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家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分为阴阳两大类，男为阳，女为阴。又将一年四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天和东南西北中与阴阳五行相配合，于是世间的一切都有了阴阳五行的动态特征。古人认为男女性爱是否和谐，取决于双方是否合于阴阳配合之道。明代名医李时珍就本于此理，从十二时辰与十二生肖的对应关系出发《鼠在十二时辰中是地支子的取象，代表了极阴的“地气”，认为雄鼠的生殖器最具有产生媚术的功能。但是，剖取之术是十分严格的，时辰必须在十一二月或五月初五日、七月初七日、正月朔旦子时，面北向子位，剖取阴干，然后将雄鼠的生殖器装人一青色的。袋，按男左（阳）女右（阴）的原则系在臂上，“人见这，无不欢悦，所求如心也。”
到了清朝，媚术仍延续不绝。《古今秘苑续录》中有载“美女相思法“云“相思、虫一对，火上炙酥，男女交裆布烧灰，三分，冰一分，共为未，下于茶饭中食之，再书其女之年庚压于席下，则自来也。”
以上这些方法，多数是古人的一种迷信，他们认为性爱很神秘，所以要用神秘的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认为男女之间得不到对方的爱，是一种病，这种病也要用药物来解决，而毛发、指甲、挑枝、苦杨、麓草等都是中药，可以治病的。这些问题涉及医药学、心理学与巫术，都是以性爱习俗为基础，而且排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从这方面看，似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有不少媚术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有的则完全是巫术。大致从唐朝开始，媚术的发展逐渐走向巫术。当时，人们常以巫术来保平安、求子、求爱、桂病，贴符、烧符、吞符则是另一种方法，在夫妻床第之间也常有使用，这在敦煌民间也很盛行，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中举出不少例子。
以上这种现象的产生，和道家有很大关系。道家不像强调“人法于天”的阴阳五行家，他们认为通过人的主观的法力可以影响天道人事，所以他们主要的媚术是画符和诅咒，如能使两性相爱的”和合咒”、专门为单相思女性所用的“猎哥神咒符”等。当事人只要把巫师所画的符咒放在被爱慕者的身上，或让他喝了，就能“如愿以偿”了。在《唐书·楝王传》中就说到有两个妃子争风吃醋，其中一人向巫师求助，巫师给她一道符，叫她把符偷偷放在丈夫的鞋底里，丈夫就会爱她了。这符就叫”和合符”，在《万法藏典》和《灵验神符大观》里都有记载。
被称为明代世俗生活画卷的《金瓶梅》中，这方面的描述很多。其中提到一种“回背”的媚术，即女人使男人回心转意之术。失欢于西门庆的潘金莲就曾请江湖术士刘理星替她“回背”，其方法是用柳木一块，刻上当事男女的模样，写上两人的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起，上用红纱一块蒙在“男子“眼上，用艾草塞其心，以针钉其手，以胶粘其足，暗暗地放在变了心的男子枕中，这男子睡了几天，自然会回心转意。
以上阐述主要是女子对付男子的巫术，而男惑女的巫术也同时存在。晋人张辈在《感应类从志》中说“月布在户，妇人流连。”注云“取妇人月水(即月经）布烧作灰，妇人来，即取少许置门阔门限，妇人即留连不能去。”在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有一则讲述某茅山道士在夜半时分施行“玉女菩神术”，把黄花闺女摄入密室中加以奸淫的故事。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也提到“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术”。
在中国古代，毛发往往也被附会了种种迷信色彩，认为脚毛可以驱鬼，头发可以魔胜。例如《金瓶梅》中就有这么一段情节：西门庆经不住妓女李桂姐的要求，回家骗了潘金莲的头发给李桂姐，李挂姐“背地里把妇人头发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践踏”。自此之后，潘金莲就每天“头疼恶心，饮食不进”了。
以上这些事当然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却反映出古代女子依附于男子，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得到男子的欢心，而有的男子又千方百计地要占有某些女子加以玩弄，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古代男女关系的图画。
六、试婚风俗
从敦煌遗留的文献看来，至少是敦煌地区的唐人有试婚的风俗。斯六九六五卷子，《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标为“断片”，“断片“原文被忽略而未录出，其实在那断片上通过微缩胶卷还能看见这卷残文的标题：《优先婚前同居书》。
《优先婚前同居书》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是男女双方在正式婚配前实行试婚而同居时的一种文字协议。试婚风俗从一首《下女夫词》中也可得到证明，一个少女在考问意中人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就表示：
立客难发遣，展褥铺锦床。
请君下马来，模模便相量。
所谓“立客难发遣”，说明女方对男方中意了。”展褥铺锦床”是当时的一种婚俗，男女将要成婚时，女方要为新房铺床、设帐，以便夫妻共同生活，这里也是指准备同居了。还要请男方下马来“相量”，相量什么呢？就是双方拟定《优先婚前同居书》了。
试婚的风俗在世界上不少民族中都存在过，在目前西方社会也颇为流行，对此，目前在理论上是有分歧的。赞成者认为，正式结为夫妻必须慎重，男女之间有许多情况在恋爱阶段是发现不了的，必须通过试婚，即暂时同居的形式来检验是否可以成为终身伴侣，否则，贸然结合是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如果实行试婚，男女结合的顺序是“恋爱一一同居一一结婚”。但是，反对试婚者认为，还没有结为夫妻，就同居而行“周公之礼”是太不严肃了，男女结合的正常程序应该是“恋爱一一一结婚一一同居”，试婚实质上是西方社会“性自由”的一种表现，今天跟这个异性试试，明天再跟那个异性试试，这简直是朝秦暮楚，杯水主义。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对贞操问题的重视与否，以及男女的性交是否一定只能在婚后发生。对于试婚的理论评价固然可以另作分析研究，但是应该认为，敦煌唐人的试婚风俗与现代西方社会所奉行的“性自由”是有原则区别的，他们并不是随便同居，随便发生性关系，而是要订《优先婚前同居书》这一特殊形式的婚约，它对婚前同居的双方最终的结合，起着制约和保障作用。这种做法，也是在敦煌这一异族奴隶主入侵频繁的特殊地区，在正常的婚姻活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简便结合的特殊形态。
据分析，敦煌唐人试婚的风俗同西域在中古时代流传的试婚风俗是有联系的。例如《晋书·大宛传》云：大宛“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又以三姆试之，不男者绝婚。”意思是说先订下婚约，再以三个女奴来试婚，如果发现男方性功能不健全就绝婚。大宛是古西域三十六城国之一，北通康居，西南邻大月氏，盛产名马，而大月氏这一城国则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看来，这些地区性文化的交流是有脉络可寻的。
七、夫妻性生活
敦煌唐人十分重视夫妻性生活，其看法和做法可以从伯二五三九《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得到证明。如前节所述，《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为自行简所作，白行简并非敦煌人，该赋流传甚广，反映的是一般唐人的性观念和性生活状况，而此赋传人了敦煌，显然对敦煌唐人的性风俗也产生很大影响。
从该赋看来，唐人对夫妻之间的性爱极为重视，认为性爱是夫妻之间感情的重要基础，夫妻之乐是人生根本的快乐，在新婚之夜，夫妻双方应亲密配合进行性交，这些阐述将在本章第七节详细阐述。这里重点指出，该赋反映出当时夫妻过性生活的一些具体的风俗：
例如“于是青春之夜，红怖之下，冠缕之际，花须将卸，思心净默，有殊鹦鹉之言，柔性含通，是念凤凰之卦。”看来，男女在新婚之夜第一次性交前，有一种念凤凰之卦的习俗，可能是祝福永远幸福吉祥，因为凤凰是光明的象征，“凤凰于飞“象征夫妻生活和谐美好。
再如，“所谓合乎阴阳，从兹一度，永元闲固，或高楼月夜，或闲窗早春，读《素女》之经，看隐侧之铺，立障圆（围）施，倚枕横布。”这说明当时民间性知识书籍颇为流行，夫妻过性生活前有阅读这些书籍、参照以行事的习惯。另从“看隐侧之铺，立障圆（围）施“来看，当时人们对床如何安放也颇为讲究，放置地点要隐蔽些，并在性交时立障子、加布围，这是符合人类性生活的私密性与隐蔽性的要求的。
又如，夫妻过了性生活后，“待女乃进罗吊，具香汤，洗拭阴畔，整顿褥裆，开花箱而换服，揽宝镜而重妆。”看来，在唐代，夫妻过性生活被人们视为自然、正常的事情，虽有一定的私密性与隐蔽性，但并不避侍女，夫妻性交后，还要侍女侍候，进行清洗与换衣，讲求性卫生，这似乎比不少现代人还要文明。
还有“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图保寿以延伸。”这说明唐人在夫妻性生活习俗中也明显地受了道家的影响，道家房中术理论的关键是认为男精女血是极为宝贵的，过于频繁的性生活有损身体健康，所以只有“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才能“图保寿以延伸”。
八、裸俗
敦煌唐人的性风俗还可以从一些壁画中得到证明。公元1世纪前后，随着佛教的传人，键陀罗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也传入了我国西北地区。伴随着键陀罗艺术的影响，裸体或半裸体的风俗就在整个西域，包括敦煌和土鲁番地区发展起来。这种裸体风俗自然是和性爱结合在一起的，不仅通过当时的一些文字记载反映出来，而且从一些壁画中反映出来。
目前发现的在这方面反映较充分的是龟兹壁画。龟兹壁画中的新婚性爱图至今保存在新疆拜城的克孜尔、温巴什、台台尔、库车的库木吐拉、克孜尔朵哈、森姆散姆、玛扎伯赫等地的大约500多个洞窑中，当时的新婚性爱、舞蹈、音乐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活风俗以绘画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后人对当时的文化状况有了更生动、形象的理解。
这些壁画，还可以和当时的一些文字资料相对照。如西域新婚性爱习俗中有少女向新郎奉乳之举，这在敦煌曲子词中有确凿的记载，例如：
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云谣集·风归云》
素胸莲脸柳眉低，一笑千花羞不桥。《云谣集·洗溪沙》
雪散胸前，嫩脸红唇。《云谣集·内家娇》
胸上雪，从君咬。《云谣集·渔歌子》
以上所谓“素胸”，即裸乳；所谓“胸上雪，从君咬“即表明了一种奉乳房给丈夫吸吮的性生活方式，这在不少文化艺术中都表现出来了。
当然，裸体不仅表现在夫妻生活中，裸体是当时女子的一种时髦装束。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裸体现象。
西域唐人中出盛行看少女跳裸体舞的风俗。半裸体装扮是头上梳高警或双环害，露乳与脐，下部着纱裙，遮绣花，披云纱。
在敦煌石室中也发现一些男女性爱图，如伯二七〇二写卷背面就有四幅。这四幅图画得十分粗俗：第一幅是卧交，第二幅是坐交，第三幅是站立着性交，第四幅则是女子跪着，男子从背后性交，旁边并有另一个男女竖起阴茎在观看。这种图画和《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都被藏人敦煌石室之中，说明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性爱是作为一种习俗呈现的。至于为什么在庄严肃穆的佛教窟出发现了男女交合图，结合伯二六。《攘女子婚人述秘法》及其他敦煌佛教巫术资料看，可能和当时佛教施行的巫术有关。正是由于佛教施行巫术的需要，所以将男女性爱图与《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色情内容十分明显的性资料都藏人寺庙之中了。
九、一夫多妻制
在封建社会中，婚姻形态名义上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多妻“只不过是有妻妾之分而已。从敦煌发现的资料看唐人的婚姻形态最主要的也是一夫一妻制，但是从敦煌的户籍残卷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种重要的婚姻形态，那就是一夫多妻制。如《敦煌零拾·十二时》云：
“纵然妻子三五房，无常到来不免死。”伯二〇五四《十二时》云“广置妻房多系绊。”《目莲变文》云“纵令妻妾满山川”等。许多资料说明了一夫多妻在敦煌唐人中是常见的。
从敦煌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唐人的一夫多妻的一个特点是，虽然有时也有妻妾之分，但一般并不像中原那么区分严格，常有几个妻子并列的情况，如伯三三五四《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籍》说，户主卫士武骑尉程思楚有三个妻子：马氏、常氏和郑氏。程思楚的两个弟弟程思忠和程思太也各有两个妻子，分别为郑氏和郑氏，李氏和白氏。
户主程什住也有三个妻子：茹氏、王氏和茹阿妙。卫士武骑尉是个芝麻官，享有受永业田亩的特权，全家有18人，平均每人只有地3.3亩，完全不是什么富豪之家，但却娶几个妻子，可见当时此风之盛。而且，从现有资料看来，这几个妻子也未明显地分出什么上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