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式学堂的近代化特征
建立一系列章程，依法办学治校。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及《蒙学堂章程》等，虽然这一系列章程都未实施，但为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又拟订了一系列各级学堂章程，于1904年颁布，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规则》、《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学务纲要》等，对各级各类学校从招生对象、入学条件、开设课程以及考试、毕业待遇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使我国教育走向了法制化健康发展的轨道。
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只是为了求取功名走读书做官之路的封建士子，而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危机的深重，有识之士都认识到适应时代发展的实用型近代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且在教育中付诸实施。从各级学堂开设的课程和所开设的专业可看出：小学堂开设了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手工课；中学堂开设了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课程；高等学堂虽因以后预备所入大学各科所开设课程不一，但大量所学的是外国语、历史、地理、法学、理财学、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动物、植物等课程；大学堂分为８科，有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学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课程。最高学府通儒院的办学宗旨是：“能发明新理，着有成书，能制造新器，是资利用”。当时还有各级实业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分农业、商业和商船学堂，三种学堂分别教授农、商、商船的“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中等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种，办学宗旨是教授农、工、商及商船方面所必须之知识、艺能，使毕业生在将来能从事各自的专业。高等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种，办学宗旨是教授高等农、工、商及商船方面的知识、技艺，使毕业生在将来能从事相关专业。还有艺徒学堂，办学宗旨是“授平等程度之工业技术，使成为良善之工匠”。通过实用专业和课程的开设，使我国知识分子掌握了大量的实用型知识和技术，从高谈性理的经学中走出来，对我国近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各级学堂规定的入学年龄、学制、招生对象等，奠定了现代教育模式基础。在癸卯学制中规定了学堂教育从蒙养院（后称幼稚园）开始，招收3~7岁的幼儿，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园。初等小学堂招收7岁以上儿童入学，学习年限5年，类似于现在的小学。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学习年限是4年，类似于现在的初中。中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同等学历者也可报考，学习年限是5年，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高等学堂，学习年限是3年，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深造者入焉，高等学堂要求各省城各设一所，类似于现在的高等专科学校。大学堂，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毕业生，除政法和医科为4年，其余皆3年，类似于现在的大学。通儒院，属研究性质，是最高学府，研究期限为5年，类似于现在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对各级学堂教育模式的尝试，为现代教育模式打下了基础，目前我国的教育模式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
注重德、智、体、美的教学。1906年，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说：“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明确点出新的教育宗旨。所谓“尚公”，就是“务使人人皆能视人尤己，爱国如家，盖道德教育莫切于此矣。”此即为后来的德育的模范。所谓“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以造成完全之人格”。此即为后来体育之模型。所谓“尚实”，就是教育须“勖之以实际，课之以实用”，“以期发达实科学派”，“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而求“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即为智育之模型。同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相比较，对人才的要求已经大不同了。同一年，王国维从另一角度提出，教育之宗旨应当在于“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他说：人的能力分成身体和精神两种。教育的目的是发达这两种能力，与之相应，教育的宗旨分体育和心育两方面。心育中又有智育、德育、美育三类，以配符于真、善、美的境界。在中国教育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其教育宗旨在当时各级学堂所开设的课程中都充分地得到体现，德、智、体、美的课程都有。我国现代教育的宗旨也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当时就已基本形成。
设置了各种师范学堂，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为培养适合各级学校教育的新型教师，设立了师范学堂。师范学堂分为初、优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制5年，以培养高、初等小学堂教员为宗旨。优级师范学堂，招收初级师范学堂和普通中学堂毕业生，或本省举贡生，办学宗旨是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还有实业教员讲习所，招收17岁以上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各级实业学堂及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的教员为宗旨。在学习中，师范生要加习教育学、习字等课程，这些师范生毕业后都有效力国家教育的义务。这改变了以前只有饱读经书的“先进”才能担任“教习”，只有翰林院的学士们才能担任“教习”的状况。各级师范学堂的设立和对之在招生对象、学习内容、毕业后为教育服务的种种规定，使新型教师队伍出现并且不断壮大，以便培养更多的新型人才，为现代教育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启示。
普及教育初见苗头。打破了传统少数特权者所专用的教育，扩大了受教育对象，贫穷人家子弟和女子也可入学。如初等小学堂分简易和完全两科，简易科主要为贫穷儿童所设。宣统元年（1909年），创立简易识字学塾，收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入学，免收学费，并由学塾发给书籍及书写用具。此时，女子已可进学堂读习，设置了专门的女学堂。如张謇就在南通倡办了女子师范学堂。随普及教育的开始实现，中国人素质得以普遍提高，中国之富强有了希望。普及教育也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显着特征。
实行公办、官办、私办的办学方式。当时的初等小学堂就可根据主办单位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分为初等官小学、初等公小学和初等私小学。一些注重人才的殷实之家、明达之士，私人出资兴学。张謇即以兴学堂而闻名于时。他先后在南通倡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小学、中学等普通学堂，还创办了纺织、农学、医学等技术学堂。经营建筑业的杨斯盛数年中连续创设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和浦东中学。多渠道的办学模式，便于更多人才的培养，也是现代办学的主要渠道。
总之，清末新政期间由于教育改革，促进了新式学堂大量涌现，而这些新式学堂从其办学宗旨、学习内容、学习年限、办学方式、教学对象、师资队伍培训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了现代教育的特征，我国现代教育的模型已初步形成。所以，虽然清末新政清政府主观目的是为延缓其封建统治，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教育的近代化，真所谓种豆得瓜，我们应该看重它的客观效果。
（原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张汝：女，1964年生，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现为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鸦片战争中的琦善
廖海亚
今人多以琦善为鸦片战争中的“反面人物”。本文力图以当时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使许多在今天看来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
一、“倒霉”的琦善
1840年8月，主“剿”的林则徐因“措置失当”被“重治其罪”。新任钦差大臣琦善带着道光皇帝要求其“抚夷”的使命南下查办。琦善没能在“延宕”中使义律让步，却冒着虎门战役隆隆的炮声，与义律达成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穿鼻草约》。草约墨迹未干，1841年2月26日下午，又传来关天培血柒武山炮台的噩耗。当两者最终呈现于道光皇帝案前，业己变卦主“剿”的道光皇帝一旨“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使到广东还不及半年的琦善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从钦差到钦犯，南下之旅成了琦善的“倒霉”之旅，这恐怕是当时清朝诸多官员包括琦善自己绝没有料到的。但从其后参与到鸦片战争中的奕山、奕经以及伊里布、颜伯焘等大员的相继被革职来看，琦善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正是琦善之后诸多大员的被革职以及鸦片战争的最终失败，反过来也为琦善洗清了其先前被指控的“罪名”。的确，抗战派不等于爱国派，主和派也并不等于投降派。看来，琦善的“倒霉”并非因为其“有罪”，而是因为其“运气不好”，摊上了一件非其个人能力而能够办好的差事，与林则徐一样，琦善也是鸦片战争的牺牲品。
二、琦善何以“倒霉”？
琦善的倒霉与其地位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中相继倒霉的人，无一不是声名显赫、圣眷正隆的重臣。在去广东之前，琦善乃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土，官居直隶总督，是当时道光帝心中最得意的四位大吏之一（另三位为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世受皇恩，办事果敢锐捷，对“天朝”忠心耿耿。当巴麦尊（帕麦斯顿）的照会因翻译问题被道光帝误解为“英夷”只是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实际上巴麦尊照会要求中国伏“降”），从而决定由“剿”变“抚”，林则徐自然成了替罪羊。派谁去“抚”呢？
陶澍年老多病，伊里布负有镇守云贵“蛮族”之地的重任，琦善主“抚”（琦善先曾主“剿”，但在白河口见识了英方的“船坚炮利”后，深受震慑，变为主“抚”）又正得宠信，且在天津查禁鸦片事业已完成，重任须重臣，自然成了南下的首要人选。
既然是“抚”，自然不可开边衅，当然更不可失国体。开边衅好理解，就是打仗。但何为失国体？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其时仍不知“咭唎”位居何方的“天朝”观念中，英国乃“化外蛮夷”、“夷性犬羊”的“蕞尔小国”。“抚”不过是对其施点“皇恩”而已，按照道光帝对巴麦尊照会的理解，只要撤了林则徐，允许中英官方文件往来用“照会”，让英人在广州通商，赏点钱（鸦片损失费），就算不错了，英方再有什么非分要求，就是过分。如果谁要臣服于英方的“非分要求”，那就自然有失“天朝”尊严。
但看看英方的要求——《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第三条为：“割让沿海岛屿”；第五条为：“赔偿军费”；巴麦尊第1号训令中第一条为：开放“五口”为通商口岸。其他条件不说，单这几条，可以看出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底价间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就注定了“抚”不下去。“抚”不下去只有“剿”了，用道光帝的说法是“痛加剿洗”！但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又有能力“剿”吗？
一边是日渐没落的王朝，一边是已完成工业革命、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第一强国。无论是从武器装备、军队战术还是运兵速度，清朝皆与英国不属于同一档次，鸟枪对大炮，以何取胜？从对敌情的掌握来说，清方也是瞎子摸象。
倒是琦善有自知之明，认识到“化外蛮夷”的实力而不惜一切去“抚”，并将实情奏与道光皇帝。但对于并无自知之明的道光皇帝来说，琦善的诚实无异于是一种怯懦，琦善的让步无异于有失“国体”。
三、琦善的外交
在专制主义的清王朝，臣子本无外交权，一切大事最后均需皇帝定夺，外交权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何况，而自康熙大帝1689年与俄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有过一次重大成功的外交外，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与外国人打交道多半是外国人对天朝的“朝觐”，不可能有“蛮夷”与天朝平等而坐的谈判。实际上，由于迫不得已的闭关锁国，天朝很少与外国人接触，“恩许”广州通商的洋人也仅仅是老实地做点生意而已，清朝与其接触更谈不上什么“外交”。
真正的外交对于道光朝的大员甚至皇帝本人来说乃是头一次碰到，偏偏对手是个老手，从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挤掉荷兰的霸主权威，从征服印度到英美战争以及组织欧洲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召开维也纳会议，建立神圣同盟，英国的外交手段堪称“炉火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