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规划设计。此外，并校扩建、另辟分校或者积聚为大学城等在城市空间形态范围形成多个生长核，彼此之间产生磁性相吸、填充的模式，扩展了城市中的隐性大学校园，对大学与城市在功能、空间形态上的渗透乃至契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逐渐在大学——城市之间构筑起多核立体网络体系。
（2）平面图案化
在199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大发展中，新建大学普遍有运用物质环境形态来彰显一流大学校园气势和地位的倾向，而在这些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尤其注重通过“核”的塑造来体现。前文已有阐述90年代的大学校园形态多为多核化规划结构，但同时结合中国大学一直以来的控制性、仪礼性中心“核”构筑，发展了单中心、多核、向心形的校园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曾在1927-1937年间的国立或公立大学校园构筑中广泛运用，但当时校园形态的中心“核”构筑借鉴传统宫殿形制，而90年代后校园形态中心“核”的构筑多结合平面图案化的景观环境塑造，并且尺度较以前明显放大。当然，这些被赋予人为具象含义的图案具有强烈的二维视觉冲击力，但同时也用校园的人工自然特质取代了原始地形、地貌特征，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大学在目前城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3）轴
（1）轴的蔓延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轴”有一个重要的演化特征，即“轴”的蔓延。随着大学与城市在校区、科技园区、社区三位一体的共建中，校园中的社会化功能属性逐渐分离到主校园外的城市空间中，在城市中形成新的校园形态生长点。因此，校园和新生生长点之间延主要交通道路呈现不连续的枝状复合生长形态，而由校园发散向各个生长点的交通路线则成为校园形态在城市空间中的伸展蔓延“轴”。大学校园蔓延“轴”的形成与完善，加强了城市与大学在物质、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并从更大的范围建构大学的非完善性开放式空间结构。
（2）轴的形成
1992年至当前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轴”在已建大学的生长发展是根据大学事业规划加强（例如：清华大学）、重构（例如：宁波大学）和扩展（例如：华中农业大学）的过程。本时期的新建大学校园（包括大学城）形态要素“轴”多为“十”字形结构：一般为由主入口以及图书馆定位的、以人工环境公共设施为主的仪礼性“轴”和同其垂直的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观环境“轴”一硬一软、一内一外在校园水平、垂直两个向度上展开，与校园内快速交通环共同形成面状区域，体现出明确的几何方位感和相对均衡的力场状态。
4）群
（1）群的重构
作为城市特殊社区的大学校园正如简·雅各布斯在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所分析的，也需要“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将丰富并支撑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以及经济生活的良性循环。因此，对于本时期已建大学校园构成要素“群”而言，空间复杂化、功能复杂化是其生长的主要目的和结果。首先，原本基于现代主义功能分区原则建构的大学校园单一功能“群”向拥有混合性主要用途演化，新增加的用途（或多个方面的用途）与原有“群”建筑、环境空间功能相互依托，强化和扩展校园活力，尤其是平衡了大学教学功能决定的人流活动时效性。例如：学科教学群和相应科研机构的结合。其次，多样化、互相关联、错综复杂的校园“群”之功用赋予校园空间形态更多的层次和适宜的结构和形状。事实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原先基于现代主义蓝图式校园的清晰空间结构和空间肌理，但是校园不是抽象的艺术品，在“群”的基本空间布局模式、建筑风貌特征之上引入变化时，功能关联促发的空间关联依然可以得到校园不同功能“群”空间形态的整体效应，而且增加了空间细节、特性表征以及“群”之间的有机联系。
（2）群的演进
1992年至当前新建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群”的构筑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本时期的新建大学校园面积较大，多有接近或突破200hm2的巨型校园，建立在严格功能分区的单一功能“群”人为割裂校园生活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缺点凸现。因此复合分区单一功能“群”成为既满足校级统一建设、管理的现行中国大学体制，又能够在各类型建筑仍相对集中与独立的情况下趋向学院型混合布局所塑造的生活氛围。二、从系统主义规划立场出发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群”发展的巨型结构，强调大尺度建筑元素以及在校园空间中建立以连接系统（Connective system）为单位的整体秩序：“由实体‘骨架’形成基础结构，其上再增添一些‘可分离的单元’，将大学设计成一个以结构骨架（步行交通走廊和服务设施）组成为基干的连锁系统”。校园“群”与“群”之间更强调通过复合建筑的连接、轴线的连接以及公共空间的连接而形成的网络状整合效果。例如：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所作的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规划方案设计。三，从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规划立场出发重新发掘并强化传统书院形态和意境：以四合院落为校园建筑群空间形态原型，相同功能“群”分成数组院落通过动线组织或与其他功能建筑群共同形成嵌套式院落、枝形等复合空间形态；校园建筑群关注小尺度的设计元素和不规则空间秩序序列，不强求通过轴线、中心（支配）、等级等概念组建校园整体风貌特征，而是由“各种形式的参考了历史文脉的实体和虚体‘拼贴’而成，并且各部分的实体与虚体或形体与背景之间具有所谓‘诗意的张力’，形成公共领域和私密领域”。
5）界面
对于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界面”而言，本时期是其性质、组构模式、物质环境形态表现发生质的飞跃阶段，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描述：
（1）界面的突破
1992年后，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压力下寻求校园空间和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立，最先改变的即是校园与城市空间形态直接联系的“界面”——迅速场所化、模糊化。在大学校园与城市之间“界面”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初始阶段大学还没有找到其和城市产业或工业技术之间较多较好的接触点，因此主要是城市生活、空间形态向校园的渗透，“破墙开店”，其多为层数较低的服务、消费性店铺，建筑较为简易、粗糙，平行城市道路设置，是可进入的校园“围墙”。而在1998年后大学普遍从自身的科研、产业优势出发整合校园与城市之间的“界面”，以科技产业机构为主，辅以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建筑以多层为主采用高密度的方式“挤压”出有城市形态的校园边界空间，此时“界面”真正从线型转化为面状空间，成为城市和校园物质、能量、人员交换的介质，也是校园最具多样性用途的区域。
另一方面，本时期已建大学校园内“群”与“群”之间的“界面”正是从原本单一功能“群”向复合功能“群”转化中最先发生功能、空间变化的区域。通道性质的连续道路边界被承载多种机能（包括科研、餐饮、零售商业等）的广场、街道、庭院等空间形态所取代，成为校园内社会生活密度较大的区域，而“界面”亦趋向模糊性和场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