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行政违法行为产生的前提就在于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自由政治空间，即公务员有行政行为选择的自由。”据霍燕平（2009），“以当下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实际为例，有违依法行政的情况粗略统计为下述几种：一是机关财务部门同时承担资产管理与基建工作，管钱、管物与使用不分，直接与现行财政法规相抵触；二是负责编制预算的与执行预算的同在一个部门，违反预算法规相关规定；三是财务部门承担政府采购工作，严重违反政府采购法规定；四是由财务部门负责审计工作，违反审计法规定。更为严重的是，个别机关的财务部门集‘授权审批、执行业务、财产保管、会计记录、监督审核’等不能相容的职责于一身，权力集中，包揽一切。”
长株潭城市群地方政府违法行政不一而足，乱收费比比皆是。比如针对个体工商户，工商部门的会员费、卫生部门的食品卫生质量检验费、质监部门的检验费或技术服务费等“三费”变为了“三座大山”。乱收税无权，但乱收费有权，受利益驱使，行政组织变为了通过收费实行管制。政府信息公开已到了法院判决仍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的地步。
三是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泛滥。
据2009年8月颁发的《长沙市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长沙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财政拨款的社会团体兴办（含参股、控股）的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基地）、商场、饮食店铺、娱乐场所、经营性门面、存量土地、加油站、印刷厂、修理厂非常多，这些资产的运营方式多种多样，或自营或出租。
四是民主行政欠缺。
长株潭试验区存在民主赤字。集体决策流于形式，往往是“一把手”一言堂，最后以集体决定形式传开。公共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调整，但公共政策的制定不礼贤下士，不问计于民。文森特·奥斯特洛姆（Vincent Ostrom）力倡民主行政。李春成（2008）提出了奥斯特洛姆认为的8条民主行政范式的基本定理，前4条：“在道德上，政府官员与普通公民一样，谁都不比谁更高尚或更低下”；“公民私有权与官员的公共权力都要受到民主宪法的约束，并相互制约”；“公共权力尽管是行善之所需，但却可能被用作使坏，因此，权力必须分立并相互制约”；“公共行政在政治的范畴之中，公共物品和服务需要政治决策”。
五是一体化行政欠缺。
三市行政的政治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一体化行政落后。行政日益复杂，“政府项目越来越依赖各级政府之间或者政府与私人承包商或其他代理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政府资金的筹集和政府支出之间的裂缝日益扩大”。单中心行政变为了多中心行政，上有长株潭联市，横向的还有3个市政府。行政活动并不只是以前的就是执行。“由于行政从单一的执行活动变成多目标、多中心的管理活动，行政活动本身也因而日益成为一项政治活动。管理必然涉及对目标的确定、认知、分解、实现，而这又必然涉及对各种利益的权衡。这实际上意味着，本来应当在代议机关内进行博弈、权衡的政治过程延伸到了行政过程之中。行政机关根据宽泛的立法标准在行政过程中对大量相互竞争的利益冲突进行权衡和协调解决的活动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过程。”三市各有自身利益，如何使三市利益得到协调，变为联市行政的一大难题。三市利益协调问题是一体化行政问题。一体化行政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权衡。三市行政距离一体化行政有较大距离。
六是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益差。
正常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的绝对数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数呈相对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成本快速提高。行政管理成本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出、司法支出、法院支出、检察院支出和公检法办案费用补助等。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开始增强。中国1978年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4.71%，“2006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成本接近全部公共财政支出的20%，构成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
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外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与发达地区相比，湖南省行政管理成本较高。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7》，2006年地方财政支出包括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外交外事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公检法司支出等31个类别，湖南省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略高于全国地方，比上海市高很多。
三市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基建、支农、教育、社会保障补助4项支出合计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低于湖南省，而湖南省行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较高，因此估计长、株、潭三市行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比较高。
长株潭行政成本较高，有主客观原因。一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较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把更多的预算份额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较小的份额用于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营，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比重较小，用于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比重较大。长株潭试验区尽管在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居于最高层次，但也还只是处于工业化中期，不像上海市已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期。二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度有关。尽管长株潭试验区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但还相当不成熟，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还广泛存在，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使行政成本提高。三是也有主观原因，节约行政费用的意识不强，存在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基本上各个行政部门都存在乱花钱的毛病。“在经济逐渐好转的情况下，一些公安机关成本与效益意识差或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工作不讲成本，花的成本大，取得的效益差。有的慷公家之慨，对公款公物肆意浪费，甚至损公肥私。”普遍认为，在编人数对行政管理成本的影响很大，其实不然。“中国的政府行政支出的成本弹性比较大，与在编人数关系并不大。这也进一步说明，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支出不是在编人员的人头经费，而是其他方面的支出，控制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重点不是控制政府机构或在编人员的多少。”
行政效益不同于行政效果，行政效果指单个的行政活动所产生的结果，行政效益则是一种更大范围整体性的实际利益评估。
长株潭试验区首先并不重视行政效益，其次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益的重视程度并不一样。与行政成本比较，政府更轻视行政效益，不大提及行政效益。人们考虑行政经费，但从不考虑产生的行政效益。就算考虑行政效益，也不去关心效益的取得是否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原因与行政成本更加客观、行政效益更加主观，行政成本更加经济、行政效益更加社会有关。行政效益如何，人说了算；行政成本多高，则有据可查。
长株潭城市群行政效益差不仅表现在单个市行政效益差，而且表现在三市政府没有很好地协同作战，总体性行政效益不尽如人意。当然也可理解为三市整体性行政效益差对单个市行政效益发生影响，因为三市行政与一体化行政关系越来越大。三市整体性的行政效益差涉及众多领域，突出表现在三城结合部、环境保护、湘江治理等。
（4）行政管理目标
行政管理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行政目标。
关于行政管理目标，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行政绩效在行政管理中起着目标定位和导向作用；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效率从来就是行政管理追求的目标”。此外，还有行政管理目标是行政效能之说。
综合分析影响深远的行政管理理论是行政目标确定的基础。从科学管理理论、系统组织理论到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等传统行政理论，可以总结，效率是行政的主要目标。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成为政府追求效率的理想模式，是行政组织模式的经典。现代行政学认为，效率不是唯一，行政也要发展政治。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公共行政强调民主思想，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包括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和社会责任感。
“政府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不是免费的，它的成本通常朝着更加模糊不清的目标更缓慢地攀升”。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注重效率与民主的融合。
因此，我们认为，行政管理目标是行政效率高和促进政治民主化。对于长株潭试验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视行政管理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要效率和民主二者兼顾，实现行政发展与政治发展的齐头并进。
第一，行政高效率。
行政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长株潭试验区行政效率与政府体制有关，也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有关，还与三市关系有关。不同方面对行政效率的影响不同。跟其他地方一样，长株潭试验区政府体制有中国特色。政府体制是政治体制，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1992），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具体化。政治必须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长株潭试验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既有政府体制内的控制，也有政府体制外的控制。三市均存在党、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政治组织，政府行政管理不只是政府的事，还受其他政治组织影响。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据韩国《朝鲜日报》2009年8月27日报道，中国政治实力荣登榜首，将美国和英国甩在了后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所主导的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另外，中国人对国会、政党及政治人的信任度颇高，同时，政治人所具有的出色能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政府体制内控制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地方立法机构，正副最高行政长官和政府组成单位领导的产生必须经过人大，地方政府对人大负责。政协协商式民主，有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对行政民主发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政府体制外控制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安排了数量众多的党员，并建立了党组织，因而保证了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公民社会是“介于政治国家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非赢利性、公益性的公民自治组织，作为新生的社会系统，它呈现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协商民主为中轴，各种利益并存、各方独立性与个性共生的多元化差异领域，并与政治国家领域、经济领域共同构成新的社会结构整体。”显然，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影响行政效率，它的存在，政府职能可以适度减少，也存在与政府行政对立或协调的因素。三市关系影响行政效率不言而喻。
提高行政效率是长株潭试验区各政府行政改革（Administrative Reform）的核心工作，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之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治挂帅”，不重视行政效率问题。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行政改革重心偏向理顺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精简机构等。加入WTO后，发现我们的行政效率极低，行政成本极高，但至今对提高行政效率还是不够重视，更没有启动提高行政效率之办法。行政效率低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建立，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行政低效率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继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后，十七大政治报告又将“提高效能”列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提高行政效率是长株潭试验区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长株潭试验区行政高效率的主体主要是接受服务者。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民众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认为政府提供的由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的公共物品低效率，政府应注重自己的职能，注重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实践表明，政府不发挥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往往行政效率更高，也更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20世纪最后20年，西方国家进行的政府改革普遍重视政府职能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使得政府中心论受到置疑，政府是公共组织，应该把追求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从而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在决定怎么做时，则应该追求公众效率，政府的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工作形式等都应该考虑服务对象的利益，使公众接受的服务高效率，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投入少。“新公共管理”理论使得行政效率的主体发生了转变，行政效率的评价主体变为了接受服务者，这样一来，行政效率实际成为了社会效率，而这正是服务型政府所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