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城市规划理论和大学校园规划
1）城市规划理论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0月中国建筑设计委员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恢复大会，在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下19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反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被重新确立为建筑创作、城市规划的指导性政策。在“双百”方针下开通了自1949年后一直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渠道，国外各种规划、建筑理论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这些理论纷繁复杂，既有注重二战后至1960年代功能理性的系统论、理性规划理论等，亦有1970年代至1980年代西方处于混沌交锋的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文脉、场所理论与现代城市设计等。那么刚刚从摒弃城市规划、建筑理论贫乏的阴霾中走出来的中国建设者和学者该如何选择呢？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条从19世纪近代中国被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来，就作为传统“道”、“器”价值观下，吸收和借鉴外来经验的文化论点，又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形式在80年代的中国成为外来技术、文化的主动引进依据。也许这是处于弱势的民族和文化在借鉴外来文化、技术中为保持自我独立性而采取的抵御性姿态；但换个角度看，在这种态度下一方面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特色摸索，另一方面又造成在同时涌入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规划理论中对现代主义规划理论和后现代“折衷”建筑形式的先天倾向性。因此，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精英主义规划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变了自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长期以来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同时，社会主义体制下土地国有和大部分建设的审批和投资权掌握在上级主管部分或中央的现状以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社会价值观使80年代的中国城市规划虽然强调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却完全由规划师、专家、政府官员等社会精英来主导全过程。在此思想指导下，客观上城市规划就成为一种少数专业人士与政府用以表达他们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社会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城市现代化规划思想城市现代化是中国规划界一直想提的话
题。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建设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及“文革”期间认为“城市规划只是消耗建设资金的消极东西”，所以现代化对中国规划界来说是一个奢侈品。“文革”后，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谈到城市规划的作用时说：
“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这就是说，要想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要把中国城市变成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现代城市。因此，当时中国的规划界处在拨乱反正、勇于探索、积极进取并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的时期。首先基于实用主义思想，不拘于特定的理论而更注重立足于中国城市的现实现事，解决实际问题；其虽然是“文革”后城市问题众多亟待解决的真实写照，但从根本而言是建立在传统儒家“入世”的现实主义文化基础上。其次，突破了“一五”时期乃至过去30年对城市规划是计划继续的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与西方功能理性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规划方式。一是从分解到高度综合，基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有条件对一切城市设施进行一次性（西方国家通常是逐步规划、建设）全面规划、综合安排，争取最大效益，但这是短期效益还是长期效益呢？二是城市结构的分散网络型和企事业单位综合集团型规划的结合，城市按文教、工业、商业等功能大体形成平行发展的各功能区，同时各分区内大多具体企事业单位又形成一个个内向型的子细胞，“小而全”。80年代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城市规划是此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划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规划界对城市现代化的一次大胆尝试。
（3）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和延承
如果说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经济的增长和机器社会进步的激情迷惑而忽略了历史环境的保护，那么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要对始建于封建时期的城市历史环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结束后，城市规划中首先获得拨乱反正的就是对历史古迹的重视和保护。
这符合当时涌入中国的西方国家战后历史环境保护理论以及后现代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脉、场所精神关注、追寻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其契合了大规模引进外来文明时保持自身特色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事实上翻阅1978-1987年的《建筑学报》，每一期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对现代和传统、对城市规划和历史古迹保护、对西方城市形态和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关系以及如何构筑联系等问题进行激烈探讨。当然有些问题是达成共识的：一是从三度空间规划到四度空间规划的发展，时间的尺度被包括在内。其实中国传统建筑群体空间组织中时间就是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基于同一“原型”的建筑单体通过轴线控制下时间和空间的展开阐述场所精神；但在城市尺度上时间是此时、彼时甚至将来时的共同体，城市形态应该被看做是有机生长体，能够印证和承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二，对中国“天人合一”环境观的重新关注；摒弃了文革时期“先生产后生活”、“人定胜天”的规划理念，对城市自然环境的运用和创造不仅成为规划中的依据，也成为构筑城市形态特征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园林作为“天人合一”观念的物质阐述，其理念和手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西方建筑师运用到近代中国大学校园规划后，又一次返回建筑、规划界的主流视野。
2）大学校园规划
大学校园规划是伴随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建筑、规划理论的引进和深入探讨而在80年代中期后开始作为专项研究出现的。1984年的《建筑学报》上刊登了罗森着的《国外校园规划》一文，这是中国建筑核心刊物上首次对国外校园规划的介绍；1985年《建筑学报》上周逸湖、宋泽方着的《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和设计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则是首次刊登在核心杂志上的对中国大学校园规划的理论研讨。但1980年代，公开发表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研究多集中在具体建筑设计上；而对中国大学校园规划的研究则在80年代中期后多在各高校以硕士论文的形式出现，如清华大学的《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研究》、《高等学校老校园扩建若干问题》（涂志奇，1988年）等；此外，湖南大学何人可的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校园规划设计》是中国较早联系高等教育哲学、社会学等相关概念探讨校园规划的研究。1994年，清华大学周逸湖、宋泽方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系统论述大学校园规划设计的专着《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
另一方面，可喜的是此阶段国外对大学校园规划研究的专着进入中国建筑、规划界的视野。和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一样，并不是所有论着都能够得到中国建筑人的青睐；其中，美国建筑师RichardP.Dober等的论着《校园规划》对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规划有重要影响。关键在于，Dober观点中所坚持的功能分区、校园自然要素、追求最大可能理性的规划立足点以及其精英主义的规划观念，都暗符了前文所述此阶段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城市规划理念。而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还没有突破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局限，在这种基础上运用现代主义高度理性规划来实现强制民主也许是当时能够想象和提供的最好方式。当然，由于中国这个阶段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准备期，高等院校建设与西方大学多元化投资、管理下渐进式的发展模式不同，往往是国家部门、地方政府统领下的一蹴而就的建设模式，遵循传统蓝图式总体规划方法。因此，西方从6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并积极探索的校园弹性生长、校园和城市的联系、使用者（教师和学生）参与规划等方面尽管在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规划的研究中已有涉及但具体实践则比较薄弱。此外，8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规划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地位，行政干预减少，设计师的想法能够较完整地付诸现实。
5.2.2大学校园形态：改革开放后新的自由
1977-1992年期间，与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开放历程联动运动中，在新的建筑、规划理念和方式下，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也经历了恢复、发展和探索的过程；在内里精神和外在表现手法、观念的双重作用下，就整体而言这个阶段校园形态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1）封闭王国的瓦解：“生物圈二号”的启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中国企事业单位一直都存在由于管理体制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由于社会体制而要求具体单位担负职工生老病死的情况，也就是说每个单位就是一个微缩社会，要提供基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城市规划中也将各单位建设完备的生活设施列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高工作效率的社会主义有力措施之一。这种现象在中国大学中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大学多选择在城郊建校，而文革时期尽管在初始阶段提出大学分散布局在城市各相关产业旁，但在运动中大多数大学被迁往农村和“三线”。因此，与真正城市生活一直保持距离的大学更需要成为一个自循环的完整社会系统——无论外部世界多么混乱，大学总在自己院墙（围墙依旧是校园范围的界定和大学理念的守护者）范围以内建立一整套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也许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大学校园犹如“生物圈二号”一样，自给自足、与世隔离，只是这个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符合社会生产要求，拥有技能、克制、秩序、规则和诚实的人才，而且这种产品显然是被预订“打造”的（国家统管的分配制度）。此外，与“生物圈二号”难以维系的原因相仿，当大学“社会”将真实社会内容的丰富性抽象成一种或几种模式后，“其满足社会生活多重需求的能力和机敏便会丧失殆尽”，封闭校园这个大学的“容器”也会破裂、溢漏；但你能够说这不是更好“容器”形成的开端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大学体制改革，使建国后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集权政治化管理下蛰伏的封闭王国、大学办社会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对大学校园形态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校园容器的破溢，形成异质校园肌理
同城市发展类似，当人口膨胀和面临经济发展的压力时，校园形态迅速改变，而它的内在精神也在被改造。校园中日益膨胀的固定人口（教职工人员超编、退休离休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又在增加等）“使在有限的家属住宅用地范围内，已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同时教职工住宅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也很难用校园规划的比例进行制约；这种情况在许多已建高校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已经开始蚕食教学区和其他用地”，例如：建国初期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的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原规划与80年代初期这两所大学的实际建设情况之间的差异。但是，按照“文革”后教育部对所属高等院校实行的五定（定规模、定编制、定方向、定任务、定专业）政策，校园中还是必须要按比例修建家属区和相关后勤服务设施；据统计1978-1982年教育部部属大学基建投资6.7亿，建房604平方万米，其中主要为教工宿舍。
因此，在此阶段针对这些问题原有院校在明确功能分区的大原则下对校园发展中功能互相掺杂的情况进行置换，以便能尽可能将教职工住宅区及其相关具有社会功能的附属设施集中布局、相对独立，拥有与城市直接联系的界面，逐步创造向社会化过渡的条件；并改革中国大学一贯以来低层低密度的校园形态，提高土地利用率，由分散型建设向集约型建设发展。例如：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将原先布局在一起的教职工宿舍区和学生宿舍区，通过对学生宿舍和体育活动区的功能置换，学生宿舍改为教职工单身宿舍，学生宿舍区在原体育活动区新建而体育活动区放置到教职工生活区和学生宿舍区之间，达到校园功能分区明确。另外由两个中等技校合并而成的武汉钢铁学院也将体育活动区置换到校园几何中心教职工生活区和教学区之间，实验、工厂区和教职工宿舍区置换到校园东部，而学生宿舍区安排在校园西部，形成东西两院，中间是教学、行政和体育运动区。其中，体育活动区向校园中心迁移是80年代校园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原因是对运动场地服务对象——教职工和学生的定位，而1992年后随着校园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体育活动场地又趋向于布局在校园中能够与城市直接联系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