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用性
实用性是秦文化的重要特征，到战国中后期，这种实用性甚至发展为功利性。秦文化的实用性体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秦国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诗书礼乐是自西周以来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划分贵族平民的重要标尺，东方诸国无不以此津津乐道。对这些先进的文化，秦国有意学习效仿，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到春秋中期，秦国的文化已经达到很高成就，不逊色于中原国家。秦穆公曾做《秦誓》，后来被编选入《尚书》中，成为当时的典范之作。秦国的诗歌代表作《秦风》的艺术成就与其他国家诗歌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些都可以看出秦国主动积极吸收西周文化的成就。但是对于西周以来占绝对地位的宗法制度，秦国却并没有接受。当时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国内大族之间权力的争夺、倾扎，卿大夫家臣权力的日渐扩大，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棘手问题，鲁国、晋国、齐国等当时有影响的国家，问题尤为突出。这些社会矛盾，秦国国君自然清楚。因此，秦在建国后并没有重用世家大族。总观春秋战国，秦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一样握有重权的世族，导致秦国无世族。秦国在吸收东方文化时从实用的角度进行了扬弃。
秦国这种对其他文化中不同成分的取舍、吸收、扬弃，源于秦国一贯的指导思想，即讲求实用。从为周孝王在汧渭间养马的非子开始，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从而根据现实情况脚踏实地地奋斗，就成为了秦人的生存准则。秦国被周王以及其他诸侯国的逐步认可接受，建立邦交，乃至秦国领土的不断扩大，都来自于秦人面对现实的不懈努力。
秦国对人才的选择也体现了实用的原则。战国时期广泛招揽人才的国家比比皆是，最突出的是稷下学宫，高潮时达1000余人。从学术派别来看，稷下汇聚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主要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广招人才，到战国晚期秦都咸阳也形成了一个学术中心，在秦相吕不韦的组织下还编撰了一部汇聚各家思想、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吕氏春秋》。但是细细考察可以发现，秦之士人与东方士人还是有差别的。东方士人表现出较多的书卷气。齐之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多是就学术思想本身的争论，他们的理论很少贯彻到政治制度之中。秦国士人则明显地积极参与政治的具体运作，秦国重用的多是实用型人才，如纵横家、兵家、法家人物，为人熟知的纵横家人物张仪，兵家人物白起、王翦，法家人物商鞅、李斯等，这些人物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中都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虽然秦国士人大多数来自东方，但是他们一旦进入秦国，就会与政治紧密结合。或者说，秦国重用的都是能够直接用于政治生活的文人。这些客卿之所以能够接近秦王并且得到信任，大都靠事先经过精心揣摩的一段说辞或者一套使国家在短时期内由弱变强的可行性方略。若得到秦王首肯，他们就会将其方略付诸实施，客卿的加官进爵也与其对秦国政治的贡献直接关联。秦国士人与东方士人作用的不同，与秦国国君以及整个秦国社会对文人的选择、功利性期待有很大关系。那些不能够直接干预政治、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文人，在秦国是没有太大发展空间的。由此可见实用风习对秦国政治的影响。
秦国政治的实用性还表现在军事领域。在军事战略上，秦国既重视军事谋略，更重视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秦国的军事政策以计谋为主，以取胜为最终目的。秦穆公为达到征服西戎的目的，不惜采用美人计、离间计等手段一方面腐蚀戎王的斗志，另一方面离间戎王君臣关系，迫使由余投靠秦国，在由余的帮助下最终取得了霸西戎的伟大胜利。战国时期，秦国的谋略更是比比皆是，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被六国视作“虎狼之国”。这与其他国家既重视谋略，同时也强调战争的正义与否、仁义道德不同，如晋楚城濮之战前，晋国为求得道义上的主动权甘愿退避三舍，这样的事在秦国是见不到的。
秦人无论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还是在政策的制定，无不渗透着尚实用的一贯思想。出土器物也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从总体而言，秦器物具有朴素、简洁、明快、敦实的风格。在这里实用与艺术是统一的，但实用是第一性的，艺术则以实用为自己的前提。”这种思想同样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
以《秦风》为例。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诸国作品都有现实性倾向，《诗经》中各国诗歌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而《秦风》体现更加明显。《秦风》10首，《毛诗序》动辄以“美襄公”、“刺康公”论之，虽不免有附会的成分，但每首都由具体事件诱发而作，却是事实。《黄鸟》《渭阳》自不必多论；《驷》《无衣》反映打猎战争，与秦人生活密切相关；《车邻》《小戎》《晨风》《权舆》四首，或反映秦君生活片断，或招贤人，或没落贵族自伤，总之主人公都是有感而发。秦人关注的都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至于文人们的附庸风雅、风花雪月，一般不会进入秦人的视野，这造成了《秦风》题材、主题的现实性。
其他像《秦誓》《诅楚文》《为吏之道》和《商君书》无不是针对现实问题而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现实性最突出的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汇集各家，但并不是各家思想的杂编、杂凑，而是在汇集的基础上又从一定的指导思想出发作了综合。综合的原则就是是否有利于政治。《吕氏春秋》的编撰就是为即将统一的秦王朝制定治国方略的，在对各家思想的取舍上也是从这一宗旨出发。
（三）开拓性
前已说明，秦国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西周统治者之所以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国家政权的稳定，避免诸公子之间、叔侄之间为权力的争夺而造成宫廷内乱。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继承制度的确减少了许多因皇位之争而引发的政变。但是这种制度是把和平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的发展放在了第二位。发展离不开和平的环境，可二者毕竟有主次之别。秦国在君位继承方面是实行能者居之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政权交替之间的稳定放在了第二位，表现了秦人谋求发展、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
秦文化的开拓性还表现在对待国都问题上。秦国君主并不安于现状，而是锐意进取，积极开疆拓土，只要有利于收复、扩展领土，秦人当迁都则迁都，决不迟疑。秦自非子居犬丘，至孝公定都咸阳，共迁都6次。从秦人由西向东的迁都走向以及迁都的目的可以看出秦民族是一个具有不断开拓进取精神的民族。伴随着秦国都城的不断迁徙，秦国的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
最能够反映秦文化开拓性的是秦由偏居西隅进而能够相继灭亡六国，统一中国。战国后期，有实力统一全国的不只秦国，楚国也有相当的实力。战国时人就称“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历史的选择是秦国灭了楚国，统一了全国，这是秦国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秦人实现了其最初的目标。其实，秦人的这种开疆拓土的决心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显露无疑。秦穆公在戎人有余的帮助下，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的伟大胜利，但是统一西北并不是秦人的最终目标，秦人的目标是要向东扩张，进而统一全国。晋国是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因而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战争一直不断。到战国时期，秦人欲统一全国、开疆拓土的野心再次暴露。秦孝公刚刚即位，就向全国发出《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就是在看到《求贤令》后自魏国入秦的。商鞅变法，秦国迅速崛起，从此，秦国东进的势头一发不可收，后经过秦惠王、秦昭王、秦王政几代国君的努力，秦国终于灭了六国。战国时中原国家常常称秦国为“虎狼之国”，这是因为六国人因秦国的不断扩张而导致的畏惧、厌恶，而从反面对秦人形象的总结。事实上，虎狼之国也的确形象地说明了秦人这种不满足于现状、时时欲扩张、开拓的特点。
从总体说，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其他诸侯国相比，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较为成熟，秦国的政治制度甚至影响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如设县制、强调中央集权等。尤其是秦统一全国后的一些举措如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更是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秦国的政治制度影响了秦文化的总体特征。可以说，秦文化表现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文化。秦人选择的是一种实用性、功利性的文化，更重视富国强兵，对精神文化的发展重视不够。商鞅变法后，秦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更加突出，由功利性甚至演变为排他性。秦文化中缺乏学术精神与人文气息。这是秦国政治制度对秦文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