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的茶马法与缉私法
魏晓欣
一、茶马法的前身
北宋初年，宋政府在河东、陕西、川陕三路设置机构，市买少数民族的马。《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军三郡以市蕃荑之马”。宋太宗雍熙、端拱时，“市马之处，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开始用铜钱买马，后因“戎人得钱，销铸为器”，在军事上，对宋廷不利；且铜钱大量流向少数民族，易导致钱荒；同时铜钱外流，对国家财政也是一大负担。于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真宗、仁宗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幕人入中刍粟”，“以茶赏之”。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薛向上书：“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赏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马，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引至歧雍换盐银入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商人将茶叶等商品运到西北供朝廷买马，则可从朝廷手中获得食盐、白银。四川茶叶开始正式用于陕西买马，不过，此时仍以绢马贸易为主。
二、茶马法的具体实施情况
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开始对熙河用兵，为解决军需问题，朝廷开始变更川峡茶叶政策，“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着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对此，《宋会要辑稿》曰：“（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十一日，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公事，太学中舍李杞，三司勾当公事蒲宗闵，并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赐对，遣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蜀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令官买官卖，置提举司以专榷收之政。”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熙宁七年，始建（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入蜀，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可见，茶马法开始于熙宁七年。
李杞、蒲宗闵入川后，开始执行榷茶政策，于“诸州创设官场”。
（一）茶马法的管理机构
在中央为榷货务，榷货务是主管全国盐茶贸易的机关，地方则为茶马司。自神宗年间始，四川就成立了“成都府等路茶马监牧司”，南宋时，则设四川茶马司。陕西方面，起初设“提举买马司”，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采纳了郭茂恂的建议，即“茶司（都大提举茶场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从此，二司合一，称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南宋时，则设秦州茶马司。茶马司主管茶马法，具体事宜由其下属机构买、卖茶场与买马场负责。
1.买茶场
四川在产茶州县设置买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设“蜀道茶场四十一”。买茶场由茶马司领导，“诸买卖茶州军，知州、通判兼提举，经略使所在，通判兼提举、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地方长官有监督的责任，各买茶场并设有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事宜，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茶园户的茶叶，如苏辙在《栾城集》里所记“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损又半”，“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
2.卖茶场和买马场
宋政府在熙、秦地区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陕西卖茶场为三百三十二”。熙宁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后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甘肃环县）、永宁寨（甘肃甘谷境）等场”。南宋时，买马场主要设在秦州的岩昌寨和阶州的峰贴峡。
卖茶场和买马场具体负责把从四川运来的茶叶出卖，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
（二）茶马贸易的流程
由四川买茶场收购的茶叶必须运到陕西和熙河卖茶场，才能易马。川茶的运输有两种，一是由商人贩运（如前面通商法中所述，此从略），二是由官府组织人员运输。“凡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以方便运输，水运则置“百料船三十只，差操舟士兵六十人，军大将一人管押”。朝廷又设运茶递铺，起初用士兵，后来雇人运茶，“水陆般茶盐所过州县，并推排脚户，置簿籍定姓名，准备随时价和雇，如有损失毁败，全数备偿”，因“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结果“有洋州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运茶使百姓痛苦不堪，同时“般运不逮，糜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茶叶若搬运不及时，就会白白地浪费掉，当然易马就会受到影响。
元丰七年（1084年），陆师闵上言：“应系般茶大路并设置车子递铺。臣昨来已行计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军三处稍有次序”，朝廷也重视川茶的运输，因此于元佑元年（1086年）特派黄廉入川峡，黄廉“既至，得知马为利，运茶为害。及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朝廷准旨，于是“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增加递铺后，士兵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危险依然存在，“茶递一人，般茶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还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
朝廷深知茶叶的运输与战马的获得休戚相关，因此，不断完善对川茶运输工作的管理，政和四年（1114年），地方官吏上书：“臣今相度欲乞应兴元府至永兴军一带，减下旧额茶铺兵士七百人，并令榷茶司措置于洋州至兴元府西县添置茶铺，各请兵级人数外，将其余数分添入长举县乾渠铺至秦州赤谷铺，并依茶司自来例施行。”川陕沿线的地方官吏则因地制宜，根据地形的险恶，于危险处增加递铺与兵士，缩短兵士运茶的距离，减小危险系数，利于茶叶的运输，当然也利于战马的获得。
（三）茶马互换的运作情况
茶与马的互换办法，一般为一驮茶换一匹马，这里的“茶”主要为博马茶，卖茶场所卖的茶叶分为两种，即博马茶与杂卖茶。杂卖茶可由吐蕃商人和当地居民用现钱和货物购买，一般名山茶专用博马，必须“候年额足数，方许杂卖”，因为“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阙”，如果把名山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结果会“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有害马政”，严重影响战马的购买。同时，政府还利用价格因素来促进战马的获得，特规定博马茶的市价低于杂卖茶的价格。
茶与马市价的计算，要依茶的优劣，马的骏驽而定，“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余数以银、紬绢及见钱贴支。内银、紬绢并依逐处在市见卖实价纽折，不得有亏官私。其见钱仍计每匹价值，不得过十分之一。如不愿请银绢等，只愿以余数算请零茶，亦从其便。如马价少茶价高，即许贴钱请茶，或合并就整请领，或据钱数算请零茶”。茶与马的比价也受供求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北宋神宗后，马源充足，致使马贱茶贵。崇宁年间，马价开始上升，一般的马需茶一百斤左右，良马则需二百斤以上，“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二百五十斤，中等者二百二十斤，下等者二百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一百七十六斤、一百六十九斤、一百六十四斤、一百五十四斤、一百四十九斤、一百三十二斤”。“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今陕西未归版图，西和一郡，岁市马二千匹尔，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其价已十倍于从前，甚至“岩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其价十驮茶”。
不过，从整体来看，茶马比价基本保持稳定，即“一驮茶易一上驷”，还是符合价值规律的。
三、茶马法的作用
（一）军事上，保证了战马与经费的获得
“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表明以茶易马可为国家提供一些财政、军事费用。熙宁七年，实施茶马法后，从四川运到熙秦地区的一部分杂卖茶，就用于籴买粮草和其他经费上。南宋时，朝廷还规定了军费的定额，如绍兴年间“岁拨共一百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淳熙十一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准”。当然，川茶若要移作他用，须候博马数足。
北宋时，四川以茶易马每年在二万匹左右，南宋高宗时，每年二万匹以上，孝宗到宁宗嘉泰末年（1163～1204年），每年为一万至一万二千匹左右。可见，若没有雄厚的茶利为基础，战马与经费的获得就没那么容易了。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写的一句诗，形象地说明了川茶与战马的关系“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二）政治上，羁縻了少数民族，使政局稳定
四川周边有许多少数民族，是原吐蕃族的后裔，“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为了保持边境的安宁，宋用茶博买羁縻马，“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目的是为了羁縻各少数民族，“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
若停止易马，则少数民族会起兵骚扰边境，如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诏罢四川市马”后，各少数民族纷纷起兵，乾道六年（1170年），“雅州沙平蛮寇边”；九年，“青唐奴儿结寇安静寨”；“吐蕃弥羌畜列陷安静寨，引兵深引入”；淳熙三年（1176年），“黎州蛮寇边，官军失利”。四年（1177年），政府“申严四川入蕃茶禁”，结果“威州蛮寇边”，越禁，后果越严重。故孝宗时，朝廷欲诏罢黎州市马，任益州路转运使的袁抗上书曰：“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值几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诏”，朝廷只好“寻如旧制”，允许黎州继续市马。故宋代所易之马并非全是战马，如《宋史·兵志》所载：“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岩昌、峰贴峡、文州（甘肃文县）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四川汉源）、叙（四川宜宾）等五州所产是也”。宋代四川边缘没发生过大的动乱，可以说茶马法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总之，“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恃为命”，茶马法主要保证了军事上的需要，同时，在政治上，羁縻了各少数民族，使政局得以稳定。
四、缉私法
在宋代四川，与茶马法同时存在的还有缉私法。私茶主要表现为官吏的私贩，园户与茶商的私相交易，贩卖伪劣茶等。私茶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茶马法的实施，因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严密的法律措施来预防和处罚私茶。
（一）茶业生产领域中的缉私法律措施
建炎二年（1128年），赵开将保甲法引入四川的茶叶生产中，规定“茶户十或十五成为一保，并籍定茶户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在茶叶生产者中周围设下了层层罗网，严防其以身试法。
（二）打击贩卖私茶的法律规定
1.对官吏贩卖私茶的处罚措施
宋政府针对官吏贩卖私茶的情况，曾制定了一些法律措施，“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992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但官吏贩卖私茶的情况依然很严重。
后来，宋政府特规定，“如诸官司客旅等辄敢支卖与兴贩，其买卖之人官吏等，并乞以不应为从重科罪。如有计嘱情弊，自依本法，本部看详。所乞专用博易马，已有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旨外，有官司客旅兴贩，并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但仍有官吏私自把名山茶卖给吐蕃商人，以获得厚利，“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三日，户部状茶事司奏：‘……累年以来，买马大段稀少，盖因官司及客旅收买名山茶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
2.对茶商贩卖私茶的处罚措施
熙宁七年，四川实行茶马法后，“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商人私贩茶四十斤，就会受到徒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而“盗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可见，宋政府对私贩茶叶是严厉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