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东北大学位于蒋介石中央统治辐射范围的边缘地带，因此杨廷宝设计的东北大学校园形态表现为从经济、实际角度考虑的中西方文明的二元拼贴；可以简单描述为：“中”字形校园构架下中国传统建筑组群院落空间和西方新古典主义规划手法的结合，并统一运用英国都铎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外形，追求校园建筑外在的精神功能与不同校园空间含义匹配。
（1）“中”字形构架
东北大学校园总体结构结合基地地形，以“中”字形构架组织校园空间，使原本不规则的基地依然在简单平行、垂直关系构成的规整轴群统领下遵从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形制。首先，在基地南边中心处设学校主入口，遵循了传统建筑群坐南朝北的发展方向，以一系列建筑（依次布置了理工学院、理工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草坪和广场构成南北向主轴线，用体育场消除基地北边不规则的尖角地块，并作为空间收束；这条南北主轴线即是整个校园形态的脊柱——“中”字构架中的“-”。校园中的东西向次轴线则由公共建筑——大礼堂和女生体育馆予以定位，它们又与在轴线南北两边平行布置的理工实验室、图书馆、文法学院和化工楼共同围合成校园中心广场——“中”字构架中的“口”。而学生宿舍区布置在南北向主轴线两边，与文法学院、化学楼形成平行于主轴线的两条南北向次轴线；而东西向次轴线则起到连接不规则基地两端，组织教职工和女生住宿区空间形态的作用。整个校园在“中”字架构下形成中心广场、校园公共设施、四个学院、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这样从交往、礼仪空间——公共、基础学习空间——院系学习空间——半私密生活空间层层包绕、构图严谨、分区明确、层次丰富的校园空间组织。
（2）严整的传统院落空间序列
杨廷宝在东北大学校园的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尤其是官式建筑群（宫殿、庙宇、太学等）中的轴线对称和院落序列的有意识借鉴。延校园中南北向主轴线形成四个不同空间尺度的闭合院落，其间重点突出了理工学院、图书馆和体育馆。首先，是主校门处的狭小广场（约45m×70m），经过空间上的收束后进入一处横向展开的广场（65m×270m），迎面矗立着欧式四层钢筋混凝土理工学院大楼，有力地突出了高大的理工学院大楼，对比效果强烈，形成校园空间中第一个高潮。其次，延南北轴线再向北走，经过与理工学院大楼紧密排列的理工实验室后空间豁然开朗，这里是整个校园的中心，亦是三条南北向主、次轴线与东西向次轴线的交汇处；杨廷宝利用东西向空间和南北向空间的尺度差异突出东西向轴线在这个空间中的主导地位（约110m×515m），避免形成两向均势的尴尬局面，亦将传统四合院闭合的空间感转化成向中心广场开放的两个相扣三合院空间形态——成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体现开放、民主的三边围合院落形式与体现中国传统“礼制”的封闭四合院形式的融合、变形；但是图书馆在空间中的重要性被大礼堂与女生体育馆所削弱。最后，经过图书馆来到体育馆前与两边学生宿舍一起围合成的基本为正方形的广场（约150m×160m）形成校园空间的第三个高潮。此外，位于南北向次轴线上的学生宿舍和东西向次轴线上的教职工住宅区和女生宿舍也采用围合的四合院空间形式，这种平行于南北向主轴线的结构布局亦源自传统书院中将主要教学、礼仪建筑安排在主轴线上，而次要生活建筑另外发展平行的次轴线，以居中为尊的传统理念突出校园中心轴线建筑群及空间组合的规划手法。
（3）西方新古典主义规划构图
应该说，东北大学校园从总体来看依然遵循的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注重构图和视觉形式的“学院派”校园规划模式：“按照某种既定的几何图案形式，以对称重复的手法组织单体建筑和其周围道路；装饰图案布局追求建筑群平面形式的严谨、明晰、完美，突出平面图形的装饰性。”从1929年东北大学总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杨廷宝反复运用了两种尺度的矩形空间和“中”字图案：通过建筑的对称重复布置，形成两种尺度（横向矩形，长宽比大约为4∶1；正方形，长宽比约为1∶1）的矩形空间；以校园“中”字形架构为原型，又在组织东西两侧教职工宿舍区中加以运用。此外，在校园道路设计上杨廷宝也采用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反映唯理主义思想和巴洛克开放特点的放射性道路，在局部调和了校园封闭型院落空间序列所带来的内向性秩序。
（4）二元拼贴，追求经济、实际
东北大学的规划可以被认为是建筑师杨廷宝自发探寻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结合的摸索，尚未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的限制和束缚。因此，二元拼贴和追求经济、实际是校园形态中所表现出的根本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是多种文化在此时期碰撞、交融造成的，并与东北大学远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地处张作霖的势力范围有很大的关系。杨廷宝在这里没有用中国传统建筑最显而易见的大屋顶来体现校园建筑风貌上的中国固有之文化，而是从建筑组群布置中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理解来体现：其在明确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利用平行、垂直轴网排布组合成以建筑边界为范围的较为规则完整的方形或次方形空间单元，尤其突出南北向主轴线上的一系列院落空间，尊卑有序。但是，又与中国传统平面以五方位空间图式为基本模式，非集中性的特点不同；东北大学规划吸取了西方城市规划中对主要建筑“纪念性”品格的追求，融和三合院的空间模式，突出理工学院、图书馆、体育馆等主要建筑；特别是位于东西向次轴线西端的大礼堂，它不仅是校园东西向形态上的中心和标志，而且结合其西面半圆形草坪以及向外发散的道路设计，强调西面教职工住宿区和女生宿舍区东西方向轴线的延伸形态。如此，校园空间效果上亦是二元拼贴，表现为南北向的封闭、控制、秩序与东西向的开放、发散和民主，并在校园中心广场处交融。最后，在校园建筑形式上杨廷宝选择了与已建理工学院相统一的英国都铎哥特式风格，这种形式较之中国传统官式建筑样式和西方古典形式而言处理灵活、简洁，建造和施工都较经济、实际。当然，在某些建筑细部上杨廷宝也寻求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的表达，例如体育馆的设计。
2）清华大学：传统“辟雍”形式的复活
1930年清华大学规划是在墨菲1914年总体规划基础上的修正，墨菲的规划根据当时学校的事业规划将校园分为东面的留美预备学校和西面的综合大学两部分。如前所述东面的留美预备学校基本采用了移植于美国本土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模式，而在西面综合大学校园布局中墨菲则对中国传统南北轴向发展的院落空间序列进行了探讨。对照1927年清华大学现状测绘图，其东面规划基本成形，但西面综合大学则尚未建设。
现状上东面的预备学校在形制上类似学院制，分三院，每个院均小而全，包括了宿舍、食堂、教室等；从功能和行为组织来看，与牛津、剑桥等中世纪大学颇为相像，生活、交往、教学在院内交叉混合。而事实上，20世纪起随着美国所提倡的实用主义高等教育理念对传统精英主义教育的冲击，校园形态上封闭、内向型的四合院式逐渐被更符合现代大规模班级制教学的明确“功能分区”型规划所取代，因此杨廷宝首先依照功能分区原则对现状进行了功能置换。其将原来第一院、第二院中的生活、服务功能均调整到校园北端运动场后，形成完整的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拆除原第三院，建造学生学术会所和聚餐厅，与体育场、体育馆结合形成宿舍区前开敞、设施齐全的学生活动区，并且聚餐厅亦形成对东部预备学校校园南北向主轴线的延伸和收束。其次，杨廷宝将原本由图书馆到医院就结束的东西向道路打通，一直贯穿校园东西两部分，使原本各自为政的两部分校园形态被统领在规整的平行、垂直轴群中，成为一个系统。而在此基础上对于西部新校园的规划就是基于校园统一架构上的形态构筑。
清华大学校园西部的中心是一片自然荒丘，1914年墨菲的原规划将需要重点突出的建筑——图书馆放置在荒丘中心，其他校舍建筑按轴线对称布置在其周围，这一布局重点突出、主次分明。杨廷宝延承了这种突出中心建筑的布局方式，并将中国传统大学“辟雍泮水”的形式和内涵引入其中。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据蔡邕《明堂月冷论》上记载，“辟雍”之名，乃“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可见“辟雍”布局中中心建筑周边圆形环水是一种固定形制。例如：北京国子监布局中其主院就以“辟雍泮水”为中心。在清华西部校园规划中，杨廷宝借法“辟雍”形态将自然形态的荒丘、水面修整、设计为规则半圆环形，博物馆位于中央；四幢特种学术建筑和生物馆从东西北三面环绕中心博物馆。在空间层次处理上，杨廷宝弱化了原来墨菲规划中的院落空间序列，而是将美式弗吉尼亚大学那种具有强烈礼仪性、纪念性的三边闭合的大草坪与中国传统突出中心建筑的“辟雍”形态相结合。
尽管这种处理手法缺少串联院落空间的时序感，但是中央建筑——博物馆在校园空间中的地位更加显着也更具空间震慑力。在荒丘上方，平行体育场处，1914年规划为四合院式的学生宿舍区；而本次规划中，这块区域被新的运动场所替代，与现有运动场相接，构成校园整体分区上教学区——服务活动区——宿舍区层层推进的结构。此外，对应博物馆杨廷宝在校园东部相应的位置规划了行政楼。这样不仅东西部校园更加一体化，而且通过对行政楼周边广场的设计，原来东部校园的南北向主轴线在空间上又多了一个层次。最后，在本项规划中也反复运用了最具西方文艺复兴特征的放射状道路，这种图案化的道路既出现在东部校园由教学建筑或学生宿舍组成的四合院中，也出现在西部校园的入口广场、草坪处理上，以及组织校园中央博物馆和环绕其周围教学建筑的向心性道路上。总体而言，杨廷宝1930年为清华大学所作的总体规划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物质形态“辟雍”的意境，而且结合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际，调整1914年规划上东西部分立的校园形态，形成了整体格局。
3）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中“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完美表达
如果说，东北大学校园规划是国民党中央政权的“不在场”，建筑师自发的对中国近代校园形态以及校园形态中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的探索，清华大学校园规划是在老校园和已有规划基础上的修正并引入传统大学“辟雍泮水”的形制和内涵，那么四川大学则是蒋介石政府法西斯民族主义“国家统一”计划中推行高等教育“地方中央化”的典范。其交由中央政府审批规划的时代背景，皇城作为其独特的校址以及川中地方较浓厚的晚清民初色彩都促使四川大学1936年校园规划中建筑师在政治的引导下形成了类似中国传统“宫殿式”的校园形态。
国立四川大学是1931年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合并而成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四川由于僻处一隅，政治和社会自成格局，四川大学也颇受影响。其虽然是国内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却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至30年代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家统一”计划，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运动视为“中央政府扩张权利”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计划得以“进步”的双向互动过程。1935年，“中央军”入川，打破了此前四川一直为地方军人控制的局面，开始了“地方中央化”的过程。
而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任鸿隽受命于1935年8月至1937年6月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他提出了“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两项目标，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亦要成为能够与世界大学媲美的近代大学。为此，任鸿隽上任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改进川大简陋的校舍、设施。对此当时有人并不理解，据1936年夏入川的张颐说：“鄙人入夔门后，即闻有人说川大不应该新建校舍，殊不知本校校舍，实在陋劣已甚……其是以从前书院的眼光来品评现代大学的设施，根本不了解现代教育所授的功课内容与从前的书院不同，所以她所需的建筑设备，亦自迥异。”在川大校址的选择上任鸿隽考虑了两种方案，一是在城外，一是在原址皇城。最终他着眼于皇城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没有采用当时通行的城郊建校的做法而是选择在城市内的皇城基础上规划建造川大校园。他认为：“皇城在明为蜀王宫，在清为贡院，在民初迄今为学府，向为育人才之所，与川中文化发源地，在历史上有伟大之价值”，“以之整个作一学校之基址，在全国各省中可谓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