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58-197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逐渐被以毛泽东认知论为核心的个人权威所统领的时代。建国初期隐伏的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下的延安大学模式和建立在19世纪法国理性主义思潮上的苏联大学模式之间的文化冲突，在1957年中苏关系逐步交恶后显露出来，并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因此，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8-1965年的“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前，基于毛泽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源于西方（苏联）的正规大学教育模式和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上的“大众”教育模式并存，与此相对应也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校园形态。当然，1958年随着高等教育部的取消和一大批省级院校的建立，中国“正规”1大学发展也开始摆脱苏联集权化大学模式；这批由各地自行建设的大学校园从统一化的苏联规划、莫斯科大学模式中走出来开始具有地方特色。
但最为重要的是“大跃进”期间，“社会主义总路线”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导致中国校园规划的缺失，“行列式”布局的大行其道，无意识的呆板、无序取代了苏联形式主义、机械化的校园形态。当中国历史行进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正规”大学和“大众化”大学的冲突愈演愈烈，此阶段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另一极力量——“民粹主义”结合的延安大学模式4彻底取代了西方和苏联式的大学；这种大学模式赋予人民大众自己对中国高等教育、大学校园和校园生活进行设计的权利。尽管这种带有社会主义空想性质愿望的起点是好的，但中国并没有找到“某种能有效地、比较公平地将城市-乡村、精英-群众这些矛盾目标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来代替原来的那些结构”。“文革”期间的无政府状态、暴力行为和混乱下的与工厂和人民公社相联系的“7.21大学”不可能代替“正规”大学教育、校园和校园生活，而“正规”大学教育的消失导致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发展陷入停顿和破坏。本章将按中国社会进程分两个主要时期来论述，即1958-1965年“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4.11958-1965年对苏联影响的反思和新形式的产生
1956年底，中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中所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性、等级性，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都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激进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发展、成熟的群众运动技巧，大力推行“大跃进”。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相对应，同样中国高等教育也开始寻求苏联模式后与本土文化结合的新方向——教育大跃进、延安大学模式或中国化的苏联模式。毛泽东试图用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抹平在“正规”大学（苏联模式）-精英化教育和“大众化”大学（延安大学模式）-大众化教育之间的鸿沟，其提出了“两条腿走路”、“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等口号；但这种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事实上的不平等和追求平等目标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主要力量。以下将分两点从大学社会价值取向转变开始具体阐述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
4.1.1中国大学的新方向
按照1949年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习惯性划分，1958年的“大跃进”标志着苏联直接影响的结束和一条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1949年前以农村为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延安大学模式重新回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以试图矫正前一时期全面学习苏联大学模式中所造成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等级化和专业化。
但中国大学的新方向并没有放弃苏联模式，更确切地说，这一阶段在“正规”大学的发展、建设上原本集中的中央权力有很大程度被下放到地方，一体性、质量、计划的原则同灵活性、数量、地方自主的原则结合。1958年撤销高等教育部后，中国新大学创建的主要方式就从中央统筹、计划转入地方的平等参与和广泛包容：①严格的专业院校和综合大学之间的区分被打破，各地均自行建设了一批既开设基础学科，又开设应用技术学科的新型大学，例如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等。②地区的不同特色找到了表达的途径，各地开始创建自己的高教中心，有地区特色并符合本省实际的省属高校，像青海、内蒙古和宁夏这些从未有高等学校的省和自治区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大学。例如，内蒙古建立了内蒙古医学院7，哈尔滨以一所前俄语学院为基础建立了黑龙江大学等。③一些曾经由中央主办的高校被调整、合并进新办的省级大学中，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对由上而下的僵化模式的文化反冲。例如，武汉撤销了原来的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入新建的省级综合性大学——湖北大学。当然，必须看到这种大学创建和发展路径上的地方特色表达还很薄弱，苏联大学模式中“大学-系”、系内“专业-教研组”的两级管理体制和内部组织依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时期大学校园形态与前一阶段相比较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前以及在下文中要论及的改革开放后那样发生政策、制度下的跳跃性发展。
另一方面，“大众化”大学体系在这一时期的教育大跃进中开始与“正规”大学体系的平行发展。但是，诚如肯尼斯·利伯塔尔在《剑桥中国史》一书中对“大跃进”根源的分析：“其是建立在近于乌托邦的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即认为党凭借其群众运动的方法能够达到一切目的。”与中国经济大跃进所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指标一样，高等教育的指标也是过高的：
要在15年内使每个有条件的自愿的人，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基于此，国家大力倡导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中附设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9，这样可以扩展高等教育的广度和速度体现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原则。据统计，1958-1960年期间，中国各类高校从229所增加到1289所，学生数由441000名增加到961000名。然而，这种“两条腿走路”的高等教育方针如何让“两条腿”处于同等水平呢？没有资金来源、正规校舍、正规教师、正规教学方法的延安大学模式下大众教育是依靠当时与“正规”大学一致的教育目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吗？当时政府规定“正规”大学必须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学校应建设校办工厂或农场；与此相对应，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中附设的“大众化”大学在学习上除政治课外都与大学所依附的单位劳动技能相关联，校舍建筑同样也依附在相关单位建筑或土地上，学校运营企图通过学生的劳动达到自给自足。
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目标、口号上的平等其实甚至连两种大学模式在表面上的平等都办不到：进入正规体系的大学生才能参与如第三章所述的中国大学校园高度正规化了的生活模式，并由此取得社会等级攀升的阶梯（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给予国家干部的待遇）；而那些“大众化”大学的学生则没有这种机会，这与中国传统以及原始的延安大学模式走仕途求官位的大学教育心理期待不符合。这样的矛盾背离了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初衷，导致大众-精英的对立，并最终发展到群众力量对应有的技术程序、规范、准则的颠覆。本书认为这才是1958-1965年“大跃进”及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无序、呆板、缺乏专业校园发展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本源。
4.1.2对苏联影响的反思和新形式的产生
从本节以上论述可以看到，中国大学在这一时期“两条腿走路”——大众教育、精英教育平行发展的教育大跃进方针下，产生了对应“正规”大学的自上而下和“大众化”大学的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校园建设方式，亦形成截然不同两种校园形态，以下将分别阐述。
1）延安大学模式的异化：“大众化”大学校园形态特征
在讨论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广泛建设的、源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模式的“大众化”大学校园形态特征之前，我们已经从上文的论述中知晓延安大学模式在此阶段的社会价值取向由培养国家干部的学校转变为面向大众迅速普及教育和提高工农技术水平的学校。因此，尽管二者均针对农业文明占主导的中国社会而采用开放性教学、实用性教学目标、非正式性校园生活以及与其所属社会环境融为一体的校园校舍；但延安大学模式培养国家干部的国家机构性质使其实际上继承了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官僚模式，相对应其校园亦是自上而下建造的，如果认为其狭义的校园是仅能提供解决食宿的校舍建筑，那么对其广义校园而言整个边区政府体系亦包括在内，形成明确的环境等级属性和国家行政机构属性，正如阿摩斯·拉普卜特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中所言，“我们超越了单纯的空间因素，而将场景构成作为其扩大的体系，其中包含的社会构成（milieu）与行为通过特定规则相联系并决定了对环境的判断”。而另一方面，1958-1965年时期的“大众化”大学是毛泽东经济“大跃进”的附属物。正如刘少奇在河南的讲话：“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当时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亦称，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
1958年夏天起全国展开了群众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大学建设，那么这种大学校园如何构筑呢？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然学校的学习、生活都是围绕特定的生产劳动展开，学校物质环境因素就也可以和工厂、公社合为一体，而无需特意建设。例如，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校舍主要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各系学习则是卫生系在卫生保健防疫站中、工业系集中到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着名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原江西林业学校为主校，依托全省农垦基地建设分校，校舍建筑均有师生逐步建设，学校的营运依靠师生在基地的劳动维持。再如由大寨人规划、建造的大寨新村和公社大学，住宅和校舍无区别的并列。应该说这样的校园充分发挥了群众敢想敢干的原始创造精神，解决了当时校园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但是它完全依靠群众的实践经验、游离于中国与其并行的正规高等教育制度之外的现实亦使其显现出校园形态构筑上的随意性、非标准性、生产劳动性和大众性。
2）“正规”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在苏联大学模式上的调整和群众运动的力量
这一阶段中国“正规”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由其社会价值取向所决定是在前阶段苏联大学模式上的调整，并同时反映出教育“大跃进”中两种不同教育模式、体制下所试图寻找的平衡点。以下分三点具体阐述。
（1）校园选址与城市关系的演变
其实建国初期对于大学校园选址与城市、产业的关系就存在两种意见（详见第三章），但苏联规划模式使建立专门的城郊文化教育区倾向占了上风；而当“1958年的‘大跃进’标志着苏联直接影响的结束和一条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时，将大学分散到整个城市或走进农村公社，或和其专业对应的工厂、生产劳动紧密联系的观点就占了主导地位。以河南省郑州市1958年后高校在城市中的分布为例：在1958-1965年期间创建的大学有河南中医学院、郑州工学院（现并入郑州大学）、郑州农业大学、郑州粮食学院（现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等。结合郑州在1954年做的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将中医学院布置在邻近老城区省政府的东面与其周边已建的数家医院互为支持；农业大学和工学院则紧邻城市中心工业带；医科大学基本位于本次城市总体规划的几何中心，其旁边即是穿越整个城市的工业区和绿化带，能够更好地为工人阶级服务；粮食学院则位于城市西南角规划的开阔城市绿地中，既符合学校试验田和今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当时将部分城市绿地暂时划入农业和林业区域的经济、适用绿地概念。再例如广州市在“一五”期间学习苏联经验，在石牌地区初步形成了高教科研区，而“二五”期间则突破了大学均集中设置在科教区的原则，在市中心结合流花湖地区的对外贸易和文化娱乐功能建设了广州医学院和广播电视大学。事实上，本书认为中国1949-1957年间单一的在城郊文教区集中布局的大学选址方式也是造成上一阶段校园流于苏联模式机械、单调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集中到分散当校园的周边社会、自然环境，基地情况均有个性体现时，客观上还是为校园形态特征构筑创造了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