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他以自己亲历边塞的切身体会，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防问题，深刻揭示唐代边防政策的弊病，他的《燕歌行》一诗，就以政论的笔调表达了他对边塞战争的理性思考与分析：“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诗歌赞颂守边士卒的献身精神，同情他们久戍边塞、忍受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大胆揭露军中的苦乐不均、边将的骄奢淫逸和朝廷的用将不当。这首诗歌虽然是反映边塞战争的，但其重点并不在于揭示民族矛盾，而是深刻剖析造成战争失败的根源，将讽刺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在唐代其他诗人的笔下也有不少有关战争的哲理之思：“古人薄军旅，千载谨边关。”（王勃《陇西行十首》其九）“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高适《李云南征蛮诗》）“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六）“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李商隐《汉南书事》）这些高度概括的诗句，充分反映出唐代诗人思虑精深的战争思考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万姓厌干戈，三边尚未和。”（刘商《行营即事》）生逢内忧外患时代的中唐文人襟怀难展，偃蹇困顿，面对国势衰颓、烽火不息、飘摇动荡的时局，他们比初、盛唐的文人更多地感受到了沧桑之变，炎凉之苦，他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边疆的烽火硝烟，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勃发盛唐文人立功边塞的那份热情，虽然中唐也有不少文人士子涌向方镇幕府，但那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正如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言：“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多患的时代，敌强我弱的形势，使许多诗人在亲历边塞之后，更现实地把笔触转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上，转向戍边将士的痛苦和对边将腐败、朝廷昏庸的谴责上，这些边塞诗或曲或直，或自身或他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批判精神。“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颉利国，饮马胡芦河。毳布腥膻久，穹庐岁月多。雕巢城上宿，吹笛泪滂沱。”（皇甫冉《怨回纥歌》其一）这首反映唐与回纥矛盾的边塞诗，借被虏妇女的愁苦倾诉，谴责了朝廷的腐朽无能。晚唐的边疆烽火连绵，征战不休，人们越来越厌倦战争，诗人的反战呼声也越来越高：“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诗人以史为咏，在历史的对比中，表明自己的反战态度：当年秦始皇虽然筑起了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但最终难免亡国之祸，他根本无法与尧帝在三尺高台上迎来的太平盛世相比。诗歌借助史事否定了唐代帝王的穷兵尚武，肯定了以道德仁义治天下的主张。而有如此理性思考的诗人，在唐代还有不少，他们或由“千万人行无一回”的血腥事实，直斥朝廷的开边黩武：“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或从边卒的遭遇出发，揭露统治者“休明时”的谎言：“城上画角哀，即知兵心苦。试问左右人，无言泪如雨。何意休明时，终年事鼙鼓”（戎昱《塞下曲》）；或以战争中幸存者的哀伤，反映百姓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张乔《河湟旧卒》）；或由士兵与家人所蒙受的巨大痛苦来展现战争的罪恶：“夜战桑干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征衣”（许浑《塞下》）；或描绘战后骷髅遍野、日暮灰飞的阴森凄惨的景象，表达人们对战争的诅咒：“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望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二）这些极富理性色彩的诗歌，纷纷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否定了以鲜血生命和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发动的黩武战争，显现出唐代诗人成熟而理智的批判精神。
有史以来，战争就是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它以暴力的形式满足或实现了战争发动者的征服欲和占有欲。战争也常常被一些人当作晋升的阶梯与捷径，而这种热衷战争的事功追求，是以众多士兵的鲜血和性命为代价的，它严重违背了人的生存本性，因此当唐代诗人跳出具体的征战，理智地思考边塞战争时，更容易认清战争中立功封侯的杀人本质，进而从根本上否定血腥的争战：“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已亥岁二首》），“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于濆《陇头水》），“将军夸胆气，功在杀人多”（张乔《赠边将》），这些充满哲理深思的诗句，如果站在敌我争战的角度，指责将军的杀敌立功显然有悖情理，但如果站在人性的高度来思考，它的揭露和批判就是异常尖锐而深刻的。那些从士兵角度来否定征战立功的诗歌，更反映出唐代诗人的冷静与睿智：“武皇重征伐，战士轻生死。朝争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风吊枯骨，明月照荒垒。千载留长声，呜咽城南水。”（邵谒《战城南》）诗歌以枯骨、荒垒、悲风、咽水的凄惨景象，烘托出轻生争功的战士朝暮而亡的悲剧结局，从而否定了舍身征战、建立功勋的事功追求，这是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后，诗人的伤心与悲叹。
阅读唐代的边塞诗，最可贵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边塞诗人在理性的战争反思中已抛弃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认识到战争不仅给中原人民带来了不幸，而且同样将灾难降临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头上，双方的人民都是战争的受难者：“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古从军行》）“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王昌龄《宿灞上寄待御玙弟》）诗人们对饱受战争之苦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同情与关心，表现出他们反思战争时的冷静与理智、良心与公允，仅就这一点来看，这些诗人的思想境界就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晚唐诗人贯休的《胡无人行》便是能够代表唐代诗人这一思想高度的力作：“霍嫖姚，赵充国，天子将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烬胡帐幄。千里万里，唯留胡之空壳。边风萧萧，榆叶初落。杀气昼赤，枯骨夜哭。将军既立殊勋，遂有《胡无人曲》。我闻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无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来宾。亦何必令彼胡无人！”诗人坚决否定那些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杀戮之功，强烈批判战争中肆意杀戮的行为，明确提出帝王应以恩德治理天下，重视“八表来宾”的民族和睦，而不应当斩杀驱尽，造成北方胡地的空无人迹。贯休在《塞上曲二首》（其一）中，还有“单于右臂何须断，天子昭昭本如日”的诗句，诗人借汉武帝之旧事，反对唐代帝王对外族的用兵，强调皇帝应如太阳般光照四海，对外族同样应施以恩德仁爱。这些立足民族团结和睦高度来批判战争罪恶的诗歌，在古代边塞诗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民族和睦才能兴邦。唐代诗人站在历史与民族的高度，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反思战争、批判战争，无情鞭挞轻挑战争的最高统治者，强烈谴责冒进贪功的将帅，同情饱受战争苦难的各族人民，他们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完全符合各族人民渴盼和平安宁的共同愿望。唐代边塞诗人的这种清醒与理智，也是值得后人去认真思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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