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这些诗句中，看到的是熟背《古兰经》的“哈菲兹”，他并没有从本质上反叛自己所归依的宗教，反而看到的是他在诗歌中流露出的世界观的矛盾之所在。
在哈菲兹的情诗和“酒歌”中的确有一些及时行乐、管他天国仙女还是火狱严刑的诗句，这既是他及时狂欢行乐的抒情语调，也是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有一句情诗中，他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两个世界（现世与彼世）的荣华富贵与情人相比，渺小得犹如一颗麦粒。彼世的荣华富贵指的是天堂的幸福生活，在诗人眼里这些都不过是芝麻绿豆而已。这种语言的张力和极致、情感的激昂和决绝在古今中外诗人笔下并非罕见。有一点解读的共识是，哈菲兹抒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借喻、隐喻、夸张、双关语等修辞手法。
疾恶如仇的哈菲兹，面对伪善的隐士的劝说，严词拒绝：“伪善的隐士啊，走开吧，不要邀我去天堂，真主一开始就断定，天堂不是我去的地方。”单从这样的诗句看，他似乎真的在否定或者拒绝天堂，其实不然！在此，诗人以极端的语气回绝伪善的隐士的许诺，表示对他们的嫌恶和唾弃。但这并不是说他真的否定和拒绝天堂，在心平气静的常态下，他又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终极愿望，证明他是从内心深处向往仁慈的真主的天堂的：“哈菲兹将来死后，定要把他的尸体埋葬；尽管他沉溺于罪恶，他将邀往天堂。”他还针对那些自以为是的诘难者说，不要扑灭他心头的希望之火，“在另一个世界”，世人的是非曲直真假美丑真相唯有真主来揭晓。有人从哈菲兹的有些诗句中得出结论，哈菲兹认为天堂就在现世而不在彼世，一切美好的愿望只能在现世中实现。实际上哈菲兹把这个尘世的物质世界比作一座“简陋的破屋”，如果狂热地贪恋尘世的功利是对真主的背叛。“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就是发疯的表现；假若你对它钟情，那就是对主的背叛。”诗人觉得追求现世的幸福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体现着真主的普慈博施之恩德，但他的个人幸福观不是物欲横流的物质主义，更不是为现世而抵押和牺牲彼世。因为他认定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消亡，只有真主才永恒”。
其实再也无需更多的印证，哈菲兹就是哈菲兹，他是一个有信仰有个性的诗人，或者说是一个有个性的信仰者。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不仅公开蔑视所有权贵，而且皇威不惧，敢于逆鳞，他在与一位国王的笔墨冲突中唇枪舌剑，毫不服软。这样一位具有骑士胆略和气魄的“雄狮”和“巨蟒”，还需要所谓利用宗教势力来掩饰和伪装自己吗？
哈菲兹大胆热情地讴歌真善美的同时，与一切形式的邪恶、肮脏、黑暗和鄙俗等假丑恶进行坚持不懈地抵制与对抗，这种文学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他的悲悯、博爱以及自身灵魂皈依和救赎的宗教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蕴涵在诗歌的思想旨趣当中，是天道天理与人道人情之间的一种浸润和互补。这种广博精深的历史容量和人文品质使得他的抒情诗具有了一种诗意的神性——哲学品格。
哈菲兹生逢一个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他目睹了蒙古、土库曼等侵略者烧杀掳掠的暴行，看清了暴虐无道的统治者血腥镇压人民而又粉饰太平的丑恶嘴脸。他愤怒地控诉当时的社会是“一片黑暗，鬼魅横行”。豺狼当道，人妖颠倒，哈菲兹无情地撕开了当时横暴而又虚伪的统治者的面纱：“这万恶的时代，尽管到处是造乱，却总是在我眼前，装扮成新娘一般。”诗人的故乡设拉子不仅是一座文化名城，也是一座都城，因而在当时成为一个动荡的中心，除蒙古人外，土库曼人也进犯过设拉子。诗人这样刻记下当时的凄惨情景：“这里的血雨腥风，令人惨不忍睹，在这绿茵草场，玫瑰和茉莉去何处？”暴力和邪恶势力的猖獗，首先是对人性的摧残，人文精神的毁坏，这样的社会环境，哪里还会有正义与理性的思想土壤呢？“面对这一场浩劫，这世界的躯体已经腐烂。哈菲兹啊，哪里去寻找，贤明的思想和真知灼见？”
诗人悲愤交加，又一次离开家园流落异域他乡。他一生漂泊，多年自我流放，饱尝了远离家园的辛酸与痛苦。他的许多思念故乡、别愁离绪的诗读来催人泪下。
我背井离乡，苦恋得神魂异常，
我贫困无告，茫然彷徨，
我饱尝了人世的苦辣酸甜，
承受了关山阻隔的巨大悲伤。
对故乡的眷恋，
令我彻夜难眠；
我心中的惆怅，
令我肝肠寸断。
当漂泊者晚祷的时候，
我便开始声声哭号，
孤独悲凉如泣如诉，
编织的故事也莫名其妙。
哈菲兹离乡远游，不是玩山赏水，不是逃避战火，而是以笔为戈，单枪匹马去征伐黑暗与邪恶。在踽踽孤行的漫长游历中，他写下了大量壮怀激烈的爱国诗篇。他像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地热爱故乡，爱恋故乡一般地热爱祖国。这方热土上的一草一木，昆虫花鸟，还有母亲河两岸芬芳的泥土气息，都丝丝紧扣地牵连着他的心弦。身在异乡，他给春风寄去自己的思乡之情：“东风啊，假若有一天，你吹拂过阿拉斯河岸，请亲吻一下河谷的泥土，把馥郁的芳香撒在岸边。”
有几位邻国的国王仰慕哈菲兹的诗才和美名，曾热情邀请他去当宫廷诗人，哈菲兹一直未能成行，或者他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当时的伊朗多灾多难，但他没有弃之而去。到晚年，诗人已经丧子失偶，成了一个极度贫困而又虔诚的修道者。1387年帖木儿占领设拉子，两年之后，即1389年，伟大的抒情诗大师与世长辞，设拉子夜莺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归并安息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在伊朗文学史上，哈菲兹被誉为“抒情诗大师”。他的诗歌被认为是抒情诗发展的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峰。哈菲兹发扬了萨迪抒情诗的特点，他的诗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善于把生活语音提炼为洗练准确的文学语言。他的《哈菲兹诗集》于1791年第一次正式出版，共包括570余首抒情诗及部分颂诗、鲁拜诗和短诗，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1981年，中国出版了邢秉顺译的《哈菲兹抒情诗选》。他的诗在我国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亦有流传和讲授。伊朗政府将每年10月12日定为“哈菲兹日”，并举行纪念或学术研讨活动。
早于600多年前，在波斯、印巴次大陆、阿拉伯、中亚等国家地区，哈菲兹的诗以手抄本和民间艺人吟唱的方式流传，哈菲兹被誉为“设拉子夜莺”“诗人之神舌”。17世纪以后，哈菲兹的诗先后被译介到西方、俄罗斯等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世界各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黑格尔评价哈菲兹的诗“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见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恩格斯称：“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18世纪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对哈菲兹推崇备至，模仿哈菲兹写下了不少诗篇，其《西东诗集》就是仿照哈菲兹的即兴之作。歌德高度评价哈菲兹说：“哈菲兹啊，除非丧失了理智，我才会把自己和你相提并论。你是一艘鼓满风帆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则不过是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的一叶小舟。”（《波斯散文选》，阿里·阿克巴尔·法尔扎姆普尔编）他又教徒般虔诚地说：“哈菲兹啊，我的愿望乃是做你信徒中唯一的信徒。”（见波斯文《哈菲兹诗集》前言）俄国着名诗人普希金对哈菲兹心有所仪，仿效哈菲兹写下了《啊，玫瑰姑娘》等诗作。还有莱蒙托夫、叶赛宁等大诗人，以及尼采、丹纳等哲学家也都对哈菲兹有过极高的赞赏之辞。
从上述评语中，我们看出西方经典作家对哈菲兹的赞誉并非夸大之词，因为哈菲兹诗歌语言艺术的“永恒魅力”，因为哈菲兹在诗歌中追求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歌唱的美好爱情，对人道主义理想的倾诉和呐喊，对黑暗腐朽的揭露与抗争，这些正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倡导和崇尚的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因此，可以说哈菲兹的抒情诗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西方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