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977-1992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模式研究
5.3.11977-1992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分析
1）架
（1）校园结构调整
1957-1977年阶段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不妥或没有规划的盲目建设，造成校内功能分区、建筑布置顾此失彼、相互交叉、犬牙交错的情况。因此，校园内的道路交通系统也存在流通不畅、人流拥挤、管理不善以及不合理交通导致的环境质量降低，教学、生活干扰等。改革开放后大学校园结构调整势在必行：首先，针对当时校园规划中明确的功能分区要求重建道路系统，形成类似城市形态中的“交通单元”，构筑完整的校园道路等级体系。具体操作是基本以校园内的功能区建构主要机动车道路系统，再在单元内部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自行车、步道以及慢速机动车道路网络。其次，对于教职工住宅区、科研以及实验工厂区等与城市联系密切的校园功能单元，通过道路、出入口等的设置，例如，变更教职工居住区与校园之间道路的等级，成为城市次要道路，扩展居住区和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面以及增加这些功能区直接面向城市的出入口等谋求与城市更直接的物质、信息及人员交流。事实上，这种层次分明的校园形态架构体系既有利于校园空间形态的保护，又避免了大量机动车辆对教学、办公等区的无效穿越。
（2）多元化发展
本时期新建大学校园形态要素“架”的构筑从1949年中国建国至1977年期间，一直由中央集权对大学及校园土地控制权所衍生的机械、统一正交二维网格形态向基于大学特性、土地特征、校方构想等多重力量相互影响、平衡中的多元化发展；其基本类型有：环形（典型校园：山东财政学院）、枝形（典型校园：汕头大学）、网格形（典型校园：宁波大学）和综合形（典型校园：中南民族学院）四类。当然，对应本阶段多元化的空间骨架，中国大学校园的空间形态也开始追求个性化、地域化表达。
2）核
（1）核的兴衰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回归“学术追寻”的大学本质，这种大学价值取向的变化首先反映在校园形态核心的演化中。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核”的精神内涵从权力、仪礼中心演变为学术交流中心，相对应“核”的物质形态架构有以下几种变化：一是，大学校园中体现控制形式的中心轴线序列、对称式布局以及轴线末端或入口广场处突出的行政教学主楼在这一时期不再作为校园形态中心的范式被强化，但校园入口广场、主楼（通常为教学主楼，行政办公从校园中心的位置退出）依然以校园形态的仪礼性或校园与城市之间过渡空间的形式得以延续；二是，校园形态中“核”的空间组织向多元化发展，大致可以分围合型模式（对称或非对称）、半围合型（对称或非对称）、动线型、鱼脊型和综合型；三是，与建国后校园中心形态塑造以广场或深远的轴线序列突出位于中轴线上的行政教学主楼和其他重要公共建筑不同，改革开放后校园中心形态塑造多突出校舍建筑界定的景观或广场空间，体现了校园形态构成要素“核”的空间意象从庄严、严谨、控制性向亲切、宜人、互动性转化；最后，图书馆代替行政教学主楼成为校园空间形态的重点或转折点。
（2）核的孕育
本时期的中国大学延续了建国后“小而全”的校园功能组织模式，因此教职工生活区是校园空间和功能构成的重要成分，按教职工生活区在校园中的位置可以分为：A型，教职工生活区和校园以城市道路分割；B型，教职工生活区位于校园一侧；C型，校园内教职工住宅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在校园土地限制、经济发展以及酝酿变革的住房制度等国家社会发展中，促使新建院校和原有大学校园的结构调整中更倾向于将教职工生活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规划，以为其今后的完全社会化过渡作物质上的准备。也就是说教职工生活区在此阶段基本成为与校园并列、异质的城市区块，空间形态组织受校园形态的影响减小，开始拥有自己的功能、形态中心和空间肌理。
3）轴
（1）轴的变迁
中国大学在经历了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后“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校园结构和形式具有很高的时代和政治性统一：网格型空间架构（规整或非规整）与中轴线的结合。对于中国1949年后的新建院校而言，1977-1992年期间主要是对校园已有中轴线的肯定以及延其进行的改、扩建，例如：现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但是对于一些拥有更古老历史的大学而言，在建国后校园形态的同化过程中，创办伊始的物质形态环境特征有的因为封闭性原始校园结构而难以驾驭后来的发展，成为校园的一个从属区域，校园形式轴与延展轴显现出历史和现实的缺乏关联，本时期最重要的是重建校园结构整合校园形态轴与延展轴在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时空间的联系，例如：在原东吴大学校园发展的苏州大学；有的校园结构不但本身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而且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校园模式颇为吻合，因此校园主体仍保持了原格局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发展，例如：广州中山大学。
（2）轴的形成
改革开放后的新建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轴”的构筑摆脱了建国后千篇一律的政治化直线型中心轴与网格型校园结构的组合模式，在追求民主化、生活化的校园空间氛围指引下“轴”之建构趋向灵活、开放、景观化以及场所化：首先，校址基地的地形、地貌特征成为校园形态构成要素“轴”的构筑依据和重要组成部分，校园中通常形成自然和人工两种相互促进、联系乃至叠合的“轴”，例如：徐州矿业大学、宁波大学；其次，在“轴”组织的校园空间序列上根据不同空间情境承接转折、收放闭合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例如：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烟台大学。
4）群
（1）群的整治
本阶段，中国大学重新回复文革前校园现代主义严格功能分区的规划理念，因此针对已建院校建筑密度较低、结构松散、功能分区混杂的状况，按照国家对大学校园制定的一般学校用地分配比例进行整治。“群”的发展特征为：一、“群”的功能特性回复单一化，校园中大体可分为教学行政“群”、学生宿舍“群”、体育活动“群”、教职工生活“群”以及科研实验“群”五类；二、校园中体育活动“群”与教职工生活“群”的区位发生了变化，体育活动“群”向校园中心位置调整，趋向内向型，教职工生活“群”向校园边界发展，趋向外向型、社会化；三、对于建国后学习苏联模式期间形成的建筑间距大、各种用房平均层数低、建筑系数和建筑面积系数偏小、“周边式”的布局形式以及“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干打垒建筑、行列式布局形式、环境缺失等问题，采取在尊重原校园形态特征和空间结构的前提下以逐步改造、扩建的方式梳理承担不同功能“群”的建筑形态空间组织及环境景观要素，并最终形成相对应的场所空间和建筑形态。通常教学行政“群”与科研实验“群”多以轴线控制的院落模式作为“群”的空间组织单元，而在学生宿舍群与教职工生活群南北向的行列式布局依然是最经济和有效的布局方式，但通过调整多以住宅或宿舍组团围绕中心集中绿地。
（2）群的演进：同形、同态、同构
1977-1992年期间，中国的新建院校多为由政府拨款一次性建设的中小型大学，同时中央对大学集权统治的弱化以及校园规划、建筑理念和手法的丰富化使校园建筑形态空间组织特征趋向多元化方针下的同形、同态、同构：
同形——校园内不同功能“群”选择某种形式母题作为建筑形态构筑的原型，使校园内空间秩序的形式以及校园建筑风貌象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西南交通大学以菱形四合院空间单元作为校园形态构成要素“群”的建筑形态构筑母题。
同态——校园内不同功能“群”的空间形态与使用者心理感受的匹配，注重校园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营造不同的场所精神。例如：汕头大学建筑群空间形态尽管是建立在网格型校园组织模式上的标准化规划单元基础上，但通过这些重复的单元按不同功能“群”所要求的环境意象进行灵活组织。
同构——对校园历史、文化的尊重，使已建大学校园形态在生长过程中力图通过校园建筑群风貌特征和空间组合的抽象表达力量，来延续校园的历史文脉，“在视觉构造物与非视觉的价值观中建立起同构关系”：一、形态叠合，在校园局部的改扩建中遵循原有建筑群风貌与空间形态构筑特征。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改扩建，武汉大学文科群建设。二、形态组合，建立新区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一些较大老校园中常见的改造、更新方式；新建的建筑群一般是一个集同种类学科在一起的学科性区域，在空间物质环境方面，由于建立的校区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所以可以在不破坏其基本面貌与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更有余地的建设。例如：北京大学理科群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