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的背景
一、大学是生产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产物，其物质环境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储存器和传承场所一定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紧密联系。正如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Lefebvre）所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由此，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国家城市社会生活、文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校园形态的构筑、发展与国家政治、城市社会结构的关系更趋紧密，逐步从无意识的互动上升到有意识的共同塑造；校园亦被认为是城市中理想社区的代表，希望能在其中获取新型政治及文化价值，试验、创新、重塑校园内的行为模式和建筑、空间布局，并最终为理想城市形态指明方向。
二、就中国而言，与根植在西方历史文化进程中，在形式和内容的发展上都具有连续性的西方大学不同；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期，随着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型才逐渐出现的，是取代传统书院的“舶来品”。而在中国大学其后的发展中，本身文化渊源上的异质性使其总是处于社会政治、文化改造、融合的中心。因此，由西方世界移植来的大学之“种”，在中国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定环境下发展出独特的“苗”，无论是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还是校园物质环境形态。
三、20世纪末期，随着产业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学产业迅猛发展。中国各地的高校，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5所、在校学生11万余人发展到现今的1000余所、在校学生200多万人；并且，无论是办学规模、组织模式、环境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中国城市经济与空间的增长过程中，高等教育已经与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商贸服务产业等紧紧联系起来。大学从未这么紧密地与城市生产力相关联，并且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而言，大学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校园空间形态的有序拓展有助于城市原有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的跨越和优化，增强城市科技实力，以科研创新带动城市产业升级。但在这一阶段跨跃式的大发展中，中国大学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并校扩展、旧校再开发、另辟分校、弃老校建新校，或者集聚为大学城，都为新时代中国高校的规划和建设提供了契机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教育产业起步晚，存在对其的误解和滥用，大学的发展偏向于功利性与实用性，官僚本位、学术机制僵化以及对商业和技术的迷恋，这种趋势使大学过分强调校园规模和硬件条件、招生就业人数，忽视了包含师资、学科建设内涵、教育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内容。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科教兴国战略中持续扩大的高等教育、校园建设规模以及快速城市化发展依然是现实社会进程的情况下，如何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把握大学城市、社会的作用与反作用，校园形态的可持续发展呢？
因而，通过发现和理解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社会价值取向在政治、文化及社会模式中的独特性和发展过程，把握其中可变的与永续的要素以及大学校园形态持续成长的规划方法，进而探讨大学校园形态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馈和重塑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现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大学研究的文字，其中西方的非建筑专业人士将焦点集中在影响大学发展的财政、教育政策等问题上，多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入手，而较少关注大学校园的物质形态建设。例如，美国的唐·倍根（Don Bagin）和唐纳德·R.格莱叶（Donald R.Gallagher）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大学在当前社会所衍生的公众性及其与所在社区的关系，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探讨了美国的大学评价体系与改革学院，而约翰·雷、沃尔特·哈克和卡尔·坎道里则从学校的经营管理着手研究大学的发展规划。
另一方面，因二战后西方国家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教育需求而带来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充和大学校园的新建设，促使建筑师和一些相关机构就大学校园的物质形态和物质环境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例如，1963年美国的Richard P.Dober所着的《校园规划》（Campus Design）一书正式将大学的规划设计确立为一门新的学科，与此同时，英国成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用以指导英国各大学制定全面的发展规划，德国也建立了研究新大学规划和建设的中央组织等。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和着作主要是从三个方面阐述大学校园规划：一是从大学作为社会机构的功能运作角度入手研究，以管理者意向诠释校园空间需求，进而试图科学合理地规划大学校园，让“校园通过逻辑不断建造而生长”；例如，Stefan Muthesius所着的《二战后大学》（ThePostwar University：Utopianist Campusand College）立足于教育机构、社会教育风潮、社区来研究欧美二战后的大学建设。二是从设计艺术、美学品质的角度研究大学校园的物质形态和环境；如RichardP.Dober于1992年发表的《校园设计》、2000年发表的《校园景观：功能、形态和特点》（Campus Landscape：Function，Forms，Features）等。三是20世纪60年代后受“参与性设计”以及“使用者论述”发展的影响，形成的运用环境行为学从“使用者的角度”对大学和校园空间的全新规划设计方法；其中，克莱尔·库珀·马库思和卡罗琳·弗朗西斯编着的《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1998）中的第四章对大学校园户外空间从环境行为学角度进行了研究，并试图寻找大学校园户外空间的设计导则；而C.亚历山大等着的《俄勒冈实验》（2002）是这种规划方法的一次较完整的实践。
与西方国家对大学以及校园规划的研究相比，中国关于这方面的专项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清华大学周逸湖、宋泽方教授编着的《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1994），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大学总体形态的构成机理，校园中心空间的形态环境规划及建筑艺术设计；湖南大学何人可的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校园规划设计》（1984）对校园与城市的关系、校园总体规划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校园的改扩建问题进行了探讨；清华大学徐卫国的硕士论文《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研究》和袁铁生的硕士论文《中国当代大学校园研究》分别对中国的近代大学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建大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此外，90年代后随着大学校园建设的高潮在各种专业杂志上刊登了大量有关大学规划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案例介绍等。
总而言之，不但中国有关大学规划的研究多偏重于对现象的叙述或单个项目操作层面的研究，而且西方对大学的理论探讨中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学、教育学研究和具体校园物质形态研究分离的现象，缺乏全面、跨学科的系统研究。
Ⅱ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研究
具体到本书的题目“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简史”：首先，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本身就是国家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中政治上的需要，而其后的一系列演变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程的直接映射。因此，把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三重意识跨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是本书试图建立的中国校园形态发展研究的视角。本书主要是以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城市文化学对空间、城市学科的研究为基础，研究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形成发展与社会复杂过程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以及因此呈现的形态特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具体构成元素和形态演化轨迹（模式），从而将抽象的社会关系、文化特性与大学校园的实体物质环境、局部的校舍建筑空间环境与整体的大学乃至城市、区域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