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
一西海固在清代归属甘肃省，那时即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说。
而今，由于生态破坏的历史原因和当代人口剧增、盲目开垦土地等种种因素，在横向比较上的相对贫穷仍困扰着西海固人民，因而最早被中国政府列为重点扶贫开发区。
1980年8月9日，新华社的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和戴国强等四名记者来到六盘山下的固原。他们怀着一种使命感，走村串户开展调查采访，记下了目睹的赤贫状况：我们立即赶去调查。走了七八个村，看了几十户人家，没想到这里的情况比延安、比榆林还要惨得多。我们粗粗一算，有一半农家的全部财产还不到100元！许多农家，不仅炕上没被子，孩子没衣穿，就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在睡觉的炕边挖几个小坑，就算是饭碗了。更不用提所谓的“饭”了……
他们心急如焚，决定立即向总社汇报。于是新华社五百多字的内参消息马上传到中南海。就在内参发出的第三天，胡耀邦同志即来到了六盘山。他一下飞机，手上举着那篇内参稿说：“是几位新华社记者把我调来的，我到你们这个贫困的尖端地区来看看！”
据一位多年从事扶贫工作的同志回忆——1983年1月某日，天气寒冷，滴水成冰，朔风刺骨。“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林乎加同志到西吉县调研。在他眼前呈现这样一幅画面：清冷的阳光下，村里土屋的墙根下蜷缩着几个老汉和小孩。老汉们穿着破旧的棉袄，小孩穿着单裤，有的甚至连单裤也没穿，正挤在墙根下躲避着呼啸的西北风，晒着那本没有多少热度的阳光。
林乎加问l“这么冷的天，看你们穿得那么单薄，怎么不坐在屋里热炕上？”一老汉回答：“有热炕谁还愿在外面，没柴烧炕，屋里比屋外更冷。”林乎加走进一家，炕果然是凉的；再走进一家，炕还是凉的……当地干部告诉他：“咱这里十年九旱。
今牟又逢大旱，庄稼没长起来，连喂牲口的草都不够，哪有柴草烧炕，又买不起煤，不少人家靠上山铲草皮填炕。山上本来就没长多少草，这么一铲，宾像是剃过的和尚头了。”
这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态资源的贫瘠令人为之扼腕长叹！可是西海固的历史性贫困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它与相毗邻的宁夏平原竟会反差如此之大！
(二)西海固的盛衰
西海固地区位于东经104°37°~107°39°、北纬35°14°~38°23°之间。东、南、东北分别与陕西、甘肃、内蒙古等省区接壤西北与川区的中卫、中宁、青铜峡、灵武等市县相连。海拔1248-2955米。
总面积3.05万平方千米，占宁夏总面积的58.8%。1982年底实有人口168.3万，占宁夏总人口的42.8%。其中：回族人口77.97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6.3%，占宁夏回族总人12162.5%；农村人口159.96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95%。
西海固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与沙漠之间，属黄土高原延伸地带。整个地形呈南高北低。境内丘陵沟壑纵横交错；六盘山南北走向纵贯该地区中部，山高坡陡；北部的同心、盐池两县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部分属毛乌素沙漠南端。主要河流有清水河、泾河、葫芦河，但径流量均很小。矿产资源有煤炭、石膏、石油、石英砂、石灰岩、芒硝、陶土、铜、金、铝等，但除煤炭、石油、石膏之外，其它均储量小且开采条件差。
这一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5-8℃，昼夜温差大。
平均年降水量200-650mm。该区域南部地处半阴湿低温山区，北部是干旱半干旱而风大沙多的荒漠和半荒漠区。无霜期短，由北向南递减，一般为183-125天，隆德县最短，无霜期仅94天。干旱、风沙、气温低和无霜期短，无疑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成熟。
1.从以农为业到畜牧勃兴
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过去也曾谱写过辉煌的历史。大约从距今七八千年开始，西海固地区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即有我们的祖先定居，凭借其较优势的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开发了该地区的原始社会文化。隆德县沙塘北塬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即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固原县河川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西吉县兴隆等地的齐家文化遗址等，都表明在距今5000~3000年前，西海固先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中，已开始驯养家畜。殷商时期，西戎部落进人该地区的清水河流域，势力渐盛。直至春秋战国这一漫长时期，当时的西海固地区，由于以狩猎畜牧为主的诸戎族参与开发，已成为农牧互补经济结构的多民族生活地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全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封建王朝。今西海固地区时属北地郡，成为秦朝的西北边陲要地，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牧地相毗邻。当时气候全球性转暖，中原农耕经济向北推移，该地区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其处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边缘地带，并且农、牧民族彼此军事力量互有消长而往往呈拉锯形势，甚至有时游牧民族入居其地，故游牧经济仍占有重要地位。那时，在广袤的森林之间存在大面积的草原，适宜于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生产。据史载，北地郡“畜牧为天下饶”。
2.牧区之盛与农牧兼营
汉唐两代同为鼎盛强大的封建王朝。强汉盛唐击溃了草原劲敌匈奴、突厥，使西海固地区在当时成为相对安定的内地，保证了该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大批容纳匈奴、突厥降户以及西北诸族的内附，使之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些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得到宽容的民族政策的维护，使该地区畜牧业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汉代在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管理牧马，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庞大的骑兵所需的千万匹战马。安定郡(治所在今固原)当时也是主要牧区之一。唐承隋制，在西北设置陇右牧监，形成了以原州(治所在今固原)为中心的军马官牧区。自贞观起三十余年，马匹从牝牡3000增至76万。其畜牧业之盛况可想而知。这些与游牧于本地区之马背上的民族的艰辛劳作自然是分不开的。
汉唐两代在武力拓边的同时，奉行移民实边的边防建设策略；在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牧业的同时，实行屯田垦荒的经济开发措施。
官牧与屯垦乃是加强边防与开发边地的两大支柱策略和措施。
在汉唐盛世，西海固地区之所以农牧业得以并驾齐驱的发展，还因为得益于当时的自然气候条件。秦至西汉时期温度偏高；唐代时，我国气候又开始进入一个温暖期，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同时纪元起至10世纪气候比11世纪至今较为湿润，平均湿润年份在2/3左右。盛唐着名诗人王昌龄的边塞诗《塞下曲》是这样描述当时原州一带的自然风光：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
蝉鸣桑林，足见气温较高；处处芦草，说明植被良好。另据史料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和长庆元年(821年)，灵州先后奏黄河水清。这也可佐证我们对植被情况的推想。正是上述优越的生态与社会环境为汉唐之世农牧业的较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介于这两个社会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之间，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北方诸族挺进中原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战乱连年、生产破坏、饿莩遍野的年代。然而对于西海固乃至宁夏来说，在当时也有相对安定发展的阶段。据史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夏，太武帝命大将刁雍自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高平(今固原)、薄骨律(今灵武西南)、统万(今陕西靖边县北)等四镇运送屯谷60万斛至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供军粮。鉴于陆运须渡河涉沙漠，八百里道路艰难，刁雍上奏建议改车运为船运：“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舫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牵屯山即今六盘山。这段历史记载起码透露如下三方面信息：其一，北魏的高平、安定等镇所辖即今西海固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其储备军粮充足有余，可转运外镇；其二，牵屯山上森林资源丰富，可伐巨木制造千斛大船；其三，牵屯山河水(指高平川)，即今清水河，由于水草丰茂的绿色植被涵养着充沛的水源，以致河水流量足以承载一二百吨位的大舫，庞大的百舫船队可顺流入黄河，再北达沃野重镇。
与此同时，北魏政权的建立者为鲜卑拓跋部，草原游牧生活使之素以畜牧为业。在统一北方之后，以河西为牧地，牧马二百余万匹，骆驼近百万，牛羊无数。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在鲜卑族统治下的高平、薄骨律等镇自是历历可见。
直至明代，由于固原镇地广人稀，拥有“水草利泽”的地理优势和牧马传统，故而朝廷也在此设群牧监，管理军牧。但明中叶以后，逐渐“田重牧轻”，马政废弃。
3.种植业取代畜牧业之逆转及其代价
从西海固地区的经济结构来看，除先秦之外，历史上自两汉至明代的一千六百余年间，基本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牧兼营经济。
这一经济结构，既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碰撞的产物，也适宜于当地居民成分和自然生态环境，因而尽管在该区域内兵燹时有发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但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仍是其主流。
然而自明代后期以来，这一适宜山多地少区域的经济结构却出现了逆转。清政府在今西海固地区大力实行招民开垦，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前代。河谷川道、山问盆地，乃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被不断垦殖。该地区种植业在迅猛吞食植被的破坏中取代畜牧业，牧业逐步降至次要地位。从此，在农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掠夺式的土地开发，致使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其沉重代价是：嘉庆年间，一名旅行者面对眼前的六盘山不禁感。
叹：“数日来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至清末，“固郡自迭遭兵灾以来，元气未复，官树砍伐罄尽，山则童山，野则旷野。……当承平之时，薪已如桂。”历史遗留给后人的是极端贫瘠和惨痛教训！
植被破坏导致水文状况恶化。罗山旧称一年有72场巡山雨，如今已成了历史陈迹。清水河原先水量充沛，河水清澄，随着水土流失加重，山洪暴发时浊浪滔天，成为典型的浊水河。同心县韦州的鸳鸯湖，明清之交湖水浩荡，湖周围有繁茂的林草，湖中多有水鸟；以后湖面逐渐缩小，进而变成盐碱土或小沙丘了。更为严重的是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展，长城以南的丰美草原大多变成了沙地灌丛或流动沙丘。
4.人口膨胀大大超过了自然资源承栽力
西海固地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不相协调。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社会生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但是伴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而来，却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而引起的人口高增长率。由于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从1949-1985年，西海固地区人口平均每年递增3.52%，而宁夏川区同期年平均递增2.94%。据1982年人口普查，1981年西海固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39.38%，比川区高17个千分点。西海固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32，比川区的2.93高出一倍多。
在西海固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供给极为有限的社会环境中，人口的高增长率无疑是雪上加霜。人口严重膨胀超出了土地等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人口容量，使人口的生存空间日趋狭小，失去了继续繁衍生存的保证，加剧了人1：2与生态资源的矛盾，所谓“山像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粗放经营的旱作农业，广种薄收，根本无法填饱山区人的肚子。贫瘠的土地已无法承受人口超载的压力，西海固成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三)贫困现象种种
长期以来，西海固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贫穷落后，既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又有系统内部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先天严重不足，后天长期失调，患有环境型、结构型、资源型、智能型贫困的综合症，致使经济、人口、生态三大系统之间的恶性循环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1.生存资源奇缺
宁夏西海固的贫困表现在一大堆令人心悸的数据上。首先是农民收入太低，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必需。西海固地区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都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82年人均国民收入全国为422元，宁夏为345元，西海固只有78元。西海固为全国的18.48%，为全宁夏的22.61%。同期西海固人均GNP为全国的20.9%，为全宁夏的26.35%。1982年西海固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26.58元。其中最少的同心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82.89元，收入最多的盐池县也仅有173.41元，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0.1元。西海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46.86%，还不到一半。收入最低的同心县仅为全国平均数的30.69%。
其次是粮食人均产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西海固地区人均生产粮食88.2kg，为全国的25.27%，为全宁夏的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