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的固原县人均粮食只有14.9kg，人均每天只有40.89。人均粮食较多的西吉县也仅为92.4kg。由于收入的低下和粮食的短缺，使西海固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据估计有70%左右的人为贫困人口。这里的贫困是真正意义的生存贫困，正可谓身上无衣，锅里无米，炕上无席，房不遮雨。
2.生态环境恶劣
西海固生活困难不止是缺钱少粮，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缺水。人饮用缺水，牲畜也缺水，土地更缺水。尤其是盐池县，缺水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4.17%，同心县为89.67%，海原县为58.78%。人们挖窖把雨水、雪水存下来，或者到一二百公里以外用油罐子车运水。就连饮用水都用勺子舀、用秤称着每户每人的分配。不仅如此，自然灾害还经常困扰着西海周的人们。干旱、风沙、雹灾、霜冻时有发生。同心县流传着民谣：“同心川，风沙滩，风吹沙起天地暗，断墙破窑烂圈圈”；“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三年两头旱，中间风沙愁，人畜辛劳苦，十种九不收”。在西海固南端的泾源县又是另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用泾源人自己的话说：“春寒夏旱秋雨多，大雨下到七八月，近山丘陵土层薄，阴湿冷凉日照少，冰雹、霜冻灾害多。”由于水、热和作物生长周期的不同步，致使整个西海固地区的农作物尤其是夏季作物生长受到极大的影响。
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以不适当的方式来开发自然资源，以致破坏了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基本条件的生态环境。被人类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还给人类的将是一个贫困的苦果，不管情愿与否，人类都将接受下来。这或许能够给今人和后人一些警示！
在西海固除了普遍的贫困外，还有些极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两类状况，一部分是年降水量只有一百多毫米，地下水资源奇缺，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是种庄稼，旱作物十年九不收；另一部分地区处于阴湿高寒的土石山区，无霜期仅100天，年平均气温只有5℃上下，而且人口密度大，人均只有三四亩陡坡地，土层又很薄，正常年景亩产百斤左右。这两类都是靠天吃饭地区，可是靠天吃饭却靠不住啊！这部分极贫困地区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得不到温饱，正可谓一方水土难养育一方人。
3.单纯“输血”无济于根治贫瘠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温饱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始终把几亿中国人口吃饭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国家也从未中断过对西海固地区人民的救济。为了解决生活急需，国家不得不大量发放回销粮和救济款。1982年，西海固地区接受救济的人口84.61万，发放回销粮总数达到12776万kg，人均151kg；发放救济款1156.4万元，人均13.66元。发放回销粮和救济粮最多的是固原县，1983年发放3120万kg。发放救济款最多的是海原县，1983年全县共发放336万元。其次是泾源县，发放284万元，救济7.6万人，人均40.21元。然而，这种消极的济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甚而形成“贫困——救济——再贫困——再救济”的恶性循环。国家即使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粮款，但西海固有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仍要逃荒讨饭。海原县杨明乡有个李洼村，地处山大沟深的偏僻山区，全村住有95户人家，人均耕地面积3.7亩，皆为山地。该村没有可以称得上路的出村通道，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石径通往村外，更谈不上水和电，是水、路、电“三不通”村庄。正常年景下李洼村的贫困率也达到42%，大旱之年就不用说了。这个村户均贷款420元，最高的为4000元/户，至今挂账贷款人均37元。真正是家家靠救济、年年吃返销(粮)的贫困山村。连李洼村的党支书陈得奎家，也是典型的“家徒四壁”，床上铺着一条仅有的床单还是开县人代会时发的赠品。
西海固人有个顺口溜，就是当时贫困人口面貌的写照，“春天去逃荒，夏天进城逛，秋天要回返销粮，冬天墙根晒太阳”。谁不想过个吃穿不愁的好日子，谁又不想靠自己的勤劳与双手活出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可面对这无法改变的现实环境，山区贫困农民只有仰天长叹。那一份无所作为的屈辱感无时不在咬噬着他们的心灵。那种被动的“等、靠、要”，使人们自强、自信、自尊的精神在丧失。被贫困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苦的山区人民企盼着平坦肥沃的土地、甘甜的黄河水。
(四)穷则思变
如果说山区人只等着国家救济，没有奋争和努力，那也是不公平的。山里人虽然穷，但人穷志不短。山区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对摆脱贫困落后的道路的寻求与探索。他们开垦荒地，但贫瘠的土地，一片片的被开垦，结果却是广种薄收，遇上灾荒，种子都收不回来。而且由于这种乱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更趋恶化。面对资源匮乏，山区人没有完全悲观与失望，而在执着地寻找出路。
1.山区人自发的求索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山区人更多的是走出大山，劳务输出，到城里去打工，尤其是青壮年小伙子们，铺盖一扛，走南闯北，给家里挣些钱回来。关键是他们开了眼界，把现代化气息传回了古老沉寂的山村。后来正是这些青年人，都成了移民搬迁的带头人。
山里穷，治穷难，也有人想到了走。向新疆，向甘肃，尤其是向那些有回族聚居的地方、有穆斯林的地方进行自发的迁移，走出去，谋出路。同心县河西乡种粮大户马彦俊今年48岁，1966年曾随全家迁移到了新疆。那时他只有13岁，在他的记忆里，河西乡当时是一片荒凉，十年九旱，人烟稀少，遇上旱灾，地里没了收获，饿得人活不成，要饭的人很多。他就是随父母逃荒去了新疆。
1985年，听说河西川引来了黄河水，他又带着妻儿搬回了河西乡。
真成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人们背井离乡，为的就是找个出路，过上个好日子。然而，这种自发的移民搬迁终是盲目的，势单力薄的，根本无力摆脱困境。
2.政府行为的移民
党和国家历来对西海固地区很关注。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西海固人民还在极端贫困中挣扎、许多人还喝苦水时流了泪。
他在中直机关七千人大会上说：“西海固人民还在受苦，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哪！”当时周总理就提出了要引黄河水，灌溉西海固的土地。1982年，西海固地区又遇大旱，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26元，70%以上的农户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人缺粮，畜缺草，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大量人口外流他乡。如此严峻的形势再一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下决心确定了举世瞩目的“三西”扶贫开发建设项目。
1983年，国务院决定正式成立“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当时农牧渔业部部长林乎加担任。每年拨出专项资金两个亿，用10年到20年时间重点解决“三西”(包括甘肃河西、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贫困问题。“三西”建设的任务是艰巨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有水走水路，没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
事实上，自从“三西”建设一开始，党中央在扶贫政策上就做了重大的调整与改变。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传统的救济型扶贫方式，尽管从人、财、物方面对于贫困人口进行了支援，但是收效甚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部分人“等靠要”的思想。单纯输血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因此，“三西”建设的方针特别强调：在国家必要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走开发式扶贫和开放式建设之路。把“输血”式国家扶持与营造贫困人口自身脱贫“造血”机制相结合，进而变“输血”为“造血”，通过扶贫开发，激发起贫困人口勤劳致富的内在机制。着力协调人口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使二者得到良好的优化配置。
与此同时，“三西”建设中也考虑到了异地开发的模式。对于少数极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山区、石山区，自然资源贫乏，生存空间狭窄，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些地区开发的难度极大，就地扶贫的成本极高。与其高投入而成效有限的就地脱贫，不如换一个思路，让贫困农民异地脱贫。也就是说，与其将水、电、路通到山上，不如将其移至具备条件的地方开发建设。同时，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人口临界指标，干旱地区承养人口7人/kg，半干早地区承养人口20人/平方千米，而西海固地区不论贫困程度、干旱程度，每个县的人口密度都超过临界指标数倍甚至是十几倍。有的县甚至已达到200~220人/平方千米。西海固地区的人口超载已经到了非迁出一部分人不可的地步了。实践证明，解决这类贫困人口脱贫的最有效途径是异地开发。通过贫困人口的迁移，不仅可以使部分贫困人口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迅速脱贫，摆脱旧的生产方式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可以缓解贫困地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宁夏的移民吊庄工程的实施，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
宁夏党委和政府根据国务院“三西”建设中提出的“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针，结合宁夏地区实际情况，依据山区、川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及特点，制定了“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方针，把在引黄、扬黄灌区建设吊庄作为一项长远的解决西海固贫困问题的战略措施进行实施。对于西海固地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赤贫山区的人口，通过吊庄移民的办法来解决温饱问题。即将一部分山区贫困农户迁移到黄灌区水土资源较好的大片荒地上，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这样，既开发了灌区荒地资源，又腾出了山区的资源而减轻了其人口与资源的压力，达到移出一户、宽松二户、解决三户的目标。
三、以川济山的理性抉择
宁夏人民在“三西”扶贫工程中选择的移民开发这条道路，并非凭空想像产生的，当然也不是某个决策者“拍脑袋”拍出来的“点子”，而是从人类发展和宁夏地区发展的历史出发，汲取国际与国内丰富的移民开发的经验，即在历史与现实相交叉的座标上寻找到的基点，并在历史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之上确定的扶贫开发的战略。
(一)历史的借鉴
生物学上，人们赋予迁徙的涵义多指候鸟因季节不同而有规律地变更栖居地区的一种习性，它是为了适应生物种类生存繁衍的需要。对于人类而言，迁徙也是与其生存发展密切相关而频繁发生的重要活动，通常称之为“人口迁移”，对实施迁移行为及迁移行为主体都可称为“移民”。
1.迁徙：人类的一种生存竞争的手段
迁徙，作为人类的生存手段和谋生行为，差不多是伴随着地球上开始有人类活动，便应运而生了。据考古资料，大约距今二三百万年前，远古人类最初居住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域的丛林之中，然后随着渔猎、采集等谋生活动，沿河流和海岸逐步向各大洲扩散迁徙。早先人类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迁移到大洋洲，在1.5万～2万年以前迁移到美洲。考察美洲早期文化遗迹可证，当今土着印第安人的远祖，就是从亚洲经白令海峡漂洋过海迁入美洲的。地球上的人类，自产生以来，尤其是早期人类，就是这样为了谋生而不断地从发祥地向外迁移扩散，直至遍布五大洲。可以说，整个地球上的陆地，无不布满人类迁徙的足迹，无不打上人类迁徙的烙印。
2.“地理大发现”后的空前规模大移民
从古代到公元15世纪，人类的迁徙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从未间断过。到了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约1451-1506年)率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大发现”，世界移民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开拓新大陆的海外大迁移
15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首先闯入南部美洲掠夺当地金银财宝。继而荷兰，而后是英国人、法国人，纷纷争相涌人美洲掠夺财富，开拓殖民地。新大陆的富饶土地和发财机遇，激起了欧洲人发狂似的“淘金热”。由于当时欧洲本土尚未感受到人口压力，所以起初迁入的欧洲移民多为失业者和冒险家，新大陆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而大规模迁入美洲的国际移民，是贪婪的殖民者在非洲大陆野蛮抢夺的黑奴。据美国黑人历史学家w·杜波依斯估计，从16世纪到19世纪，总共贩运非洲黑奴1500万之多。有的学者甚至估计，仅贩运到巴西的黑人就有1200万。黑人在开发北美洲的过程中，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伴随着殖民者野蛮地向外扩张、贪婪地掠夺海外资源、争相抢占国际市场，英国等欧洲国家掀起移民热潮，向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新大陆空前规模地移民。据统计资料，1835-1935年的百年间，从欧洲横跨大洋迁移至新大陆的人口，多至7500万，约占欧洲人口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