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级行政区划34170个，其中乡14848个，比上年同期减少219个，镇19322个，比上年同期增加88个，街道6686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62个。湘潭市岳塘区的昭山乡、易家湾镇相邻，发展方向一样，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且易家湾镇地域范围很小。昭山乡、易家湾镇应该合并，称为昭山镇。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很多乡镇产业结构、土地结构、从业人员结构、居住空间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乡镇已达到乡改镇、镇改街道的地步。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改为洞井街道、黎托乡改为黎托镇，天心区大托镇改为大托街道，长沙县暮云镇改为暮云街道、东岸乡改为东岸街道、跳马乡改为跳马镇，湘潭县响水乡改为响水镇。韶山市至今没有一个街道，只辖3镇4乡，可改部分乡镇为街道。现在8个县均没有街道建制，县政府所在地可尝试改镇为街道。长株潭地区建制镇镇区已有社区建制，如望城县星城镇月亮岛社区等，但不少镇的镇区还是村，应速改为社区。
长沙县、望城县并入长沙市区，株洲县并入株洲市区，宁乡县、攸县改市。“国际经验表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空间扩展过程异常迅速，普遍对旧的行政区划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新增城市也不断涌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增设新的城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适时适度地改革调整传统的以农村型政区为主体的行政区划体制，是有必要的。”长沙县、望城县经济发展快，县城与长沙城市近在咫尺，可以说已勉强相连，并且县城的建设发展日益与长沙成为一体，距离划到长沙市区为期不远，到时长沙县改为长沙市星沙区，望城县改为长沙市雷锋区。长沙县列湖南省县域经济第一强，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10.23%，人均GDP46371元，城市化水平46.10%，2009年全国县域经济第34强（江苏省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并列第1名，江苏省吴江市第2名）。2009年长沙县完成财政总收入52亿元。长沙县县城规模很大，“建成区面积由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47.6平方公里”，2009年底，改制为3个街道。望城县列2008年湖南省县域经济第3强，2008年县域城市化水平40.44%，2009年全国县域经济第99位。规划长沙火车西站位于望城县星城镇月亮岛社区。株洲县紧邻株洲市区，县城渌口镇距离株洲城市很近，并有一定规模，应适时并入株洲市区。宁乡县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17.82%，县域城市化水平37.81%；2009年全国县域经济第84位；县城已有一定规模，为湖南省第一强镇，纺织品服装业发达，适当时候县改市。攸县距离株洲城市有一定距离，2008年列全省县域经济第7强，县域城市化水平35.85%，县城规模较大，工业、服务业有一定基础，适当时候县改市。
2）与三市市制有关的大调整
“事实表明，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而干预区域经济的情况仍很突出，从行政区经济过渡到经济区经济依然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改革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之时，中国的行政区经济还会存在，只是更为弱化。“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将是市场经济性质的行政区经济，或是具有行政区经济色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长株潭地区，通过行政区划大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行政区经济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方案一，三市合并。三市合并很简单，社会普遍认为三市应该合并。
长、株、潭自古一体，三市原本一市，只是后来行政上的分开，使它们各自发展，形成了一个特大城市，两个大城市。三市合并成为一个市，新的市行政级别定位副省级；或者设立中央直辖市，湖南省照样存在，省政府驻地可以考虑迁往衡阳。衡阳是湖南省第二大城市。三市合并为一个市，行政壁垒烟消云散。
方案二，省辖县制，三市市区合并为一个市。行政区边界地区经济相对衰竭，长株潭地区十分明显，株洲市所辖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距离株洲实在太远，根本接受不了城市的带动作用。《宪法》第一章第三十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表明省县之间地级政府只有自治州而没有市。
“城镇化发展要求设立城市型区划建制。”市制发生改变，市辖县改为省直辖县，三市市区合并为一个市。长株潭地区的12个县（市）除长沙县、望城县、株洲县外都归省辖。
3）增设一个省辖市的大调整
三城结合部是长株潭的焦点，不仅是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的“重灾区”，而且也是开发建设的敏感区，因为它是长株潭的规划“绿心”。规划“绿心”并不意味着不能有任何建筑，而是要在保持青山绿水主基调基础上的适度开发建设。三城结合部可以称为昭山地区，包括湘潭市的昭山乡、易家湾镇，株洲市的龙头铺镇和长沙市的暮云镇、跳马乡等乡镇。昭山地区分属三市，在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作用下，不可能实现青山绿水主基调和适度开发的兼容。昭山地区的发展是长株潭一体化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头戏”。为此，可以把分属于三市的昭山地区单独拿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行政单元。具体可以设立省辖县级市——昭山市，昭山市并不分属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与三市无行政区的隶属关系。
4）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三市合并，出现一些难于化解的悖论
行政区划调整容易为公众接受，特别是三市合并最容易得到公众认同，因为与长株潭地域主义一致，与长株潭政治文化一致。但行政区划的合并敏感性极强，特别是对一个省涉及几个行政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枢纽进行合并，看似简单实则麻烦，难以实现被组织与自组织的统一。麻烦一，存在合并减人与就业优先的悖论。三市变为一市，3个市政府变为了一个市政府，官员数大减。“三保”（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是生命线，就业最为重要，抓就业就是抓政治。有了就业，增长问题不大，稳定有了基础。政府官员主要是市级政府官员要大减是三市合并的一大障碍，合并减人与就业优先的悖论无法化解。麻烦二，存在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全国城市群行政区划的问题都存在，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基本上都是城市群的最大限制性因素。三市合并等于在全国开了城市群破除制约因素的先河，其他城市群行政区划合并方案会纷至沓来。
担心其他城市群效仿是三市合并的一大障碍，局部与整体无法实现统一，长株潭与全国的悖论难以化解。麻烦三，存在城市群与城市难以协调的悖论。行政区划合并，长株潭城市群变为了单中心体制，“然而这种单中心体制也受到多种观点的质疑。如公共设施规模过大会导致不能代表各种利益，不能满足各种需求和偏好从而造成效率的损失；要继续保持控制，其费用也许会非常巨大，使得设施在整体上低效。尤其是单中心体制易陷入等级化的官僚结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对居民日常需求反应的迟钝，不能代表当地的公共利益。此外，在一个政府的统治机构下，由于缺乏竞争而导致行政费用的提高和福利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在单中心体制下政府的公共组织只能提供大都市区有限的一部分公共服务”。
5.2.2 上级政府主导收效甚微，并引发新的悖论
中国城市群政治结构的变革有独特性，因为中国的国家结构是单一制。其实从现实来看，在单一制国家中国，不同城市群政治结构的变革也不同，大部分城市群政治结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大都没有城市群层次的政治组织。然而，政治结构发生了变革的中国城市群，其政治结构变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上级政府主导。当然，在实行上级政府主导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城市群管治，但实行管治的中国城市群是一种机械团结而不是有机团结。
1）一种模式是成立城市群党委、城市群财政局
乌昌城市群是典型代表。昌吉、米泉、阜康、五家渠等城市距离乌鲁木齐近在咫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昌吉、米泉、阜康、五家渠等的乌昌城市群已经形成。昌吉为昌吉回族自治州驻地。米泉市原为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县级市，2007年6月30日国务院批复，与乌鲁木齐市东山区合并，成立米东区，隶属乌鲁木齐市。阜康市为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县级市。五家渠是新疆建设兵团六师师部所在地，五家渠市是2004年设立的师市合一的县级市。“在成立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前，乌昌两地原是一体。”
乌昌城市群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市1.36万平方公里，昌吉回族自治州9.39万平方公里。
由于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的存在，使得各个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群的发展受到制约。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提出乌昌经济一体化。
但乌昌一体化存在政治结构方面的约束。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政治性质不同。乌鲁木齐市实行的是市辖区、市管县体制，并且只有一个辖县；昌吉州是民族自治地方，下辖的行政区，自治县、县、县级市混杂，再下辖的行政区，乡、镇、民族乡混杂。两地比较，一个简单，一个复杂，并且两地权力不等。政治性质的差异性、复杂化，导致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更为严重，一体化更难。
为推进一体化，在保持原有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行政区划基础上，城市群政治结构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成立乌昌党委。成立乌昌党委，目的是通过党的力量打破行政区划对一体化的阻隔。乌昌党委书记即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乌昌党委成立了秘书处，秘书处下设政策、规划、计划、财政、组织5个工作组。乌昌党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派出机构，统筹乌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乌昌一体化谋篇布局。二是成立了乌昌财政局，财政合一。一体化至少有3个统一，包括规划统一、财政统一和市场统一，而财政统一是核心。2005年10月19日乌昌财政局在乌市财政局挂牌成立，局长、副局长由乌昌党委任命，下设综合处、预算处、国库处、涉外处。同时也设立了乌昌党委财经办公室，与乌昌财政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国家金库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中心支库。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市州一体。乌昌财政局对上接受财政厅领导，对下指导乌鲁木齐市财政局、昌吉州财政局。2008年1月1日起乌昌财政新体制正式运行。
政治结构有所调整，但调整没有真正到位。“目前乌昌一体化的推动是在乌昌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尚没有实质性的机构或组织进行乌昌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工作，乌昌两地存在着大量行政不作为和行政难作为，致使区域之间的规划、建设、管理、公共服务等难以协同。”（《乌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2007）可以说，一体化进展艰难很难说完全是政治结构问题。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州的经济结构相差悬殊。一是工业化水平。从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考察，乌鲁木齐市处于工业化中期，而昌吉州处于工业化初期。2007年乌鲁木齐市产业结构为1.28∶37.72∶61，昌吉州为28.8∶40.5∶30.7。
二是市州内部差异。发达的乌鲁木齐市地区差异不大，而落后的昌吉州地区差异很大。乌鲁木齐市下辖7区1县（乌鲁木齐县），昌吉州下辖2市5县。三是产业结构。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州工业结构雷同，两地都主要是重化工业。
2）一种模式是成立一体化领导小组
上级政府在城市群成立经济一体化领导小组是更为普遍的形式。
（1）长株潭城市群先是成立了一体化办，2009年改为“两型”办长株潭城市群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立了一体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2007年12月14日，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5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2009年1月4日正式成立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省长任主任，省委书记为顾问，领导协调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正厅级工作机构），对委员会负责。
领导协调委员会跟以前的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大同小异。“大同”主要表现在均是上级政府主导，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功能增强了，过去主要是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现在既要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又要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