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古国——中国的大门，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的转型，促使与原来封建社会相匹配的科举制度下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要向“舶来品”——对应西方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大学（学堂）转变。尽管书院和大学源于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体系，但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初期——学堂时期，其校园形态基本上沿用了传统书院的形式。在相似的校园物质形态下，学堂和书院在各自的价值取向、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本章从中国传统书院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着手，探讨从书院学堂的转变划时代变革的原因和意义，并对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和学堂的物质形态和内涵进行比较研究，阐述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形态；最后总结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的形态特征。
1.1书院
书院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大学。最早的书院是以五代战乱时士子择名山秀水而避世、建舍、讲学的私学形式为开端的，如唐诗中曾出现过的“李秘书院”、“杜中丞书院”、“南溪书院”等。但从宋代开始，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有许多书院发展为官学或是官学化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复杂的教育机构。从举办人的身份、书院的经济来源等方面考察，书院的性质可以分为民办、官办、民办官助等多种类型；从书院的教育任务与教育内容看，有三种类型：一是为应付科举而办，二是为讲学传递学术观点而办，三是为联集讲会的场所。事实上，具体到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的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物质环境——书院，它的形态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交融：一是受传统文化中士人所谓“通天地人之谓才”，追求“变化气质”，“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士子足不出户庭，面山高水清，举目与会，会纳万象，游心千仞，灵淑之气，必有所钟”（杨慎初转引《巴陵金鹗院祀》）的理想环境。因此，书院择胜而建，其不仅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条件、因地制宜、因山就势成为地方风景中的一处文化景致，而且其建筑群也以院落或天井有序组合、高低错落，发展了有丰富文化底蕴的书院园林形式。二是书院形态体现出中国儒家文化“礼乐相成”的价值观，不但在南宋后受官学化影响书院建设也逐渐由山野走向城市，而且书院形态中还相应增加了文庙、考棚等强化科举、教化民众的构成元素。以下将从书院的社会价值取向、形态构成和文化特色三方面具体探讨。
1.1.1山林文化、科举、书院
书院起源于私学，是在古代名儒避世治学和聚徒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汉晋南北朝时期“孔颜乐处”、道家和佛学的出世思想以及中国文人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影响，书院从其诞生起就被赋予了一种隐逸或隐遁的意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嘉，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居”。因此早期书院大多选择在城郊的山林胜地建设，巧借自然景致，成为当地一处特别的文化景观。此外，由于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是自学为主、读书自得，以讲学、问难、质疑、解惑来传授知识，这种教育理念类似精英主义教育观的鼻祖柏拉图在其着名的米诺悖论（Meno Paradox）中的观点：教授是一种对称的社会行为，无从谈起教和学（Teaching and Learning），只有唤起（Recall）。而书院的这种教育理念也直接体现在书院环境园林化上，营建书院“必有池亭苑囿”；以讲学、藏书、祭祀为目的的书院中，每组主体建筑往往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庭院，利用理水、堆山、建廊亭、植花木等方式，使书院内环境与人达到“静心”“悦性”“深源”“妙用”的天人结合境界。例如，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创建了“书院八景”将环境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即因“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行，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先生随所触为指示……”
另一方面，纵观中国书院发展的历史，科举选士制度亦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直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概莫能外。而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强化，书院官学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书院官学化后，由于考虑到官府管理以及考试的便利，其建设逐渐从山野向城市转移。南宋起，建立在郡城的书院已经逐渐增多，而到嘉定（1208-1224）以后，建立在中心城市的书院更是大量涌现，如南昌的东湖、豫章、宗濂书院，杭州的峨峰、临汝、槐堂书院，赣州的濂溪、先贤书院等。其次，科举制度引导下官学化书院的教育目标、内容以及师生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在书院形态及构成元素上，除吸收官学办学经验将讲学、藏书、祭祀等活动规制化、仪礼化外，还受官学的影响逐渐出现为祭孔而设置的礼殿、孔庙，开辟射圃，专设考棚以及建立文昌阁、魁星楼等。
1.1.2书院形态分析
中国传统书院，在经过北宋时三兴官学运动的考验后于南宋时期发展成熟，建立起完善的书院型制。书院制度的确立使书院拥有以下四项特征：首先，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形成一体化结构，使书院具备了在学术文化领域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功能。其次，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全可以独立运营的文化教育机构，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第三，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务后勤、学生自治等相互联属的几大条块。第四，各书院开始制定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学榜等不同名目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书院基本规制的形成意味着书院的建筑功能和空间形态也日趋稳定和完善。
基于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其对应的物质环境形态必然是一个集学习、生活、游息等活动于一体的场所，书院形态的构成元素有：⑴用于讲学的讲堂——书院的核心部分，一般建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三到五间的规模。讲堂除了作为书院的授课空间外，还提供讲会、文会等学术聚会活动。因此，讲堂前多设有开敞的庭院，以增加讲堂内活动的空间余地。⑵藏书楼——限于古代书籍的稀缺，书院无不重视对图书的收藏。藏书楼是书院的重要标志，其一般位于书院平面布局中轴线的收尾处，也是书院建筑群中的制高点，为三至五间规模的二或三层阁楼建筑。⑶文庙及其他祭祀性建筑——书院祭祀源于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书院中的这些祭祀活动表达了对“先圣先儒先贤”德业的崇敬与景仰，是书院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殿堂和专祠一般为三至五间规模，大多位于讲堂前后，或另起轴线成侧院。南宋后随着书院官学化的发展，少数书院还专门设置了孔庙，按照中国古代城市“左庙右学”的布局方式建造在书院主轴线的西侧，并形成院庙并列的布局方式，如安徽休宁县学宫。而书院发展的后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有些书院修建文昌阁、魁星阁等建筑；还有一些书院供奉山神、土地、菩萨，修建风水塔等，以祈求功名利禄，形成儒释道共处的景象。⑷用于学生住宿学习的斋舍——书院一般都为居学方式，因此大多建有学生住宿学习的斋舍。
斋舍的规模不等，布局在院落的两厢，或于书院主要轴线一侧自成一体。而山长也在书院中居住，其住所布置在书院后部，另成小院。⑸书院园林——中国古代士子追求“天人和谐”，重“存养省察”，所以对于居学一体的书院环境讲求景观庭院建设。书院园林通过院内外自然条件，构筑亭池园林景物，提供师生闲暇时息游的场所；通过建造轩廊、碑廊等建筑使斋舍和讲堂连成一体，扩大了讲堂的活动空间，增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变化性。⑹在书院后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以及书院官学化的发展，出现了监院、射圃和考棚。
书院，顾名思义“院者，取名于周垣也”，书院边界均以垣墙围绕。这种形式与同时期西方校园的组成单元四个边界封闭的院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期望寻找与外部的世俗世界相隔绝的空间环境，以摒弃杂念研习、修炼身心。而垣墙内书院建筑群的空间组合则遵照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布局的规则：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从书院空间形态的基本组合特征来看，中国北方书院是以分栋式四合院落布局，南方书院则多以毗连式庭院天井布局。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书院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布局方式，沿中轴线纵深安置书院的主要构成元素：讲堂、祭堂、藏书楼等。一般中轴线上有二到五进院落甚至更多，而斋舍和其他建筑被布置在中轴线两侧，与主要建筑一起形成重重院落，并区分内外主次，凸现书院主体严整、庄重的氛围。这些大小不同的院落、天井构成了丰富的书院空间层次序列，并通过局部轴线的转折变化，增加空间的变化。有的书院在主要轴线的一侧或两侧，再造侧院用于山长居住或专为祭祀和专祠的场所，或是用于园林游憩场所等；侧院中建筑结合地形、地貌，布局较主轴线而言灵活多变。书院中也有因地形较复杂而采用结合地形、景观，局部轴线布局，或者没有明显轴线关系的自由布局方式，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空间组合形式，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1.1.3书院的意境与风格
中国古代书院受儒释道文化的综合影响，因此在其选址以及内部园林建造上体现出人与自然、建筑的协调统一，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的文化观、环境观；同时这也是吸取佛教在山野中建寺，借山光景色，陶冶心性的经验，亦是借鉴道教文化老庄哲学中向往回归自然、清明虚静、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思想。另一方面书院严谨的建筑空间布局又是对儒文化“礼乐相成”最好的物质诠释。以下将从三方面阐述中国古代书院的意境与风格。
1）质朴的建筑观
书院建筑大都采用地方民间建筑风格，崇尚朴实庄重、典雅大方的格调，一般以单层为主，少数两层，硬山阁檩，突出个别殿堂楼阁，歇山飞檐，使建筑群的整体形象既简洁统一又重点突出富于变化。在建筑上多选黑、白、灰、棕等中性色，少雕饰彩绘，讲求材质、色调、体量、虚实的对比以展现其质朴自然之美。这种质朴的建筑观既是古代文人以善为美、善美统一美学思想的体现，亦与士人所倡导的礼乐思想相吻合。例如，《庄子》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之争美。”朱熹认为：“善者美之实也”。当然在书院建筑中也有特例，特别是南宋以来书院逐渐走向官学化之后，在书院中修建了文庙、魁星阁、文昌阁等祭祀性建筑，强化书院科举选仕制度。这些建筑有别于书院其他建筑的民间做法，按照古代官式建筑型制、色调和细部处理手法，例如：岳麓书院文庙大成殿选用二重歇山屋顶、红墙、黄瓦，用以突出其在整个建筑群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亦反映了书院从私学到官学化后社会价值取向发展与物质形态环境上的联动变化。
2）羁縻民众与“礼乐相成”的社会观
中国古代书院往往被当作是厚民俗、明人伦、联络乡里感情、培养家族意识的地方；而在后期书院官学化发展后，其又被直接用以安抚地方、绥靖百姓、束缚民众。因此，与其说羁縻民众是书院的重要功能，不如说这是书院中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而“礼乐相成”则是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背后的文化理念。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由此建立了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作为治国育人之本，列为“六艺”之首。建筑被视为“礼之具”，结合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布局中以居中为尊，“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的布局原则，书院建筑群的组合大多采用中轴对称或多轴并列的规整布局方式，讲学、藏书楼等主体建筑安排在主要地位，其他附属建筑则因地制宜，灵活布局。书院的整体形态表现出主次分明、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特征，以达到建筑组群中等级分明的秩序，物化“礼”之制。此外，中国古代书院除了表达“礼”之秩序外，也体现出“乐”的精神。《礼祀·乐记》中写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阮籍《乐论》中也写道：“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衰，谓之乐。”因此，“乐”强调的是“和合精神”，而“礼乐相成”则是指“序”与“和”的统一。在书院形态的营建中“乐”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书院建筑群在严整的布局中利用大小不一的院落、天井的组合创造丰富的空间层次；其既等级分明，又是一个井然有序、联系紧密的有机体。其次，书院建造中运用民间园林的手法营造内部环境，表达古代士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园林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