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吕耀怀、王颖、刘春娥（2005），“新公共管理”理论：
①以结果而不是以规则、程序的正确性来评估管理水平。官僚制特别强调固守规则、遵循程序，行政管理的结果相对于规则和程序而言似乎反而不重要了。换言之，本来仅具有手段价值的规则、程序反倒成了目的价值。对规则、程序的刻板追求，使韦伯式的官僚制组织日益僵化，缺乏应变能力和弹性，管理人员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也被扼杀。“新公共管理”运动则强调行政结果即目的价值，只要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管理人员可不为僵化的规则、程序所束缚。“新公共管理”使行政管理获得了空前的灵活性，提高了行政组织工作效率。引入市场机制及相应的管理手段。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严格区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政府管理公共部门以公共权力从上到下实行管制，市场机制仅存在于私营部门。排斥市场机制，致使行政管理追求预算最大化，官僚主义严重，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新公共管理”寻求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中，并在公共管理中大量运用私营部门管理方法，如绩效评估、目标管理、项目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进而在行政管理中形成了竞争的格局，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不是预算最大化，行政管理质量和效率得到提高，行政腐败得到防止。③重塑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对解决所谓“政党分赃制”问题发生了作用。欧文·E.休斯认为，“要对政治与行政，或政策与行政进行严格的区分永远都是不现实的。”政府的行政管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政治性的，行政管理属于政治，政治与行政二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管理的政治责任，责任政府建设受影响。“新公共管理”力图将政治与行政结合起来。④限制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的职能严格限制在纯公共领域，即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纯公共服务、纯公共产品。“管不了”、“管不好”的准公共事务交给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这样使得政府规模缩小，行政管理支出下降，管理效率提高。官僚制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就是管制。无节制的管制束缚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创新，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促使政府规模膨胀。
“新公共管理”创新政府管理模式，由以管制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新公共管理”把公众当作行政管理主体的顾客，以顾客的评价作为行政管理的指标。这促使公共管理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也改善了政府形象。⑤由集权走向分权。“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不是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因而主张分权而反对集权。将一部分公共权力分给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一部分权力下移。“新公共管理”的分权调动了基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管理组织能够更迅速地对社会的公共需求作出反应。
新公共管理注重政府的决策职能与管理职能分离，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政府广泛采用分权方式进行管理，放松规则，实施绩效目标控制。
2）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是二者的结合。行政管理追求三大效率：组织效率、职能效率、政治效率。
（1）好的行政管理是制胜的“强心剂”
“在当今社会，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体系在创造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高效率的、透明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
世界竞争是政府之间的竞争。首先，政府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能否强盛。二战后，日本从失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保住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而日本和美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失误率最低的国家。日本的公共政策质量非常高，其公共政策失误率只有0.28%，美国是2.8%，其他发达国家是5%左右，而中国高达30%左右。其次，国家强盛并不意味着必胜无疑。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清朝时期的1846年，中国人口最多、军队最多，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9.6%。康乾以后，世界上70%的白银在中国。但中日甲午海战，清朝败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的GDP是日本的5倍。清朝失败的原因在于军力不及日本，军力不及的原因在于战争融资问题。当时清朝通过征税和摊派进行战争融资，但效果不好；日本通过发行国债实行战争融资，效果极佳。北洋水师在英国早就订了两艘最快的快舰，但因为付不出款项，结果被日本捷足先登。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经济和社会发生剧烈变迁时期，各国都试图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以有效地应对由变迁而形成的挑战。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拯救市场的发展模式，市场失灵，政府介入。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带来了政府制度的建设和监管的引入，推行新政（New Deal）。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新政不断涌现。
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如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勾勒出我们国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轨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一切都是与改革开放分不开的，而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是息息相关。可以说，每一次行政改革之后，伴随着政府管理质量的提升，都紧随着一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过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未来，中国的继续发展，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中国处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时期
公共行政的作用巨大，“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已变得如此广泛以及政府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是行政性的，以致有人认为出现了‘行政国家’（the Administrative State）”。民众碰到公共危机时，第一反应就是政府为何不防患于未然，第二反应是政府应该使之不悲剧重演；针对区域发展缓慢，民众第一反应就是政府为何这样无能。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变革往往成为经济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二是都带有“追赶”的特征。中国的现代化看重追赶，也看重变革，但政治变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现已进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时。过去几十年中国忽视经济，重视政治，并且政治、经济不分。行政权力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的绝对支配和全面干预，成了搞活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也就是说行政管理体制成为搞活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搞活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1982年，中国开启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至今中央已完成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地方的第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晚于经济制度的变迁。1978年改革开放，但1982年才进行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1993年才开始第三次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通过几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得1978-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中国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制度的新变化、新要求不断地推进和深化自身的改革，由适应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变为了基本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有被动应付的特点，缺乏主动性，形成了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发展而不是通过政治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局面。这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第一个普遍规律有所差异。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要比在西方国家大得多。但中国的政治变革比较迟缓，“其突出的特点是政治转型远远滞后于经济转型”。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务实性改革。高尚全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渐进性改革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改革在各领域进展的不平衡。比如，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等。”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行政管理也必须现代化，没有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不可能实现。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不我待。
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政府一直是改革的设计、组织和推动者，但政府自身的改革相对来说是滞后的。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3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十七大以来进入第三阶段，旨在建设服务型政府，重点是转变政府管理模式。当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进入了第三阶段，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3）长株潭行政问题多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行政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使行政绩效差。“行政体制内含职能、机构、人员3个要素，行政机制内含权力、责任、关系3个要素，部门动力内含利益、能力、作为3个要素，政府法治内含标准、规则、程序3个要素。
行政体制在实际中的运行既制约行政机制，又仰仗行政机制创设运行轨道；行政体制在行政机制中发挥作用，既导引部门动力，又依靠部门动力形成实际效能；行政体制在行政机制中通过部门动力实现效能，既决定政府法治，又诉诸政府法治提供规范化保障。在现实中，由于行政体制中的职能、机构、人员的设置不合理，便导致行政机制中权力、责任、关系相互脱节，导致部门动力中利益、能力、作为产生偏向，导致政府法治中标准、规则、程序的苍白，从而使行政体制置身于权力为首、责任为次、关系不顺的行政机制，受制于利益作祟、能力不显、作为不当的部门动力，沉湎于标准模糊、规则随意、程序不严的政府法治，必然产生大量的问题，很难实现应有的行政效能。”
表现一：编制臃肿，政府全能，但同时政府职能也越位（涉足市场）、缺位（权力真空）。
机构编制臃肿，行政审批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低。
“小政府，大社会”是各市场经济国家倡导的，但长株潭城市群仍然是“大政府、大社会”格局。“小政府，大社会”，意味着很多事务政府不管，“不管”领域主要由市场调节，“大政府，大社会”意味着政府管的事务很多，政府职能给人的感觉是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无所不管，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还是“大政府，大社会”格局，显然不合时宜。
政府全能必然导致政府越位，主要是涉入市场领域，如政企不分、投资私人产品领域等。政府越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政府全能必然导致政府缺位，主要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到位，出现权力真空。
表现二：行政管理机构之间职权交叉、权力撞车，权责脱节、权事脱节。
职权交叉，权力撞车。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都管，“权力撞车”、“权力撞车”必出现相互推诿和扯皮。在长沙万家丽路和远大一路交叉处，有一个地下通道，通道共有8个出口，但8个出口没有任何指示标志。据报道，长沙市芙蓉区城管行政执法局、长沙市芙蓉区市政工程管理局、长沙市芙蓉区交警大队3个机关都推，均说不在其管辖范围。
权责脱节。要么有权无责，要么有责无权。政府与政府之间是权力在上面、责任在下面，而政府内部则是权力在下面、责任在上面。
权事脱节。人权、财权、物权偏重上级政府，而事权主要在下级政府。
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屡屡发生冲突。
监管体制责任不清。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民众不知咋办。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由质监、工商、卫生等部门分段监管。这种“五龙治水”的监管体制导致各部门间责任不清，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监管体制责任不清，也会导致“五龙”吵架，因而影响和谐政府建设。
二是违法行政。
尽管198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颁布了《行政复议法》，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指导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从理论上讲，我国几千年来只准“官管民”，不能“民告官”的历史传统发生根本性变革，但官员依旧权力滥用，以权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