然是讽刺而不是歌颂。
这样，王维就承受双重痛苦，一是政治失意的痛苦，二是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的痛苦（对朝政和不义战争的反感）。
十三
故这首诗的主题就不可能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教材所言：“以英特豪逸之气融贯于出色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雄浑壮阔的诗境。那无尽的长河、广阔地平线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
此时此刻，恐怕诗中政治失意、政治压抑、政治孤独、政治苦闷和政治讽谕的成分，要比文字表面的意思深刻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