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因素所致，其中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西部和边疆的欠发达地区，甚至有些民族地区至今仍为贫穷所困扰。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其与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区本来已经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少数民族发展的滞后，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因此在当前西部大开发中，反贫困与民族发展乃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回族聚居区，素以“苦甲天下”而闻名，今为全国扶贫攻坚计划中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1983年以来，为了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人口与生态、资源的矛盾，国家“三西”建设项目在该地区实施了扶贫开发性移民工程。这一反贫困工程现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它对于宁夏回族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宁夏回族移民的历史与现实
西海固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就地理区位而言，称之宁南山区。因1953年成立包括固原、海原、西吉3县在内的西海固回旗自治区，后推而广之，将地域扩大了的该地区仍称为“西海固”。这一地区面积3.05万平方千米，占宁夏总面积的58.8%。据1998年统计，在236万余总人口中，回族人口占49.23%，接近于宁夏回族人口总数的2/3，约相当于全国回族人口总数的1/8。故而人们也称之为西海固回族聚居区。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姆论述少数民族的形成问题说：“任何大的人口迁移，不管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都使具有不同背景的民族互相交往，也造成了少数民族。”回族的形成也与移民有关，西海固回族聚居区的形成过程，可以说就是一部移民史。据史料记载，这一过程当起始于蒙元之世。此前，虽然阿拉伯、波斯使节、商贾和军士等由河西走廊来华，今宁夏南部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东中段，是其必经之地，可能也有回族先民留居，但毕竟为数不多，也无可靠资料确证。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多次发动西征，曾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各族士兵、工匠编人探马赤军签发东来。此外，还有伊斯兰化的突厥诸族移民大量内迁。今宁夏(包括西海固)是当时回回人屯戍和经营手工业、商业而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蒙古军灭西夏之后，签发“回回军”屯驻其地。“据资料推算，当时定居于宁夏的‘回回军’有5万一7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10万人左右，多数居住在黄河两岸至六盘山麓条件较好的地区内。”就在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的那一年即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甲戌，签西夏回回军”南下投入伐宋战争。当时的西夏中兴等路，包括今西海固地区的盐池、同心之地在内。同时，据史载，原州(后改为开成府)、静宁州和平凉府的部分，即今固原地区，也屯驻有回回军。这些表明元初有大批回回人在今西海固地区驻军或屯垦。
同时此地回回的发展，还与伊斯兰教的广为传播密切相关。
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袭封安西王，继承了乃父忙哥刺所统辖的“唐兀惕(西夏)”封地，驻兵六盘山，并在开成(今固原县南)建府。据拉施特《史集》记载，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并“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还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筑清真寺，经常诵念《古兰经》。在其大力倡导下，“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即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在阿难答统治的西北地区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与发展的机遇，开成府一带作为安西王官邸所在的领地中心，无疑在其统治的二三十年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尽管阿难答后来因争夺帝位失败而被杀，但元统治者对宗教一向采取宽待的政策，伊斯兰教在宁夏地区继续传播下来。那些留居的木速蛮，后来大多汇入回回人群体，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这表明回回人(包括其先民)把伊斯兰教带进中国，而伊斯兰教又在回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伊斯兰教不仅使回回人凝聚一起，同时也把其他族类融合进来。
明初以降，西域回回仍持续不断地大批人附中原，其中在宁夏地区主要安插在灵州、固原一带。同时，明代回回人进一步融合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人并不断繁衍发展，在形成共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认同意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回族共同体。相应地，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宁夏成为其主要聚居区域之一，今西海固地区出现了许多较大的回民聚居点。
回族社区内的居住特点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围寺而居。这一特点始自回族先民，延续至今。西海固地区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中，同心清真大寺和韦州清真大寺即建成于明初。其建筑规模表明，元明之际，这里的回民聚居点的人口已相当可观了。
到了清朝乾隆时，“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了西北回民起义之后，对陕甘宁青的回民实行暴力强制大迁徙。其中将宁夏金积堡回民一万两千余人迁至固原山区“拨荒安插”，将陕西回民万余众迁至平凉化平(今宁夏泾源)一带，又将宁夏府城的回民迁至灵州、吴忠堡等地。金灵地区的回民，大部分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山大沟深的贫瘠闭塞地区，安插在山边、滩边、湖边和沟梢、渠梢，所谓“三边两梢”之处，生活穷困潦倒。
还限制他们与外界和汉族来往。
在上述回族形成与发展的迁徙活动中，有自愿移民也有非自愿移民，而以强制性移民的主要有蒙古军签发阿拉伯、波斯人东来和清廷强行迁徙金灵地区回民到固原、化平等地，尤以后者给回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金灵地区回民大迁徙百余年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根据国家“三西”扶贫计划项目的移民开发部署，决定将西海固地区极端贫困的农民迁移到引黄、扬黄灌区，进行开发性生产，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一反贫困战略自1983年实施以来，已搬迁29.4万人，建立了移民吊庄23处，从根本上解决了这部分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从搬迁人口成分来看，回族人口所占比例为60.7%，各移民吊庄点回族人口基本相当于或高于原迁出地的回族人口比例。如芦草洼县外移民开发区搬迁安置2.8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98%。芦草洼开发区和原迁出地泾源县的回民群众都说：“这是百年两次大移民！”
我们不妨将这两次大移民作比较，姑且不论其目标和后果，就其决策者而言，虽然两次迁移均为政府决策，但清朝强迫驱赶回民迁入山区是非自愿性和逆向性移民，这次泾源人从山区迁到川区来，尽管也是政府行为，然而不仅本质上是正向性移民，并且从移民工程制订计划伊始，便始终坚持自愿的原则。
人口的迁移对移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对受农耕传统影响很深的中国农民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亲情、乡情为纽带的血缘、地缘人际交往圈，构成了农村人口的生存环境。因此，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思想保守封闭。
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民由于贫困和闭塞而造成的人口素质低下，落后、保守的观念就更加拥有社会基础。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极端艰苦，难于温饱，“一方水土难养育一方人”，但诸如“亲不亲故乡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等落后保守的意识仍然成为他们迁移的羁绊。
因而此次吊庄移民不仅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而且实事求是地向迁出地的群众宣传，不讲过头话，不开空头支票，既讲迁移的好处，也讲迁移的难处。给农民一个相当长的思考、比较、选择的过程。有的县还组织群众到迁入地实地考察。严格审批手续，凡是迁移者都需个人向所在村提出申请，由村报乡，乡汇总后报县，县上根据规划与开发土地安置的情况进行平衡后批复。根据宁夏山区和民族地区的心理特点和传统习惯，规定在三年之内允许两头有家，两头有承包地。在三年以后，新灌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移民自己在迁入地也有了一定的积累，才要求其做出选择，脱开一头。这些政策和具体做法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工程实施之初，第一批计划搬迁四万人，结果自愿报名人数达二十多万。事实证明，这种坚持自愿的原则，使山区移民群众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坚持自愿的原则，可以使政府决策移民工程中的被动迁移者转化为主动迁移者，即移民个人对迁移活动起决策性作用。
从而变政府决策为政府与移民同为迁移行为的决策者，变单方的积极因素为双重积极因素。尤其在民族地区移民，坚定不移地遵循自愿的原则，乃是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自主权的体现。主动迁移和自愿迁移的有机结合，也是移民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二、回族移民的脱贫致富
宁夏扶贫移民开发，根据国务院“三西”建设领导小组提倡的“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针，确定了“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重大决策。对于缓解西海固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开发黄灌区土地与水利资源，取得了“双赢”的成效。同时，就回族来说，它不仅起到使原迁出地人口和吊庄移民双脱贫的现实作用，而且对回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十几年来，这项工程已搬迁人口中，回族移民达到17万多人，它是一项造福于回族的千秋功业。
易地移民开发，在宁夏因水利资源的地理分布，可分为近迁安置与远迁安置，宁夏人称之为县内吊庄与县外吊庄。前者是在同心、固海扬黄灌区建立移民基地，后者是在位于川区的引黄老灌区建设移民开发区。
县内吊庄是在本县范围内兴修水利，开发土地，从干旱缺水的困难地区搬迁群众到新灌区安家落户，开荒生产。这种形式的移民不出县境，不改变隶属关系，便于组织协调，搬迁距离近，建设速度快，效益好。绝大多数搬迁群众当年开发，当年见效，二三年解决温饱。西海固回族比例较大的同心、海原、固原三县在县内的扬黄灌区办起了6处县内移民基地，于1990年全部建成，搬迁安置群众56334人。据初步调查，96%的农户已稳定地解决了温饱。
其中40%的农户人均产粮达500kg，人均纯收人达1200元以上，已经开始走上了富裕之路。
同心县河东、河西乡位于同心县清水河东西两岸，昔日这里干旱缺水，一片焦土，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几乎都曾经历过逃荒要饭。
如今这块土地已是绿树成荫，一片绿洲。这主要是仰仗着扬黄灌溉工程的修建，与当地的土地和日照的资源有效地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形成了合理的农业生产系统。尤其是河西庭院经济的兴旺发展，成为同心县的主要水果、蔬菜产地。同时也大大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了经济收入。同心县河西、河东移民吊庄基地，1983年开发建设，1988年建成。粮食亩产由建设初期的115kg提高到368.9kg，粮食总产量增长了23.7倍，人均占有粮食573kg。吊庄农民不但粮食自给，每年还向国家交售余粮二百多万公斤。
1993年河西建镇后加快开发步伐，到1999年底，全镇人口2.26万，耕地面积4.4万余亩，其中水浇地占95%，果园面积0.4万余亩。全年社会总产值达669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50元，粮食总产量1993万kg，人均占有粮食882kg。以占全县1/14的人口，生产了占全县1/3的粮食。近几年来，河西镇加大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力度，河西农贸市场建设融资二百余万元，基本形成集农牧、工商、饮食、服务、建材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交易额保持10%一20%逐年增长的势头。这将成为移民吊庄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极，开辟了移民开发的新路。
人口学家依沃里特·李在英国《人口学》杂志上发表的《人口迁移理论》论文中解释迁移机制的形成时，概括了影响迁移的四要素：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及个人因素。从后二者出发来考虑，上述县内吊庄由于人口流动中离乡不离县，地生人不生，因而移民乐于接受。从迁移阻碍因素来分析，它克服了“距离”的消极因素，即空闻距离、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上的缩短甚至消除。对于回族移民，心理与社会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迁移的难易度和成功率。
不过，宁夏扶贫移民的易地开发，主要还是“以川济山”的异地开发，从西海固山区迁往川区的县外吊庄。选择这种难度较大的远迁安置，在于重点目标是缓解西海固地区超载的人口压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回族聚居区的绝对贫困问题。
为了克服上述两大难点，各级政府在实施移民过程中，根据我国的民族政策，不仅尊重回民的自主意愿，而且为移民创造生产开发和安居乐业的各项条件，其中包括充分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