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新建院校在选址时就已经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结合所在城市的发展和规划作综合决策。例如：80年代石家庄的六所新建高校尽管还是沿用了50年代初在城郊建设集中文教区的规划理念，但与50年代北京的八大院校各自在校园内建设教职工生活区不同，其将教职工生活区集中设置在文教区的中心，商业服务区则集中设置在与城市最接近的区域，便于社会化操作和联合开发。而深圳大学选址在距深圳市中心20km，距蛇口工业开发区5km的南山后海湾，既风景优美又成为城市和工业区之间空间和技术上的中转站。然而，无论是对已建大学校园改造还是依据新观念建设新院校，事实上在校园中都发展为两个区域和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肌理——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和与其他城市住宅区无区别的教职工住宅、生活区，并且这种分化将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逐渐加剧，并成为中国校园规划的通行做法。那么还有一个疑问，面对不可抵挡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化倾向，是否现代校园中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传统学院形态里强调教师与学生多方位交流、言传身教的意义已经丧失殆尽了呢？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定义和塑造现代校园的多层次交流空间呢？这将是我们急需探讨的问题。
（2）校园形态构筑从控制中心向学术中心发展如前文所述80年代中期后大学生统一分配体制发生的变革对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尤其是校园文化和教育哲学的影响，促使工具主义、标准化的学生培养模式一定要发生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大学校园也逐渐从控制中心向学术中心发展。事实上，传统儒家文化对高等教育“羁縻民众”的认识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控制”思想的遗传密码，外国势力妄图在中国建立文化殖民统治的野心则是近代教会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控制”思想的出发点；而这种控制性形态背后对于学生而言是同样的生活、学习方式，同样的校园秩序，是一种标志：标准化、组织严密的集体控制的标志。
让我们再次回顾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从早期清朝政府投资兴建的三江师范学堂，与其日本军事化管理模式对应，正对校园礼仪性公共活动空间（操场）布局讲堂、“口”字楼17，以达到集聚学生、宣讲、质训的教化作用；到民国时期采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理想性整体与监控性机制相结合的启蒙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建筑群布局中“礼”制原则相联系产生的轴线对称布局和中轴线上的传统宫殿形制，国民党“党化”教育理念就体现在这种强调单一中心统治权的校园形态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会大学校园中，只不过更为隐蔽的是其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引入以遮掩事实上的控制，但无论是以哪种目的形成的校园，体现权力的行政大楼（在早期教会大学中是教堂或其他形式的传教机构）都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当历史行进到1949年建国后，意识形态的高度集中和泛政治化在校园控制性形态表达上达到了顶峰——空间结构固定的正交道路系统和统一、机械化的延边式建筑布局，苏联模式的宏伟入口广场和行政、教学主楼的组合，以及对校园中轴线的一贯强调。然则，这种建立在剥夺居住者（学生）行动权力基础上的理想形式“在社会贫困条件下证明是可以办到的，甚至颇受欢迎。那么在社会繁荣条件下是否也同样可以实行呢？”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进步，中国大学校园中教师-学生原本“生产者-产品”的单极关系模式转向授与学趋于平等的两极学术关系模式，即使在初始阶段会带来困惑和迷茫，但统一分配体制的突破标志着学生开始拥有自主权，如前文所述教职工生活区与校园的分割从另一角度说明控制和“共同追求”的消散，单调、枯燥、冷漠的校园形态不再适合学生和大学自身民主化、生活化、个性化的要求，原先围绕行政、教学主楼建构的校园形态等级体系必然被以图书馆为中心建构的多元学术空间所取代。以山东烟台大学为例，在规划中校园与教职工生活区从南至北平行布局，均同城市有直接联系，可各自独立发展，而校园在没有单中心平直轴线限制后，采用灵活方式组织群体、园林化布局；校园主入口不再像以往那样为形成中轴线设在校园基地一边的几何中心，而是考虑到南边是城市人流主导方向设在基地西南角；教学区围绕人工湖自由布局，主入口与体育馆隔湖错位对景；行政楼则在主入口的南侧、文科楼之后，在空间地位上附属于主要教学区；此外，学生宿舍、大礼堂等学生生活建筑按功能成组团和人工湖南侧教学建筑群围绕位于校园几何中心的大草坪形成学校的第二个中心——生活、休闲中心；在校园整体形态中布置在人工湖北侧的图书馆成为校园教学中心和生活、休闲中心的联系。当然，这种转换是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直接体现。
（3）大学构筑力量向多元化发展引发校园形态发展
中国大学“理想城”幻想的破灭要直接归因于大学运营资金来源从单一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拨款走向拨款占主导其他形式（科研资金、学费、捐款等）为辅助的多元形式，是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辅以其他经济形式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纵向或横向资金来源的研究所和附属工厂等成为校园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力响应，其社会化属性决定了校园规划中多将其布局在相对独立、与城市直接联系的区域；而随着校园和城市联系的逐渐增多，校园道路系统的等级划分与改造也成为规划中刻不容缓的任务。例如：东南大学浦口分校和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将科研、附属工厂布置在校园后部与教学楼和教职工生活区均联系紧密；济南山东财政学院结合基地现状中的泄洪沟自然分隔的一个区域，将印刷厂、招待所等布置在其中形成直接面向城市社会的校园界面；而广州暨南大学改造原先汽车可以在校园内随意穿行的局面，规划开辟南北、东西贯通的大道各两条，成为校园功能区的边界，使校园既保证了积极开放的形态又净化了教学和生活区的环境。另一方面，鉴于传统学生必须住校、由床位决定学校招生容量的做法造成了师资和教学设施上的巨大浪费，1982年教育部在高等院校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中就提出：要逐步由大学生全部住读改为走读与住读并存，考虑由当地政府兴建学生公寓。
这意味着学费体制的改革，从中就可以看到学费收入在80年代中国大学运营费用中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种潜在的校园形态影响因素。其不但首次使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权成为校园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且迫使大学增加办学层次、种类，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和教学设施，从另一角度开放大学、增加与城市的联系。例如，这期间基本上所有中国大学都创办了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学院。此外，大学由其他渠道获得的运营资金也能够对校园形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像广东汕头大学、浙江宁波大学这样建设时大量资金来自港澳、海外华人捐赠的学校，其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大学办学经验，率先成立学校董事会管理校园事务，不分具体专业采用学分制等举措都决定了校园形态上的变化，例如：教学建筑群落组织更加灵活、不再一味强调绝对功能分区，集生活、学习于一体的“学院”型专业集群有可能成为现实，建造董事长住宅等。
2）技术解放：校园形态构筑的多重探索
这一阶段建筑、规划专业技术人员摆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与技术、学术混杂的状况，在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成为中坚力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筑被赋予新的自由：专业人士不断尝试新的手法和观念，试图摆脱千篇一律的苏联模式和复古主义的束缚，校园结构、建筑形式趋向多样化，群体组织手法日益丰富和活跃。90年代初借鉴国外校园规划理论在80年代实践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周逸湖、宋泽方在《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一书中对大学形态组织的基本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
（1）核心型：这种模式是以全校性公共设施及其他设施构成的校园中心空间为核心，向外围呈放射状扩展，每个发展组团都可能保持各阶段的相对完整性，同时又不干扰中心空间的正常活动。
（2）分子型：多中心的规划结构，适用于较大型的院校，有关的系科或分院可构成相对独立的空间，有利于分期、分批相对集中进行建设，每次新建对原有区域干扰较小。
（3）动线型：突破传统方院模式，形成建筑设施紧密联结的街道式空间（室内或室外街），交通动线及管网敷设均通畅便捷，而且具有明确而有机的生长脉络，尤其是在条形地段或山脊建校，这种模式更为合理。
（4）格网型：这种规划模式本身就是为了适应灵活调节与多向发展的要求。其扩展可向纵、横等方面发展、延伸，而且与原有设施可以互换。
如果套用这种校园形态组织模式分类，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近现代大学形态组织模式可以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由于不同差会的势力划分、传统学院式教育方式等原因有些采用了分子型形态组织模式，例如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上海大夏大学等。但大多数中国大学校园采用的是核心型形态组织模式，二是，其中“南京十年”和1949年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时期在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政权意志的双重作用下均选择了向心式构图、对称围合的空间形态，由主要校舍建筑围绕中轴线对称布局形成纵向主导空间，校园其他部分则通过平行或垂直于主轴线的副轴组织形态。典型校园如前文已有详述的杨廷宝所作四川大学规划和建国初期西安交通大学规划。改革开放后，设计师则结合不同大学校园的基地状况、学校性质和课程要求对以上几种模式均有所尝试。
首先，核心型校园形态组织模式这种颇受中国大学偏爱的方式尽管依然被许多新建大学采用，但对称布局、连续的道路界面、装饰性景观、仪式性的轴线以及隆重的校园主入口等依靠启用物质形式来表现权力的各种手段被摒弃或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曲折、强调自然和谐，能够形成不同层次交往空间的中心“核”，并且有从“硬质”（人工建、构筑物）核心向“软质”（景观环境）核心转变的趋向。例如，山东财政学院校园规划，校园主入口结合功能分区和校内河流与城市道路偏角设置，同办公计算中心大楼形成对景，整个校园中心由曲线型道路包绕，形成分别以教学建筑群围合的学习交往核（硬质景观为主）以及教学建筑群和学生宿舍群围合的休闲、娱乐核（自然景观为主）两个主核，构成复合式核心型校园形态；北京水电经济管理学院规划也采取了复合式核心型校园形态构筑模式，一是面向社会、硬质铺装为主、开放型的校前广场，而经转折后就进入由教学建筑群和学生宿舍群围合的内向型校园主空间，花草树木、河池流水以及曲折的建筑形体构成层次丰富的交流、休闲空间。
其次，在讨论中国此阶段的分子型校园形态之前，要明确在西方大学规划中这种模式是以学院制组织体系为基础的，分子型校园是这种组织结构的物质体现。但事实上，中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依照苏联大学模式形成的校内大学-系的组织结构一直要延续到1996年后才开始探索建立学院制。因此，此阶段中国分子型大学校园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伪”形态。以西南交通大学成都校区为例，其中选方案和竞赛优秀方案之一不约而同采用了分子型组团式布局教学区。注意是教学区，在当时高等教育体制和校园生活的认识基础上，明确的功能分区是必要和必须的前提；也就是说相关学科的教学建筑集结成群形成教学区发展的基本单元，那么分子型校园的重要优势——形态的自由、灵活生长即无从体现。西南交通大学中选方案是传统蓝图式的“终极方案”，依靠一次性建造的建筑群体布局和空间形态来“制造”分子型校园，这也是校园形态在大学社会价值取向控制下演变的最好佐证。另一个方案虽然考虑了校园生长和分期规划，但教学区、学生宿舍区的相对位置使校园中间要出现长时期的形态“空窗”状况。当然，分子型校园形态的另一个优点——每个独立“分子”能够赋予人们不同的场所感和认同感在中国校园形态中得到了延承。
第三，动线型组织模式，这种用一维尺度控制校园发展的模式源于19世纪末的“带形城市”规划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反传统核心式一圈圈向外扩展的分散主义发展方式。从传统文化、社会体制以及中国大学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而言，这种模式在此阶段很难纯粹地存在。一般是由于大学校园地形而利用岗丘、坡地的地形地貌现状因势利导，形成局部动线型校园形态，或是由于狭长基地形状不得已而为之；例如：深圳大学中心区尊重基地环境形成传统核心型和动线型结合的综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