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界面的塑造
对于1992年后的新建院校而言，在规划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对校园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界面”交流、渗透作用的塑造，但是这些大学校园往往建于尚未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城郊地带，校园周边不具备成熟的城市功能和空间形态，因而其“界面”建构多以道路结合景观绿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学城的构筑中，其与周边规划的卫星城市之间的界面常为城市级快速道路和景观绿带。而新建大学校园内“群”与“群”之间的“界面”则发展了两种模式：一、对应系统主义规划立场上的校园巨型结构“群”，“界面”表现为校园景观环境的最大化，并具有异质并列性、开放性的特征。二、对应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规划立场上，通过校园复合功能分区形成由相关功能“群”围合出数组校园公共空间形态，并由校园主干道作为动线串联在一起成为“群”与“群”之间的内“界面”，具有内向性、多样性和人工化的特征，校舍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实体交接面相互咬合；而揳入建筑群之间的校园景观环境可以认为是“群”与“群”之间的外“界面”，表现出外向性、单一和自然化的特征，校舍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实体交接面较为连续、封闭。
6.3.21992年至当前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轨迹
1）关联因素阐述
1990年代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中西方在建筑文化和实践上的交流日渐紧密，在包括大学校园规划在内的一系列城市规划、建设中都开始出现国际招标、设计竞赛等中西合作、互动方式。因此，本阶段在规划理念、建筑设计思潮上具有传播的世界同步性和发展、运用的地域性两项特质。具体到其对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影响，则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大学规划从校园到城市
大学校园规划理念上发生了变化，从原先将校园与城市基本隔离开来探讨校园作为物质或者空间形态结构的观点，被大学和城市紧密相连作为一个不断变化且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的观念所取代；校园规划中不但从物质和美学的角度来考量校园形态，而且从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方面来考察。以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哈维的角度看，“这是校园空间的社会学取代了空间地理学或者形态学概念”成为大学校园空间形态构筑之方式。
（2）个性化、地域性的校园形态构筑
1992年后随着中国大学自主办学地位的确立，泛政治意识形态下统一的校园形态构筑不再成为可能，大学要求与自身办学特性、所在城市地域文化以及校址自然环境等因素相匹配的个性化、地域化校园形态。而这一时期多元化校园规划理念和建筑创作手法成为这种需求的有力支持，在不同大学发展规划指引下形成了各异的校园规划设计准则和评价准则。如前文已有论述的，上海同济大学校园生长中和城市“海纳百川”文化融合，北京大学校园生长则注重延承传统文化和保持历史风貌。
因此，可以认为本阶段继续了1980年代已经开始的以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地区特征为基准点的多元化大学校园建设，并由于校园规划理念、建筑创作手法的丰富而日趋完善、成熟。
（3）全球化信息时代被“复制”的校园形态
进入全球化信息时代后，资讯的传播交流较以往而言从封闭、隔离、贫乏到开放、通畅、过剩。同时，世界性设计市场的建立也使中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本来与上层建筑联系趋于精神、意识形态层面的性质，开始逐步向商品化、市场化发展。当然，与此对应的还有规划师和建筑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角色从与政权相关联的决策者到设计市场服务者的转化。因此，在现阶段往往出现专业技术人员从经济效益考虑，盲从或迎合具体大学校园建设中有决定权“甲方”（通常是地方政府和学校领导层）的现象。这种情况导致在新建校园规划和老校园的改、扩建过程中，不根据城市、校园文脉和具体自然景观条件而描摹已建较成功的大学校园形态模式，成为由“复制”生成的校园形态。如在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不分学校特性、基地情况等对气派、图案化景观入口及中心广场的塑造就是对校园形态片断的“复制”。
2）发展轨迹
1992年至当前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演变，可以按老校园形态生长、新建校园（包括大学城）两类划分：
（1）老校园形态发展：“有机”模式
这里所定义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有机”模式，并非“未经规划”的校园随意生长，而是指校园形态局部均享有自由、多变、独特的特征，但校园形态总体模式则不受影响。
应该说，1992年后中国社会转型使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从“计划”到“市场”、从精英主义到大众化等重大变化，校园形态的生长也从此前一直由政府权力控制转向由政府、学校、教育产业市场、设计师等诸多因素织就的网状张力所支配。更重要的是，大学自治权增加，自主制定事业规划，使校园开始具有明确的自我调节生长系统，校园空间形态经历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中形式上出现的任何调整都是事业规划和大学功能要求的直接体现。当然，这种大学校园形态生长过程并不都是井然有序或值得称道的，其亦如同生物器官一样也会发生病变和衰退。例如：北京大学校园边界的演变以及在社会转型之初许多大学校园的成长被经济效益所追逐，校园形态快速、杂乱、无序生长。但是，与此同时欢迎变化和不断发展、调整的弹性建构理念也为校园形态自然生长、改造、复制和修补自身创造了条件，使之具有非完善性开放式空间结构和有机复合体网状校园空间形态。例如：前文已有阐述的北京大学校园原镜春园、朗润园地块拆迁、恢复古典园林空间就是切除校园中的“病理性恶化”进行形态修补。宁波大学在90年代后的并校重建中，原校园沿河道景观分子式布局的空间结构不能统领三校合并后的校园规模，因此主校园结合已建教学主楼重新确立了轴线控制下的仪礼性对称空间布局并向北沿江庄市大道延伸形成控制整个校区的教学景观主轴，最终完成宁波大学“一心两环三轴线、十景七片四组团”的布局策略。
2）新建校园形态建构：壮丽风格
“世纪末的大学扩张是在国家、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下，大学作为一种利益机构被强烈放大的结果”，大学城、巨型多校区大学等特大校园在城市空间中蔓延，大学成为城市聚合过程中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和事实上大多由地方政府协调银行提供建设资金的现实使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依然存在规划、建设上的全面铺开、一蹴而就的蓝图式特征。那么是否也因此多选择壮丽风格的校园形态建构来体现当前大学在城市社会、经济中的新特权地位呢？本阶段的中国新建大学校园形态建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一、清晰反映校园道路系统秩序的“巨型结构”校舍建筑群，形成校园建筑组群范围内的密度最大化与组群之外的场地最大化，也为校园未来的扩建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主要以整体庞大、连绵的人工建筑群来体现大学的气势。二、校园形态中心多以巨大尺度的人工几何形景观作为大学纪念性公共建筑（例如：图书馆）的背景，以环路和交点在校园形态中心的一硬一软“十”字形景观“轴”组织借鉴传统书院意境发展的以院落空间为原型的分子式建筑组群，将大学校园壮丽风格和传统书院的山水情怀结合在一起。三、大学城的建构可以被认为是壮丽风格和霍华德“花园城市”概念的叠合，界定大学城发展界限的外环快速路和“十”字“轴”结构（与城市联系的公共活动“轴”和主要景观“轴”）联系组织大学城内的各个学校，并形成环绕中心的圈层功能环以达到校际资源共享。
结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中国社会转型使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从“计划”到“市场”、从精英主义到大众化等重大变化，校园形态随之演变。1992-1999年，针对大学改革建设国家制定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方针政策，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以老校区改造扩建和校区间整合为主，但大学产业化过程中骤然获得的自由和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使校园的成长被效益所追逐，其间既有校园形态的快速、杂乱、无序生长亦有城市中隐性校园之生长，校园边界场所化，校园多中心形态构筑等积极向城市开放、互动的演变趋向。1999年后中国用教育拉动经济的策略使这一阶段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大学规模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大学城、巨型多校区大学等特大校园在城市空间中蔓延，大学成为城市聚合过程中的核心。
一方面，校园形态总的趋势是从静止的图案化形态构筑向非完善性开放式空间结构和有机复合体网状校园空间形态发展，具有开放、多元、交流、复合功能等特征；另一方面，超大尺度、校园平面图案化“生态”表征，校园空间分异，地产利益驱动下校园从城市到城郊的盲目扩大化发展等问题也骤然显现。2003年后国家政府开始关注这些问题，而全球化下不仅来自国内还有世界坐标系上的竞争要求使中国大学自身也在不断调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有可能结合在一起建立合理的控制策略（发展规划、设计准则、参与性设计），形成和谐、平衡的发展方向最终达到所谓特定文化、社会结构等众多国家地域因素下“好的大学校园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