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时大学的特质：留存与毁灭
1937年7月2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轰炸了南开大学，秀山堂、图书馆、文法学院等建筑设施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同时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等亦遭到轰炸。9月，日本宪兵驻兵北大、清华等高校；8月-10月，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先后有23所高校遭到敌机轰炸、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三个月中，全国高校仅校舍一项，损失即达21036842元。中国大学的物质形态在战火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高校，其中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不得不迁往农村、还未沦陷的西部地区或者沦陷区的外国租界和香港。而即使在大后方，中国大学面临的依然是无固定校园、校舍紧张、图书仪器缺乏等诸多艰苦办学条件。有的大学采取迁移到内地大学中，利用现有校舍联合办学的方式，例如：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相继迎接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华西坝上出现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的盛况；有的大学则租民宅、借庙宇、搭建临时房屋等，以非常环境延续正常教学，例如：同济大学在先后经过六次迁校后，来到四川宜宾县李庄：禹王宫——校总办公处，东岳庙——工学院，祖师殿——医学院，王爷庙——图书馆，南华宫——理学院等。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大学物质环境上的缺失并没有让中国的高校丢弃其各自办学的特色和大学本质精神。这大概得益于民族危机所触发的文化救国热情，亦得益于战时大学大量内迁，国民党政府的控制相对薄弱，使得大学获得了较多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权利。例如：浙江大学校长率浙江大学四次迁徙，最后于1940年2月迁至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当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浙大湄潭江学址借用了当地包括湄潭文庙（办公室、图书馆旧址）、天主堂（谈家桢等教授住处）、义泉万寿宫（研究生院旧址）、西来庵（湄江吟社旧址）、双修寺（理学院物理系旧址）等当地庙宇、民宅为校舍。然而在此期间竺可桢将欧美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理念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精神和方式相结合，率先推行导师制，为浙大抗战后成为着名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已发展的大学校园物质环境被打破，中国的大学是依靠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责任感，对科学救国的信心和对保存学术文化的决心而存在和发展。如余英时所言，“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民族危机的现实促使众多大学一方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己以安百姓”、“兼济天下”；另一方面延续了学校在战前已经有所意识的“大学自治”和“自由教育”传统，并没有简单地将普通教育转化为战时教育，而是如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言：“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制”，“不能不超越现实”，立足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眼于立国之本。因此，战时的中国近代大学在迁徙中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源发展正规大学校园形态，其中最为典型的即是西南联合大学。
（2）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迁徙
抗战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地理分布非常不平衡，大部分高校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其中60%的大学生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高校分布情况如下：上海22所，北京15所，广东和河北各8所，江苏5所，浙江、福建和江西各4所，湖南、广西、云南、河南和辽宁各2所，安徽、四川、新疆、甘肃、吉林和察哈尔各1所，其他省份如陕西、贵州、青海等9省则一所大学都没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试图利用这种战争造成的高校大迁移来调整中国高校布局，尽管像青海、内蒙、新疆和宁夏等边缘省份在战后还是一所大学都没有，但1945年后中国西部及内陆地区的高等教育还是有了很大发展。
（3）国民党对大学法西斯统治的强化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对大学的统治，仍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来进一步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政策。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提出了“管、养、卫、教”的教育方针；1939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声称：“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很久的教育独立口号。……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要求“教育界统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反对“各逞所见，各行其是”。
因此，国民党政府要求大学设立区党部、三青团、训导处；另一方面制定了具体策略，以加强对学校和师生的控制。在这种氛围下，有些大学深受其害。例如：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到西安后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其与离重庆中央政府稍近的西南联合大学命运相左。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所大学的校址离共产党控制的延安距离太近，所以不久西北联合大学就又被分成几所独立的农业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在陕西省南部另辟校址，而另一部分则于1939年迁到兰州（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为西北师范大学。可见，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是要将近代中国大学，无论是精神层面上的社会价值取向还是物质层面上的校址、校园规划建设变成政治的附庸。
4）解放战争时期大学的两种意识形态：修复与改造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要求专科以上学校根据需要作合理的迁移和分布，因战事停顿但具有历史的学校应予以恢复。1946年后，内迁的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分期分批迁回了原地区、原校舍。但是，历经日寇八年洗劫的校园残破不堪、劫损一空，等待广大师生的是对原有校园建筑、设施、环境以及正常教学秩序、目标的修复、复员。同时，由于1946年蒋介石政府撕毁国共停战协定，以共产党统治的中原地区为起点发起内战。因此，实际上战后的中国被划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种意识形态政权的对峙。对于位于解放区的高等院校，1946年，陕甘宁政府公布了《战时教育方案》：“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亦应立即动员起来，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411947年中国人民军进入反攻以后，对于新解放区高校的文教政策主要是：
保护现状，逐步改造旧学校；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对原有的高等学校进行调整。总的来讲，抗日战争后的五年中国大学也陷入两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夹峙，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背离了在战时还在努力维系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思想；社会环境的动荡、大学社会价值观的摇摆不定都直接导致这段时间成为中国大学校园物质形态建设上的“空窗”期。
2.2.2中国第一批建筑师发展的大学校园形态：政治、“固有之文化”、“学院派”表述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中国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近代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以南京为首都，上海为经济中心，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是1949年前唯一相对稳定的一段历史，被称为“南京十年”。尽管政权不稳，环境艰险，但这段时间依然是中国主权国家体制的初创，经济管理的国有和短暂的繁荣时期，国家范围大规模的规划、建筑实践成为可能。同时，国民党政权对教会大学所采取的取缔和收回政策大大打击了教会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本土大学的扩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而伴随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逐渐成长，建筑设计活动兴盛；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也结束了1927年前中国本土大学少有专业规划、设计的历史。因此，如果说1911-1927年间是以在教会大学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外国建筑师对近代中国大学的规划、建设为代表的话，那么1927-1937年间则是中国本土大学和建筑师的集体亮相。政治、“固有之文化”和“学院派”表述是这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主旋律。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化表述，要追溯到孙中山时期。孙中山以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全面改组国民党，其核心就是确立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绝对领导权；而这一理论带来的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化的力量，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和国家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基本构架，也为从此时一直到9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依附于政治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是中心，革命目标则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并以此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现代共和国。当然，这些均反映了五四运动的思想，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这种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下，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政治和传统文化相结合都是必然的选择。因此，1925年孙中山陵墓——中国首次政府组织的公开建筑竞赛中亦第一次明确提出：“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建筑师吕彦直以其借鉴于中国古代陵墓布局的规划和具有浓郁民族韵味的建筑组群形态而拔得头筹，这成为中国建筑师规划、设计传统复兴式建筑组群的起点。至蒋介石政权时期，其为了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大力推行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国家政府开始祭孔，提倡儒家传统的道德、礼仪规范。1930年，国民政府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1935年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此相对应在建筑、规划上政府也通过指令性的制约推行“中国固有之形式”。
1929年和1930年在对南京和上海的规划中，这一要求也被明确地提出；“训政肇端，首重建设，矧在首都，四方是则”。南京《首都计划》中指出：首都的城市设计与宫室建筑，要“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按照这样的政策，在当时已废除“教育独立”口号，实行“党化教育”的中国大学中，如何追求校园形态上的“中国固有之形式”不再是一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结表述，而发展成一项必须的政治性任务。
另一方面，从近代世界建筑发展看，中国第一批建筑师留学时的西方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新的建筑材料、技术、类型和功能，但建筑样式和风格的变革却举步维艰；在规划理论方面同样，虽然欧美也正在修正规划中太过注重城市和建筑物视觉表现以及平面图案化的弊端，但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依然是“学院派”规划模式。而学成归国的第一批建筑师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冲撞，“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盟与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科技世界主义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爱国主义、情感民族主义之间的抵触，影响了这一代建筑师原有的建筑观，他们身上背负了太多期望以建筑帮助社会进步的社会改良思想。例如，建筑师柳士英曾说：“盖一国之建筑，实表现一国之国民性……故欲增进吾国之世界上之地位，当从事于艺术运动，生活改良，使中国之文化，得尽量发挥之机会，以贡献于世界，始不放弃其生存”。因此，1927年前在教会大学中已经初具规模的“中西合璧”式校园形态，尤其是美国建筑师墨菲在长沙雅礼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等一系列教会大学中所采用的借鉴中国古典园林意境、建筑组群布置原则结合西方现代规划方法，并在校园建筑上运用新古典主义手法所达到“中国建筑的复兴”，不仅受到当时中国建筑师的尊崇，而且也被强烈标榜国家主义主张的蒋介石政府欣赏；亦由此将原本带有些许殖民主义色彩的“中西合璧”式经由政府和业界推崇发展为“中国固有之形式”。此外，墨菲的新古典主义手法也正属于当时中国建筑师所沉浸的巴黎美术学院古典折衷主义的传统之中。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1927年到1937年间近代中国大学多在西方注重轴线处理、构图技巧的古典主义规划手法上结合明确的功能分区以及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形制安排，再配合新古典主义手法处理的“传统样式”校园建筑，形成具有“中国固有之形式”特征的大学校园形态。以下将具体探讨这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由杨廷宝规划设计的几所大学校园形态。
1）东北大学：二元拼贴校园形态
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初始以奉天省省立文学专门学校校址办大学文法科，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办大学理工科。但基于当时民众对大学校址与城市关系的普遍概念——大学应选址于城郊，与“浊市”隔绝，避免喧闹；而且位于城市中的校园已无余地建造理工科所需的实习工厂等设施。因此学校呈请省公署禀明，高师与文专的校舍在城市之内，不适合学校之用，并且更不适合理工科，请求在城郊另建完整的综合性新校园。至1929年杨廷宝进行校园总体规划之时，东北大学实际分为南校（文法科）、北校（理工科）两部，其中北校新校园仅有理工学院教学楼一幢，校方期颐通过规划对南校区进行置换，使校园归于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