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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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历史文化研究(1)

再释“仁之方”

杨普罗

有关仁之方的问题,孔子多次讲到,只不过在字面上明确使用“仁之方”这三个字,却仅有一次,见《论语·雍也》最后一章,是在与子贡谈仁时讲的,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为便讨论,现将这段话全文抄录如下: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历来对这段话的理解在具体的表述上虽有些差异,但大意上却没有什么不同,其说可以杨伯峻先生在其着《论语译注》中的译文为代表,现也抄录如下以便讨论:

子贡道:“假若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吧?”

孔子道:“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仁是什么呢?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

对孔子原话所作的上述解说,就基本意思而言,以“夫仁者”为界,以上部分,笔者大体赞成;以下部分,笔者以为不妥;从上下文通盘考虑,感到必须重作解说。为此,早在8年前,笔者即在《西北大学学报》上撰文提出了自己的说法。对自己多年前的说法,至今依然坚持并无动摇,现在之所以旧话重提乃是因为:第一,问题本身似乎并未引起孔子研究者应有的重视;第二,虽是断断续续却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反复学习与思考,自己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也有进展,看法更趋明朗成熟,有可能对己说加以补充完善。

对孔子与子贡师生的这段对话,历来的基本理解是,子贡视仁过高以至误入圣域,不切实际难以做到,因此孔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条比较可行的为仁的方法途径以开导之。应该说,如此理解文意是不错的。问题是,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解作自己要“立”要“达”,同时也要“使人立”、“使人达”,或更通俗直白地说成“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要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如果孔子原意真是如此,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切实可行、就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更易做到而不是同样失之过高呢?且不论此处的“立”与“达”是不是可以如此解,也不论孔子时代的普通之士究竟怎样才能做到“立”与“达”,这里只想就上列说法依常识说几句常理。无论古今中外,对相对自由的人提出要能自立于世,这要求不为过,但要求其同时也能使别人独立生存、站得住,这就不简单了,然也非做不到;可是,要人做到“事事行得通”,这就不知有几人能至此,而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这比“尧舜其犹病诸”的“博施济众”究竟实际可行在哪里?也许只有上天上帝能臻此境,而子贡乃不过一俗士,毛病不少,不仅好“方人”,还连“我不欲人加诸我也,我也不欲加诸人”都做不到,孔子怎么可能对其发出如此高不可及的仁论呢?尤其是在子贡已经犯了视仁过高的毛病的情形下,孔子明明是要纠正之,而如此讲其针对性又如何呢?因此,不能不叫人怀疑现有说解恐怕严重背离了孔子原意。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从大的方面讲,现有说解对“夫仁者”至“仁之方也已”这一段的文意语势的把握不当、有脱节;从具体问题看,对“立”与“达”及“立人”与“达人”及“能近取譬”等几处字词句的理解有误;另外,将“夫仁者”之后的两句话直接当作在讲仁的含义,这恐怕是所有释者的共同误解。下面先从具体问题入手来分析。

先说“立”与“达”。将“立”与“达”分别说成是站得住或独立生存与事事行得通,抽象地讲并非不可,但问题是孔子时代的士,怎么才能独立生存,如何才能做到事事行得通,对此,说者无解。而弄清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对“立”与“达”的了解更具体确切,也大有助于对孔子整段话的原意的理解。孔子时,“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赐田制已不能为继,贵族下层的士多已处于贫困之地;而平民之士的状况则更加窘迫。在此情形下,士能不依赖家庭族人而自立于世、通行于世,最现实可行的路只有一条:入仕,或仕于大夫之家、或仕于诸侯之国,尤其对有心从政淑世成为君子儒的士来说更是如此。入仕,不仅可以解决自立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也是施展才华抱负的最佳场所。当时兴起的谷禄制,正是这一时势的产物。国君、大夫需要士为己驱使,士则要由此讨得生计。当然,有志者也要借此达成志愿。此种状况,《论语》、《孟子》等先秦文献的大量记载早已为大家熟知。

“立”,无疑有独立志向、人格之义,然最基本的则是首先要能独立生存。没饭吃,什么样的立都无从谈起。所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就连孔子也是“三月无君则吊”。这些都讲的是那个时代士要想独立生存就不能不入仕的真实情形。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士到孔子门下求学,也是因为孔子所教的正是入仕为官的学问,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说的就是此情。了解这一背景,再来看“立”与“达”,就不至隔膜了。

如果说“立”可以解作“站得住”或独立生存,那么这个“立”更多的是与“礼”与“位”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就是“立于位”,即在邦家有一份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位。事实上,《论语》“立”字26见,除如今日站立之立及个别较抽象者外,余皆作“立于礼”、“立于位”之义,而立于礼实与立于位密切相关。如“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束带立于朝”、“不知礼,无以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揖所与立”、“立之斯立”、“朝服而立于阼阶”、“民无信不立”、“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皆可证。此处“己欲立”之“立”也当作“立于位”解。至于“达”则可以肯定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也即“达则兼善天下”之达,也与官位直接关连。此义甚明,不举例。

次说“立人”与“达人”。将其说成“使人立”、“使人达”,这是把“立”与“达”作使动用法解了。要指出的是,在《论语》、《左传》、《孟子》等先秦文献中,“达”字无此用法,这恐怕应属无据臆解了。至于“立”字作使动用法,尽管《论语》仅《子张》中一见,即“夫子之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但先秦其他文献确不乏此种用法之例。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凡能“立”他人者必比被“立”者地位高。《卫灵公》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位)也”,就透出此中消息。另如《左传·桓公二年》只“诸侯立家”,《孟子·离娄下》之“汤执中,立贤无方”,皆是如此。而“己欲立而立人”则不好简单就此“立人”之“立”也作使动用法讲。因为自己还仅仅处于“欲立”而非“己立”状态,又有什么条件与能力去“使人立”?硬要作使动用法,则不免出现前已揭示的窒碍不通之病。

再如“能近取譬”。关于此句,有两种习说,但都不足取。一如前引杨伯峻先生所解:“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如果从紧扣字义讲,此说相当不错,不仅平实且也能通。问题是抽象笼统了。“眼下的事实是指什么,不明确,又怎么”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另一种说法是,以己为喻、推己及人。此说似乎比前说从者更众,不过其说非但无据且根本不通。将“近”说成己身以至己心,这在《论语》中找不到证据。《论语》“近”字11见,其义项可概括为四:空间距离远近之近、时间先后之后、亲疏之亲、品行义理近似之近。要之,无作“己身”“己心”者。此种用法,先秦有关文献也同《论语》。《论语》“譬”字凡7见,与先秦其他文献一样,均作比如、比方讲,为比喻义,而作为比喻者都有形象具体、浅显易懂、为人熟知且为外在之物的共同特征,以便说明某种比较深奥或不便明说的事理,达到以此喻彼的目的。比喻之法如此,古今皆然,怎么能将“己心”“己欲”这个内在之念为喻、尤其竟自己给自己取喻呢?犯如此大忌,它是文质彬彬的孔夫子干得出的吗?

之所以在几处关键的字词句的理解上出现不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乎所有释者都不加思索地将“己欲……而达人”径直认作是孔子在讲什么是“仁”本身了,这恐怕是没有细细体会孔子讲话时的语气与表达方式。其实,以“夫仁者”起首引出后面的话,这在语气上有略加停顿、稍加思考的意味的,而接着说出的话意则有微妙的转折而不是直言的。这种表达方式,与《颜渊》中的“夫达也者”、“夫闻也者”起首引出的话在句法上是不同的,尽管其区别往往为人不察。“夫仁者”,是循循善诱以举例、比方等口气方式带出最后要作的结论;“夫达也者”则以直截了当的口气作肯定的释义。这只要将两种句法各自表达的内容加以比较揣摩,就不难看出其间的差异。同时,也只有这样理解,“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者也”一句才不致显得凸兀脱节以至不知何所指,整段话的文意文气也才自然贯通。

在分析了现有说解何以不足信从之后,再来正面提出本文的解释,这样也便于大家比较批评。

从“夫仁者”到“仁之方也已”,在我看来,都是在讲行仁的方法,不能分作两截,以为一在说仁之含义,一在说为仁的方法。为便大家体会揣摩,现也试作口语话的今译如下:

(说到为)仁嘛,(一个人)自己要想立,就要像已立之人那样做;自己想要达,也要像已达之人那样做。能够(像这样)就近以立人达人为榜样(学着)去做,也就可以说是为仁的方法了。

这样理解与习说大不同,那么是否有理据呢?下面从孔子的相关言论、本段字词句及整篇文意把握三个方面与层次分别作出论证。

除此处所言《雍也》中谈到“仁之方”外,《卫灵公》也记有一次子贡问为仁的事,原文如下:

子贡问为仁。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请注意,子贡在这里问的是如何为仁,也即为仁的方法,孔子则明确答以要以“贤者”、“仁者”为榜样来学为仁,这与《雍也》中子贡与孔子的那番对话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仅仅是,子贡先举了一种情形问那样做是不是仁,孔子在否定之后便告诉子贡应该如何为仁,只不过“立人”“达人”在这换了“贤者”“仁者”而已,整个对话氛围句法几乎完全一样。这是笔者所以对《雍也》“仁之方”作出上述解释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其实,强调为仁或成为仁人要向人学习的思想,在孔子言谈中比比皆是,真可谓一以贯之了。仅举几例,《公冶长》有“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而》孔子论君子“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正因为“能近取譬”向人学习的为仁之方如此重要,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居处交友都要有所选择。

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无友不如己者”,“以友辅仁”,说的是要成为贤者、仁者、有大抱负者,就不能不向贤于己者学习,有了榜样,实践才不致走弯路。再回到《雍也》孔子原话来看。我将“立人”“达人”作为名词而非动宾结构,坦率地讲,《论语》中确实找不到第二例如此用法,先秦相关文献中也不易找到“立人”为名词的例证。但除了上下文及孔子相关言论可以支持此解外,也并非全然无据。同样,释“而”作“如”并引申为“像……一样”,《论语》也不易找到第二例,但也非无旁证。《诗·小雅·都人士》有“彼都人士,垂带而厉”,郑玄谓:“而,亦如也”。

《易·明夷》有“用晦而明”,虞翻谓:“而,如也”。可见“而”作“如”解乃是常训。“譬”作比喻、比方解这没有疑问,问题是此句中究以何为喻,联系上下文我以为是以“立人”、“达人”为喻进一步坐实为以“立人”、“达人”为榜样,这可能会引起争议。其实,先秦文献如此用法者也并不罕见。《诗·大雅·抑》“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句法与“能近取譬”并无大异,只是一则将作为“譬”者放在前面,一则放在后面。这句是要周王以天为榜样,行为有常,当然同时也是以天为喻。又如《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虽无“譬”字,句法词义却并无二致,只不过是以夏为反面教员罢了。

最后,从整篇文意看。子贡由于吃不准怎样做才是仁,于是先举出一种情形问孔子,孔子以为如此视仁未免过高,事实上“以仁为己任”的士也做不到,但孔子并没有抽象地讲什么是仁,而是很形象具体地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而又永无止境的为仁的方法途径以启发弟子。需要指出的是,在整部《论语》里,孔子从未明确地从仁是什么的角度对仁做一般抽象的概念定义,而总是就具体问题从怎样做才是仁的角度讲仁,这是孔子仁论极可注意的特色。了解这一点,对把握本段文意乃至整个孔子仁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原载《学术研究》2002年11期)

杨普罗:男,1960年生,中山大学博士生。现为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