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朝《韩诗外传》载，春秋时，魏国有个叫子质的大臣，他得势时，曾保荐过很多人。后来丢官只身跑到北方，见到一个叫简子的人。子质向简子发牢骚说：“我过去培养了许多人，但是，当我遇到困难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你看，我如今就落得孤身一人的地步。”简子听罢，劝慰子质说：“春天种了桃树和李树，到夏天可在树阴下纳凉，秋天还可以吃到可口的果实。可是，如果你春天种的是蒺（jí）藜（lí），到夏天不但不能利用它的叶子，而且还会长出刺来扎人。可见，培养人保荐人也要注意对象，君子培养人才，就像种树一样，应先选对好象，然后再培植啊！”
因此，后人就用“桃李”来比喻有培养前途的人，如今则用来泛指学生。
汉字究竟有多少？
汉字数量繁多，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不断地增加。统计一下各个时代汉字的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现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单字有4500多个，其中可以认识的为1700多个。
目前已知的金文中，单字有3500个左右，能够辨认的有2000多字。
东汉许慎所着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字书，收字9353个。
晋代吕忱撰《字林》，收12824字。
后魏阳承庆撰《字统》，收13734字。
南朝顾野玉撰《玉篇》，收16917字。
隋朝陆法言作《切韵》，收12158字。
宋代陈彭年等人的《大宋重修广韵》，收26194字。司马光撰《类篇》，收31391字。
明朝梅膺（yīnɡ）祚撰《字汇》，收33170字。宋濂（lián）等撰《洪武正韵》，收32025字。张自烈撰《正字通》，收33000余字。
清朝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收47035字。
1915年出版徐元诘等人所编《中华大字典》，收48000余字。
解放后列为我国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的《汉语大字典》共收古今楷书汉字5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一部字典。
药罐里的伟大发现是怎么回事？
殷墟文物的发现是近代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伟大的发现却在一个小小的药罐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官)王懿荣生病。在他服的药中，常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一天，王懿荣正在煨（ｗēi）药，当他拿起一片“龙骨”正要放入罐中，突然发现上面刻有类似篆文的东西，大为惊异。于是他赶至药铺，把“龙骨”都收购了。
王是一位金石家，精通钟鼎、籀、篆。经过对“龙骨”上的符号反复研究之后，他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字。
国子监祭酒收购“龙骨”之事一传开，更是八方进献。王因此而收集“龙骨”成千，可惜他来不及整理就去世了。他死后，不肖子孙大概认为这么多的“龙骨”几辈子都吃不完，就转卖给了刘鹗（è）(《老残游记》作者)。
刘鹗如获至宝，他选了1000片，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本着录甲骨文的着作。3000年前的最古老的象形字得以面世，哄动了中外。
可惜刘鹗也没能够探本求源。1910年，学者罗振玉几经周折，终于寻访到了“龙骨”的起源地——河南安阳小屯。
小屯考古发掘之后，出土文物之丰，令人瞠目。原来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国都。现在在安阳已建立了宏大的殷墟文物陈列馆，展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
文字起源之谜是什么？
文字已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但文字的起源，并不是一个能轻易下结论的问题。
被古文字学家确认的最古老的图画文字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在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一块几英寸见方的大理石碑上，两面12个左右的图画清晰地表明这里记载一个重大事件。在图画文字之后，出现了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画谜文字”，绝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文字形式出现在公元前1800年的两河流域地区。音节文字很可能是字母文字最终形成前的一个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文字有：公元前3100年的苏美尔文字、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埃及文字、公元前2200年的原始印度文字、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线形文字公元前1500年的赫梯文字、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甲骨文字。字母文字是文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标志着文字规范化的到来。有些学者认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使用闪米特语的人，采用了埃及的词汇符号并且使用了词汇的第一个发音而发展了包括某些确定的元音在内的字母文字。但美国学者格尔帕（pà）却认为，第一个能被公正地称之为字母文字的是希腊语，希腊语充分地接受了闪米特语的音阶表，发展了元音制度，首创元音与辅音的结合，第一次创造了完备的字母文字体制，是公元前9世纪。而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早在公元前1800年，这一伟大创造就已完成了。
关于文字的起源时间、地区、形式等总有许多难于确定的争论，很难理出一个整齐化一的发展阶段。
汉字横行书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古人写文章都是直行从右往左书写，是什么时候开始改为横行从左往右书写的呢？
原来，古人书写材料一开始多为木简、竹简，书写工具多为毛笔。木简、竹简狭而长，竖写起来方便，用毛笔写字，也是从上往下方便，再加之汉字是方块字，所以形成了直行从上往下，从右往左的定势，虽然后来发明了纸张，但是“积习难改”，书写顺序依然不变。
时至清朝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文化，提倡汉字改革，提倡拼音文字，致力改变传统的书写方式，改用横行从左往右的书写方式。1909年，我国出现第一本“横排本”书籍——《音韵记号》，其作者为刘世思。
普通话是怎样形成的？
古时候，人们说话各用乡音，南腔北调，不便于思想交流。元、明、清时代，北京话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人们的交际，北京话也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当时，这种北京话主要用于官场交际，所以又称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就曾命令官吏“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雍（yōnɡ）正的目的，自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客观上也有助于“官话”的进一步推广。事实上，这种“官话”不仅在官吏之间通用，也逐渐为各地的老百姓所接受和使用。
当时的文人，一方面用脱离口语的文言写作，一方面也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写作，《水浒传》、《红楼梦》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白话文学的语言基本上属于北方话，因此对北方话的推广也有促进作用。
晚清时候，一些文人致力于“官话”推广、普及工作，其中尤以王照的贡献为大。王照经过认真的考察研究，终于得出了“北至黑龙江，西至陇，西南至滇，南至江，东至海，纵横万里”“皆与京话略同”的结论。他提议“取京话”为“官话”，作为公用话。他还仿照日本文字的“假名”，截取汉字结构中的一部分作为字母符号，创“官话合声字母”50个(即“京音字母”)，为我国汉语注音字母的发展奠（diàn）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书面语方面，“白话”逐渐代替了“文言”；口语方面，在历史上流行的“官话”基础上，开展了所谓的“国语”运动，把北京话定为标准的“国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加以推广。
不过，早期的官话和后来的国语，除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外，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范标准。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才提出明确要求，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只有符合这个要求，才是规范化的普通话。
江永女书之谜是什么？
在湖南省江永地区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种特殊文字，因其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故被称作女书。关于女书的来历，当地人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江永的一位美女被选进皇宫做妃（fēi）子，在宫中孤独寂寞，想给家乡亲人写封信诉说心中的痛苦，但怕被别人发现，就自创了一种文字，需斜着识读，用家乡的土话写成。
江永女书到底是什么样呢80年代初，几位语言工作者到江永地区实地考察搜集，使女书的面目呈现于世人。江永女书确是一种只在当地妇女中流传使用的文字，其文字结构有的近似甲骨文和篆文，有的则与现代楷书相通。书写方式是用笔毛蘸墨将字写在纸上、布上或扇面上，自上而下，从右向左，字型倾斜，呈菱形，记录的是江永方言，属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音节表示一组同音不同意的词语，以记录妇女苦难经历为主，由于当地妇女相信有阴间，因此许多妇女死时都以自己的女书作品焚化殉葬，以便在阴间续写续读，这就使女书不断亡佚，濒（bīn）于失传。
江永女书到底属于哪一个民族的文字，是人们争议的核心。
有人认为，女书是与汉字一样古老的原始文字，是长江流域以南的民族中早就存在的，江永地区历史上是“南蛮”、“英瑶”、“民瑶”活跃的地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但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字却可能保留了下来，后来又不断吸收发展，形成了江永女书这类文字。
另有人认为。江永女书不是少数民族文字，而是一种汉文，但和通用的汉文又有区别，它不是通用汉字的变体，更不是单由妇女创造专用的，而是直接从汉语文字发展演变而成，是具有独立体系的一种字支系的遗留。
还有意见认为，女书是借用和参照汉字形体建立的一种独立方言文字。
千年仙字之谜是什么？
在福建省南部的华安县境内，九龙江支流的汰溪入江处的石崖上，散布着五处依稀可辨、约有20来个奇异的摩崖石刻文字，这是我国南方迄今唯一可见的古代石刻象形文字。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多少饱（bǎo）学之士路经此地，却无人能参破字的含义，因此被奉为仙字而名闻四方。最早记载这一古迹的是《太平广记》中的唐书《宣室志》，称这一摩崖石刻系雷劈成字，唐代韩愈曾识得此文。
1957年，福建省文管会派人为仙字潭的文字逐一拓片照相纪录，并发表考察报告认为，这些所谓的仙字其实都是凿刻在崖壁上的象形文字，字体大的长70余厘米，宽20余厘米，小的长10余厘米，宽仅几厘米，都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古朴的象形表意形态，其形状有的像挥动双手的斗士，有的像鼓腹挺立的女性，有的像原始野蛮的猎手，有的像引颈待诛的俘虏。
那么这些仙字究竟是由谁在什么时候创造的呢？这些字的含义是什么呢？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字产生于春秋时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更早到商代，字的作者有人认定为泰伯奔吴以后的吴人作品，有人则认定应是福建南部地区古代早期土着居民越人留下的历史痕迹。这些字所记述的内容则是千百年来许多人深研而又不得其祥的千古之谜。
1959年，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对仙字潭的文字进行全面考察后认为，这些文字是记述春秋时期吴部落的酋长战胜夷、越、蕃三个敌对部落后的记功石刻；1979年又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在经过认真全面的考察后提出，这些文字反映了商代西周初南方百越民族中的革柄（bǐnɡ）支系或都落之间相互征伐斗争的历史，5处石刻大致表示一个部落酋长从率众出征前杀俘虏祭神，到率众出征，斩敌获胜的全过程。
谁能揭开“红崖碑”的文字之谜？
在贵州省关岭县境内，有一座红色岩石构成的石山，名为“晒甲山”。它位于县城东25千米处的滇黔（qián）公路旁，着名的古迹“红崖碑”就在这座山上。
“红崖碑”不同于普通的古碑，它实际上是一块距地面30多米高、长达100多米的天然崖壁。这种非人工制造的硕大碑体本身就是一绝。“红崖碑”的碑文在这块巨大碑体的右上方。在宽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数十个奇形怪状的古文字。这些文字大小不一，排列也不整齐，既不是篆（zhuàn）书也不是隶书，没有人能认识。今人能看懂的只有当中的一个草书的“虎”字，而这个字却是清朝人后来加上去的。
关于这些文字，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有人认为，“红崖碑”是古夜郎文化的遗存；明清时代的学者多认为它是诸葛亮南征时留下来的文字。到今天为止，“红崖碑”的奥秘还不能被彻底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