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
纵观翻译史及翻译作品史，我们发现在不同时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翻译作品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由于文本类型不同，目标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也有差异，因而译作的标准概念也常常不同。根据流行的翻译概念，有些读者会期望译文能确切地传递作者的看法，在其他一些文化中，也有读者会认为译文应该是对原文形式特征的忠实复制，另外更有一些对仿古式的译文称许有嘉，又或者欣赏那些虽然不忠实却流畅易懂的译文。译者必须考虑到这种种的期望，当然也并非一定要按照读者的期望去做，但是在道德责任上，译者是不能欺骗读者的。
诺德（Nord）把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是为了解决在激进功能主义理论中有关原文作者与译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忠诚（loyalty）指的是的语目的必须与原作者的意图一致（loyalty means that target text purpose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original author’s intention）。也就是说，译者既要对读者负责，也必须尊重原文作者，协调译文目的和作者意图，同时，诺德还强调忠诚原则不等同于对等论中的“忠实”（fidelity），因为忠实仅仅指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忠诚是个人际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功能和忠诚是诺德的独特的翻译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她的思想。
在这个一般性的模式中，忠诚是一个空位，由每个特定的翻译任务所涉及的文化及其所奉行的翻译理念来实现。例如，如果目标语文化一般认为译文应是对原文的直译复制，译者就不能够毫无理由地意译。协调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译者的责任，而这种协调绝不是把某种文化理念强加于另一种文化群体。
一般说来，作者很少是精通翻译的，因而往往坚持要译文忠实于原文的表层结构。只有当他们信任译者的忠诚时，才会同意在翻译中对原文作必要的改动和调整。而这种信心又会加强译者的社会威望，使其成为一个负责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这样，忠诚就意味着译文的目的要符合原文作者的意图。如果信息发送者的意图能在原文应用的交际情境中明显表现出来，例如使用说明或商业广告等，那问题就不大。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把一些“常规”意图和特定的文本类型联系起来。而在其他情况下，对诸如作者、时空、媒介等语外因素的分析也有助于了解信息发送者的意图。但是要推导出信息发送者的意图有时候也很困难，原因是缺乏关于原文语境的具体信息（如翻译古文时），或者原文语境与译文语境相差甚远，无法在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遇到这种情况，文献型翻译法可能就是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有时候，透彻地分析原文中的文内功能标记也有助于译者找出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
因此，忠诚原则为功能途径增加了两个重要的特质。该原则要求译者考虑到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两种文化及其特有的翻译理念之差异，从而把目的论变成一种反普遍性的模式；另外，忠诚原则引导译者推知并尊重信息发送者的交际意图，从而减弱了“激进”功能主义的规定性。功能加忠诚，尽管有时两者看似互相矛盾，但这两个原则的结合尤为重要。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忠诚原则限制了某一原文的译文功能范围，增加了译者与读者之间对翻译任务的商议。
在这个功能加忠诚的理论框架中，只有当信息发送者的意图不仅仅指向源语文化中的接受者而且也可以转为指向目标语文化受众时，才能选用工具型翻译法。如果不是出版商把商业因素放在第一位考虑，欧内斯特·卡丹奴那本书的翻译本来可以采用工具型翻译。不然的话，也应该在翻译的时候表现其纪实功能，告诉读者关于原文的背景，或是添加几行介绍性的文字，译语读者就会明白他们读的是翻译作品。
另外，即使原作者希望保持原文的结构，忠诚原则还是会调整或改写某些翻译单位。
忠诚原则兼顾了三方的合理利益：发起人（需要某种形式的翻译作品）、译文接受者（期待原文和译文之间有特定的联系）以及原文作者（有权要求尊重其意向，同时期望原文与译文之间有特定的联系）。如果这三个伙伴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译者在必要时要介入协调，寻求各方的共识。
2.2.6纽马克的文本类型说
彼得·纽马克是英国萨里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教学。纽马克在分析和总结各家各派的翻译思想的基础上，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的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的代表作有《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翻译教程》（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1988）、《翻译论》（About Transla-tion，1991）和《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1993）。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纽马克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当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或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他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即：
The main functions of language are expressive（the subjective or ‘I’form），the deive or informative（the ‘it’form）and the vocative or directive or persuasive（the ‘you’），the minor functions being the phatic，the metalingual and the aesthetic.All texts have aspects of the expressive，the informative and the vocative function.
在表达型文本中，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自传和散文等，其核心思想是表情达意。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视为同等重要。这样的文本强调原作者的权威，不会去考虑读者的反应。典型的表达功能型文本指：①严肃的文学作品，如抒情诗，长篇小说和戏剧等；②权威性言论，如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各种文件、法律法规文献，以及科学、哲学方面的学术着作；③一些文学作品，如信件、自传和散文等。表达型文本的核心成分是作者的思想，其在文本中的地位是神圣的，因而作者的“个性成分构成了‘表达型文本’的‘表达’要素”（The personal components constitute the ‘expressive’ element of an expressive text），形成了表现作者个人语言风格的“个人习语”（idiolect），所谓“文如其人”。即“尽可能地使用贴近原语的语义、句法结构将原文语境意义准确表达出来”（… attempts to render，as closely a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llow，the exact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以彰显文本“个性”（personal components），使译文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接近原文形式，突出文本的“表达”性要素特征。
信息型文本包括非文学作品、教科书、学术论文和报纸杂志文章等。文本强调的是“真实性”和语言外部的现实，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从翻译的目的看，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可以涵盖任何知识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商业、工业、经济等，其表达形式包括教材、技术报告、报纸杂志文章，会议记录等。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教科书、学术论文、报纸杂志文章如果属于权威性言论，也可以是表达功能型文体类型。这种文本的核心是“真实性”，而作者在文本中只是处于一种“匿名”的地位，对这类文本的翻译应该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因而他建议采用“交际翻译”的手法，意在让译文读者获取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的效果（attempts to produce on its readers an effect as possible to that obtained on the readers of the original.- Newmark，1982：39），突出信息传达的准确与真实。译者在语言应用上，可以不以原作为标准，而以读者的语言层次为标准，力求通顺易懂，必要时还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正。与信息型文本相比，译者有更大的自由度。
呼唤型文本包括产品的说明书、通知、指示、宣传广告等，以强调读者为中心。由于其文本的“核心”是“读者层”，因而文本“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since the status of their authors is not important），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以“唤起”他们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按文本预想的方式做出反应”（react in the way intended by the text.- Newmark，1998：41）。因此，为感染受众，实现此类文本的“呼唤”功能，译者必须顺从译文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心理感受，尽量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表达形式，去获取译文预期的效果，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会对原文采用“阐释”（explanation）而不是“复制”（reproduction）的方法。在具体的操作中，译者有权对文本做“逻辑上的改进”（to correct or improve the logic），有权用“讲究的”（elegant）结构去替换“笨拙的”（clumsy）句法结构，有权摈弃语言表达中任何“任性的”（wayward）、“含糊晦涩”（obscurities）、“歧义”（ambiguity）以及“同义反复”（tautology）等现象，有权更改文本“个人言语方式上的怪癖”（bizarreries of idiolext），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可重组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地道流畅，明白易懂，加强译文的可读性（Newmark，1982：42）。
纽马克的这一文本功能分类（text typology）既简洁明确又易于操作，不仅可用于指导文学翻译，更重要的是，对应用翻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与大多应用翻译体裁的文本功能不谋而合。针对他划分的上述三类文本，纽马克明确指出：“‘语义翻译’用于‘表达型文本’，‘交际翻译法’用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Semantic translation is used for ‘expressive’ texts，communicative for ‘informative’and ‘vocative’ texts.- Newmark，1998：47）。而这两种译法的差异在于，前者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接近原文，后者则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在翻译这类文本时遵循的是“读者第一”的原则。呼唤型文本的语言特别强调可读性，讲究通俗易懂。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收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