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功能完全化
教职工居住、娱乐等基本完备的社会生活服务功能在本阶段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大学校园必备的功能构成，大学校园真正成为具有特殊功能、固定社会构成的微缩城市。不但在形态上具有同构性，而且在功能上与城市具有重叠性。
5）界面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界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校园内“群”与“群”之间“界面”的变化上，而在校园形态与城市之间的“界面”则延续了建国前的构成模式和特质。以下将详述本阶段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界面”的变化特征：
（1）交通性
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严格的功能分区和正交网格型空间骨架，确定了“群”与“群”之间是以一种直线的道路形式组构其“界面”。因此，可达性、空间的贯通感、无变化性以及规整性是与校园“群”与“群”之间交通性道路界面一起赋予这个时代校园形态的特征。
（2）连续性
为了赞美直线——这一社会主义秩序和速度的象征，苏联模式的校园规划崇尚“界面”视觉上的连续，从而减弱了道路“界面”上校舍建筑的个性。国家制定标准，统一校园道路两边的建筑风貌，同时也遮掩每个校园格网中有可能出现的不和谐元素；“界面”成为被两个平行平面夹住的内向通道，有效地表现了国家力量、荣誉感、权力和社会秩序，并用这种理性的规划创造能够导引社会主义学生更有组织纪律性的学习和生活。
3.3.21949-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轨迹
1）关联因素阐述
关于1949-1957年期间建筑文化思潮、地域文化特征等对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影响，首先本书认为这一阶段地域文化特征在校园形态上的体现或对其的作用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形成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南京十年”期间同样由于中央集权对大学以及校园形态的政治性单边控制，促使整个国家的大学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上都纳入统一的系统内，而对于学校个性和支持大学物质形态环境个性展现的地域文化特征弃之不用。
在讨论本阶段建筑文化思潮对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影响之前必须要明确的是，1949-1957年间世界政治意识形态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同时世界建筑文化思潮也随之出现两种隔绝的发展模式：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发展成熟并演变为国际主义风格建筑运动；而1950年代西方城市规划也开始反思，对忽视了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及社会方面的因素，没有考虑到建筑设计对人类活动潜在影响的功能主义规划思想进行批判，并出现了新的城市规划思想，“集中”而非“区分”，流动的空间结构，生动、不规则的平面布局，多样化的建筑等。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引领下发展的政治目的、意识形态要求强加到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模式，强调严格功能分区体现社会主义计划性、有序性原则，强调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形式第一、功能第二的立场，采取古典主义和民族主义风格混合的历史折衷主义；另一方面，大量一般性建筑在经济和效率的指引下呈现风格千篇一律、低造价、简陋的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风貌。毫无疑问，出于政治原因建国后至1957年中国基本与西方世界隔绝，受苏联建筑文化思潮的单方面影响。而大学校园的规划建设属于国家重点建设的项目范围；因此，产生了前文所述的旧校园形态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内容改造、叠加模式和新校园建设中的苏联模式下的中国新型社会主义大学校园形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校园形态演变过程中，现代功能分区规划理念和对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借鉴被延续下来并且在和苏联形式主义规划手法、建筑风格相结合，形成符合新政权的新风貌；从“空间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列斐伏尔）的视角描绘了建国前后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轨迹。
2）发展轨迹
1949-1957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可以认为是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权发展的衍生物，因此本阶段校园形态大体可以分为对原有校园形态苏联模式的改造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新建校园形态两类：
（1）改造、叠加模式
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有大学校址上办学的学校而言，建国初期其校园形态的发展主要为：
①通过大学体系、内部组织结构以及教学制度等的苏联大学模式改造，使大学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等级体系，最终导引校园形态尤其是主要教学空间向单科院校或文理综合大学的预想模式演化。
②对原有校园形态进行改造：首先是对校园主轴线的确立和强化，叠加苏联模式的入口广场和“工”字形高大主楼，或是结合中国传统空间序列在移动过程中通过时间的延长和情感的酝酿而将主楼置于轴线末端来表达象征含义；其次，在校园形态生长过程中逐渐改造或新建构平行或垂直于主轴线的格网型空间骨架；最后，对原有校舍建筑改造，形成有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的建筑风貌，如通过加建达到“工”、“五一”等字形成为有具象意义的建筑平面。
（2）苏联模式下中国新型社会主义大学校园形态
1949-1957年期间新建的中国大学在“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则下，校园形态模式为：城郊统一选址、建设，大学校园严格功能分区，正交网格型空间骨架、“镶边式”建筑布局、匀质空间生长，突出校园中承担教学、行政等公共活动功能的中轴线，校园形态核心是莫斯科大学模式的入口广场和“工”字形主楼。
结语
综上所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型是大学校园形态较民国时期有了截然变更的关键，基于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的需要，以社会主义苏联为蓝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推进，大学亦然。“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大学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近现代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之间划分了明显的界线，并且这种界线的形成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和期望达到的结果：大学本质精神中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被压制，而大学物质环境形态的政治性和策略性被放大、加强并因此直接与国家经济产业部门建立联系。同时，源于西方文明的苏联社会主义形式主义文化代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此阶段校园形态的文化符号象征。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特征可以总结为：①与城市产业相关联的院校设置；②与城市总体规划中单独文教区设置相协调的城郊集中选址、布局；③体现国家集权控制下机械性、指令性和生产性的校园功能分区和环境营造；④延承中国传统城市肌理——格网型二维尺度控制的单中心中轴对称、匀质校园空间；⑤“镶边式”建筑布局、运用苏联规划的形式主义校园形态构筑“语汇”；⑥中国传统屋顶加苏联屋身的校园建筑风貌。但是，还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和南京十年期间国民党发展的表述“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大学校园形态之间有两项特征一脉相承：一是，基于共同的民族主义在校舍建筑风貌中运用中国传统式屋顶；二是，均对大学采取国家集权统治，也因此都选择了强调单中心、轴线对称布局的严谨校园形态来体现政权和控制，实际上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加强。
事实上，本书认为在不同的社会进程中影响大学校园形态的诸多因素，如果抛开作为基础的大学本质追寻不谈，唯有传统文化是其中的恒定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会存在借鉴角度和方式上的差异，但从不会发生彻底摒弃或改变；这不但可以在下一章文化大革命时期“正规”大学趋于消解和停滞阶段依然是和官学化之前的传统书院形态相关联中得以印证，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方大学被全球化的趋势所席卷，文化更成为不同国家、区域大学校园形态特征最有力的塑造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