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寄情于山水的环境观
山林景观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并不仅仅代表秀美的自然，还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命”、“天道”、“天性”、“天理”的思想，《周易·说卦》称：“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朱熹在《语录》中指出：“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极阴阳之理也。”因此，古代书院在选址建设以及内部环境经营中重“天人合一”，把道德知识教育与寄情山水的审美情趣融为一体，将道德修养与知识学习以及山林怡情合二为一。例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地处岳麓峰下的山麓，前有湘江，并利用原有山上的香道经柳堤、石枋、梅堤、泳归桥、湘西书院旧址、自卑亭、桃李坡等景观节点到达书院，使书院和岳麓山原有人文、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成为岳麓山的中心。
1.1.4小结
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雏形的书院形态与西方国家11世纪最早产生于意大利的早期大学形态由于同是建立在具有割据性和封闭性的封建社会背景上，同样持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因此，两者都通过封闭，具有学、研、息功能一体化的四合院落空间来承载集中统一的校园生活。但是东西方大学发生发展基础的差异，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促使书院和西方早期大学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一个逐步与中央集权统治紧密联系成为羁縻民众的官府化学校，一个立足于城市经济、文明发展，成为学术自由、自治化的社会机构，而这种差异最终也反射在具体物质环境形态上。
和西方大学自由化、功能性的四合院落校园形态相比，书院依托于国家政治、社会结构，具有严谨的型制和社会定义。然而，19世纪末中国摈弃传统科举制度与书院形式，开始发展外来输入的西方近代大学模式。那么书院价值取向和形态特征是否就永远成为过去了呢？其实，无论是在新式学堂、教会大学还是苏联模式大学等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书院一直以各种形式贯穿其中，成为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的文化特质。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合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
1.2从“书院”到“学堂”
书院与学堂是中国传统和脱胎于西方近代大学的两种不同教育机构，19世纪末中国新旧教育形态的交替正是清朝末年社会剧烈转型的反映——中国由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1905年由清政府正式颁令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高等教育划时代的分界线，标志着新式学堂独立地位的确定，中国近代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的根本变革、现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等，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开端。但是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形依然和传统书院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其办学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可以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政府是想把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机构物质形态纳入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之中。因此这个时期的学堂教育并没有真正脱离传统书院教育“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没有真正领悟欧洲大学自由、民主治学的精神，其依然是官府式学校。在这种基础上，学堂的校园形态大体和传统书院相似，或是直接在原有书院形态上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时代特征和教育内容。以下将从书院到学堂转变的社会背景开始探讨，对学堂这个介于近代大学和传统书院之间的过渡形态及其社会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并作相应的比较和分析。
1.2.1学堂：19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
1）鸦片战争后书院形态社会背景的瓦解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在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时，依然遵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陈旧轨迹；而历史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在经过了“康乾盛世”后逐步走向其衰落的晚期。19世纪中期，由西方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使传统书院形态赖以生存的中国封建社会原来闭关自守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中国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帝国主义在华工厂的建设、对华贸易的发展，都迫切需要现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下的技术工人，而不是传统“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模式。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中国也由一个领土、主权完整的国家演变为一个遭到西方列强分割、占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而其后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的急剧转变给当时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和刺激，诚所谓“五十年来，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士林彻底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并开始认识到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要想战胜侵略者必须重新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而“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
1898年6月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发起了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的运动，共发布了约40条新政诏谕，其中就包括书院改制的诏令。
2）洋务运动：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期待
对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取代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认同，首先发生在清末部分开明官员绅士中。具体说是清朝晚期中国社会的民族危机触发了一场由上而下的“自救”运动；其中洋务运动和其中产生的洋务派是这场“自救”运动的核心。西学在中国的逐渐传播，扩大了当时国人的眼界，也使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改革内政，挽救民族危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设立了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并陆续开设了一批工艺学校、军事学校和其他新式学校，以及由清政府分批派遣留学生和外交使节出国学习、考察。例如，1861年奕上书奏请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90年由南洋海军所设的江南水师学堂等。但是，洋务派对于西方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之所能及”，一方面又担心“奉夷为师”而“用夷变夏”。他们只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成一种工具，通过对中国传统“子”、“史”、“经”、“书”的掌握使西方技术融合进中国学问中。因此，这些新式学校大部分实质上是一种高水平的训练学校，不但和西方近代大学联系甚少，而且也没有被清政府列入国家教育选拔体系中。由于以上原因，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新式学堂在物质形态上大体沿用了早期书院形式，依然是依据儒家文化“礼乐相成”的精神所建造；即使在校园空间或建筑形态上有所变化，也是因为所教授西学课程的特殊要求而致，并没有在规划理念和校园形态价值取向上有所突破。
3）从“书院”到“学堂”：19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
中国书院改革在甲午战争兵败日本后的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形成了第一个高潮。1898年光绪皇帝完全采用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所提出的办法发布上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为戊戌书院改制。但是戊戌书院改制，从1898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始，八月初四日后就不见记载，时间很短。
真正宣布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是1901年慈禧太后颁发的“新政上谕”，宣布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制度进行改革。同年8月，第二次颁布了改书院为学堂令，其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正式开始。当然，书院与学堂在字面上不过是两个教育机构的名称而已，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清末书院改革，完全可以在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内容上的转变。但在当时，这两种教育机构的名称，实质上代表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文明传播、存储、演进的方式。书院是中国传统国家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的代表，学堂则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代表。从书院到学堂，中国社会开始认可西方近代教育理念国家功利主义和现实统治工具的思想。而当中国历史行至1905年，末代清朝统治者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则意味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学堂（近代大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1.2.2新式学堂的形态、社会价值取向及其与传统书院的比较研究
清朝末期从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转变，既建立在中国内部的政府统治危机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需要之上，也建立在国家外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这是一次由清朝统治者发起的，并不彻底的转化。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学堂（大学）尽管展现了一些近代大学的形态特质，但还是与中国传统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由外国传教士修建的教会学堂也因为“感化民众”或“入乡随俗”的需要而沿用了“书院”之名，甚至完全借用传统书院的物质“外壳”；当然这些教会“书院”往往是书院其表，学校其里，实际上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教育目标、内容上都已经是一种从西方移植过来带殖民主义色彩的新式教育机构。据统计，从1901-1911年，冠以书院之名的新设教会教育机构有天津的新学书院和中西书院、广州的圣心书院、山东潍县的广文书院、嘉兴的秀州书院等等，而中国的第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堂（或称东吴大书院）就是1900年在中西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下将1911年前中国的新式学堂分为三类，分别探讨它们的形态特征和社会价值取向并与传统书院进行比较研究。
1）在传统书院改制基础上的新式学堂
科举制的彻底废除使原来的科举经费及相关物质资源转化为新的教育资源，这种改革方案既所费甚少且不易导致社会的剧烈变动，减轻了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压力；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中指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或疑似此兴作，所费必多。
今国家正值患贫，何处筹此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采用这种方式建立的新式学堂将原来书院的形态要素，如儒田、贤租、宾兴公款及书院、府州县学及科试场所等根据学堂教学要求转变功能划为己用。例如，南京上下考棚被改作学堂校舍，四川成都府试院改建通省师范学堂，广东省在贡院内开办两广速成师范学堂，安徽省就安庆府考棚改修为师范学堂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原来传统书院基础上改制而成的新式学堂在校园物质形态上基本沿用已存，至少在基础设施方面是如此。但是考虑到学堂和书院教学内容、目标的差异，许多改制后的书院针对格致、外文、哲学、经济等新增西学科目建造了藏书楼、仪器院、译学馆、实业馆等。此外，新式学堂也沿用了科举教育体系县属、省属和中央所属三个不同的级别，这样不同级别的学堂和原来书院等级相仿，所拥有的权利和影响力也相仿，更有利于书院和学堂在物质空间上的转换。例如，西安的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着名书院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关中书院改建为陕西省师范大学堂，成为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
当然在同一物质形态下，传统书院和新式学堂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学堂一改书院教育的精英主义模式，大力推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新式学堂规模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其次，从1911年前新式学堂发生发展的基础来看，其不再基于中国传统书院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态度，而是由于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迫使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改制、变法。因此，其背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矛盾思想，这样也必然导致中国早期近代大学（学堂）在内核变化的情况下，物质形式还是自觉沿用主次分明、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书院整体形态，以物化体现传统文化对西学的制约、框架作用。最后，新式学堂的教育目标、内容与传统书院相比不再单单是学习“修、齐、治、平”之道用以“明人伦”、“变化气质”，而是从解决当时国家内外交困的现实问题出发，发展社会所需要的实际应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