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趋势：基于中国近代大学的创建者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校园均或多或少延用或借鉴了传统建筑群或书院的情境和意象。例如：蔡元培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之中应该注意“保我性”，他在北京大学推行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中国书院传统，“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之所长而活用之”。由此北大等大学不但部分延续了传统建筑院落式空间，而且在校园景观环境塑造上注重校园园林化发展。
与城市肌理紧密结合的趋势：客观上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国立、私立大学校园，或在原有传统建筑组群上发展而来，或是由没有系统学习、接受西方规划方法的学校领导者自行设计，或是以以往书院形态为蓝本建造而被动、下意识地赋予了校园与城市紧密结合的肌理；主观上是因为本土近代大学之主动引进是建立在中国城市形态基础上的，不存在如教会大学那样本质上期望基督教化中国而完全创立一种与中国现实社会环境相异的校园物质环境。
3）小型学院化
当时的教会大学为了与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后蓬勃发展的近代大学相竞争，纷纷联合几个差会共同办校，由于各差会间利益和办学科目着重点的不同，导致校园呈现反映不同差会势力领域的独立的院系。另一方面，在华教会组织希望教会大学能够像欧洲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封闭修道院式学院一样完全与世隔绝地接受基督的洗礼，也是促使教会大学校园形态中各院系小型学院化的原因。而中国本土大学则更多是受康有为大学校园设想的影响以及传统书院形态中师生同住、同游、同学境界，演化为近代中国大学住、学一体的各院系小型学院化形态。
4）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中出现新元素
首先在美国差会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引进其本土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和农业推广教育制度，创设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农田。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各大学或独立学院纷纷效仿。学生活动中心的出现是受辛亥革命后日渐为人们所接受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大学里各类社团活动频繁、活跃，而由此在校园形态中出现的物质环境回应。同样，1911年推翻封建王朝后，传统封建思想“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也为“男女平等”的新思想所代替，北大率先实现男女同校，相应在大学校园形态构成元素中出现女生宿舍；但此时，甚至一直要到20世纪90年代，女生宿舍都被设计为大学校园中的封闭“修道院”。
5）学生自治成为大学校园形态建构上的独立力量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逐渐为中国奠定了建立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新教育基础。正如陈独秀指出的，这种新教育的特点是：“自由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倒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个时期，在中国大学中尤其是中国本土大学的领导者致力于改变以前封建王朝依附于国家取士制度的功利主义教育模式，希望培养出具有自己思想和改造社会能力的新青年。例如：1921年，张伯苓就南开大学改革中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开、师生合作”的办学方针。学生会、各类学生社团组织以及有的大学中和教师一起组成的校务评议会等是他们为已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提供的自由发展平台——学生自治，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对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发挥自己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校园规划、建设和使用者参与初露端倪。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国家民族岌岌可危，学生组织多集中针对大学社会价值取向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就校园物质形态方面亦有建议学校建造学生中心、倡导植树造景改善校园环境，针对学生宿舍现状提出改善建议，等等。
2.2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1949年）政治、“固有文化”和“学院派”表述
1927年，在国共联合进行的北伐战争结束以后，一个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政府是其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现代政权。由于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大学已被普遍视为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常被委以“救国”的重任。因此，民国政府对大学采取的政策和立法，是使大学的社会价值观和校园形态符合民国政府的利益和目的。蒋介石为了强化其在国内唯一和有效的领导，采取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不通过社会革命而迅速恢复经济、走向工业化成为强国的道路；法西斯思想被公开提倡，它包括：军国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26。而在大学校园形态塑造上的儒家传统复兴既符合当时政府右倾、保守的意识形态走向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也与这一时期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中国本土第一代建筑师折衷主义学院派设计思想及手法相契合。但与中国国立、私立大学这一阶段的迅速发展相反，1927年1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对“凡未立案学校的经费、设备、教职员任职资格等作了具体规定”。
1930年又限期令教会学校立案，凡逾期不立案者将关闭或停止招生。自此，中国教会大学的独立王国被打破了，它成为在中国政府管辖下私立大学的一部分。当然，教会大学在1928年后继续发展，据统计：1926年教会大学入学人数为3500人，1947年则达到了12000人。但是，由于20年代爆发的一系列反基督教化教育运动以及此后的八年抗日战争，教会大学校园并没有像1911-1927年间那样取得大规模发展，多为原有规划框架上的增补。例如：1934年金陵女子大学完成了1919年校舍整体规划中的图书馆兼行政办公楼，并兴建教职工宿舍四幢；东吴大学在1927-1937年间修建了宿舍体育馆、游泳池等完全了此前确立的校园形态基本格局。此后，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大学校园遭到摧毁性的洗劫和践踏，许多学校被迫内迁；内地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校园的传统物质形态不复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场战争为真正中国化的近代大学奠定了地理和文化上的基础。最后是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大学主要是在两种政权间社会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变动、发展，而大学校园建设则没有大的发展，多集中在对抗日战争后受毁校园的修复。以下本节将具体探讨1927-1949年间中国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并重点研究在本阶段最具代表性的1927-1937年间发展成熟的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完成的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设实践。
2.2.1政策是关键：国民党统治地位确立后的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
政策明显是一件“对价值观进行权威性配置”的事情；政策是对价值观的可操作性表述，是对“法定意图”的表述。显而易见，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依存于社会背景之上的，那么在实现中央统治后的国民党政权时期谁的价值观是有效的，谁的是无效的？“价值观的权威性配置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政策概念中权利和控制的中心上。”因此，这一时期政策突出了对蒋介石法西斯的军事独裁理想社会的设想，教育和大学亦然，本书这里试图找到此阶段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与蒋介石所构想的社会理想之间的联系。
1）国家主义的挑战：取缔和收回
国家主义即民族主义，在英语里为同一个词(Nationalism)。从中国社会政治角度看，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不但伴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历程，还和蒋介石统治集团推行的法西斯主义相联系。最早明确提出“国家主义教育”名词的是1906年《新民丛报》上的一篇译文，但当时仅为个别人的思想倾向。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真正蔚为大潮是在1923年以后；当然，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要形成浩大的声势和影响，它都必须找到一个值得排异和攻击的对象，教会学校正是这样一个适宜的靶子，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日益高涨。国家主义者对基督教大学的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主张教育权是一种国家主权，要求收回教会大学的主权；其二，在教育行政上，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其三，在教育宗旨上，主张以国家主义为宗旨，抵抗、改写教会学校的文化侵略政策。
而另一方面，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确立其在党、军队和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需要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迅猛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的军事独裁。而国民党政权文化专制主义的排他性，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教育的基督化宗旨相冲突。对于教会大学而言，1927年前后是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也是中国基督教教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28年2月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条例》，1929年2月教育部又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草案》，其中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的有以下四条：“第四条，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所设立，其校长或院长，须以中国人充任。第五条，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以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第十二条，……学校行政，由校董会选任校长或院长完全负责。……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如认为校董会所选任校长或院长为不称职时，亦得令校董会另选之。”整个条例体现了当时教育部对待教会学校的三个目的，即促进其中国化、世俗化和专业化。至1932年6月30日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通过了立案注册，基本结束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内中、外教育并存的半殖民状态，从此教会学校不再作为一种外国教育体制存在，而是作为中国私立教育体制的一部分由国家统一管理。当然，也因为以上原因，1927年后教会大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直至1949年建国后被完全取缔。对教会大学社会价值取向的质疑和限定使其从此阶段开始失去其在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折射在校园物质环境形态上则是不再有大规模的规划、建设活动，校园与此前相比较变化不大。
2）党化教育：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政治的工具
1927年，国民党夺取江山、建立政权后，在政治上，它希望尽快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时军阀混战、诸侯争霸、中央无权的局面，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统统控制起来，尽早实现其“一党专政”、“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就以本党的三民主义来治中国”。教育，自然是国民党高度重视、严密控制的一个领域。他们把教育严格纳入“一个党、一个主义”之下，将其视为实施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蒋介石曾说：“国民革命之工作，尚未完成。其最大的基础，实为教育。”所以，为了在教育上彻底贯彻这一政策，他们把广州国民政府曾经提出的，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党化教育口号加以利用，实行一党专政。所谓党化教育，就是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1928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开始公然提倡法西斯思想的军国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以及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
1927年前，取法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20年代这种仿效美国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造成了大量的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政府对教育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再加上美国的教育模式在大多数专业上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而这些都与国民党政府所积极推进的“党化教育”大相径庭。因此，1927年后国民党政府转而倾向建立欧洲模式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式的教育体制。然而，由蔡元培、李石等效法法、德提出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欲改官僚化为学术化”，追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和做法也不符合国民党当时试图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控制，实行“一党专政”的目标。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大学院的机关，明明列在国民政府组织案中，当然在国民政府之下，和其他各部院同一性质；何以大学院门前所悬的招牌，不称国民政府大学院，大书特书而曰中华民国大学院？
是否表示教育独立，大学院和国民政府并列？”
同年10月“大学院制”就被停止，改设中央集权统治的教育部，曾在辛亥革命后得到初步发展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已成为了过去。而与蒋介石政权积极推进“党化教育”相匹配，得以大力推进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德规范的复兴，这样不但能将其实际的法西斯专政掩藏在民族主义外衣后，而且亦与20世纪初在中国教育领域萌芽的国家主义思想相契合；并由此确立了此阶段大学校园形态建构中“中国古式”和“中国固有之形式”的政治文化框架。
大学如何能和国家政治保持距离而相对独立生存发展，国家政治在短暂放松对大学的绝对领导、控制后再次成为中国大学的主宰，并从此开始一直是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的决定性力量，而这种局面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有所改观。
3）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后，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战争中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大学为了求生存、发展，为了不被日寇和汉奸“维持”、“保管”，采取了战时的非常手段——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