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的活动中，有一项“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地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唐代诗人韩惺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缓手吊寄贺”。韩惺收到礼物后写了一首七律，中有“解寄缭绞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消来薄薄红“之句，比较庸俗元聊。
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的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
“珉瑭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唐代宫吏公然押娼，甚至有因恋妓而至于死的，这方面事例不少。例如《诗话总龟》寻《唐贤抒情集》说，唐朝有个叫薛宜僚的人，“充新罗册赠使”，即担任了驻外使节的工作，在路上恋上一个叫段东美的妓女，双方恋恋不舍。薛到外国不久就得了病，病中还对他人说：我怎么在梦中总是见到东美呢？过了几天就死了。棺材运回后，段东美“素服哀号，抚棺一锄而卒。”这位算是“多情种子”的官员，留下了这么件风流韵事，但以恋妓而弃职殉身，总令人感到遗憾。
唐代官吏还有在外贮营妓而生子的。如《南部新书》说：
“张榻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杨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
唐代的官员押妓最出名的，武将当数韦牵、路岩，文臣当数白居易、元旗。韦是因押名妓薛涛而出名的。路岩这个武官是个“小白脸”，镇守成都期间，溺于伎乐出了名。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徒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他曾经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之句。他泛舟连五日夜，寄元旗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腊月中。”
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闻矣！”《南部新书》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姆妾、妓女很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回事。后世直至现代，评论白居易的诗，认为平易近人，多反映民间疾苦；可是从他押妓饮酒、游山玩水来看，也表现出当时封建文人的另一面。
至于元穗，也是唐代的一个大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曾经过过翠相。他《与晦侄等书》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清风亮节，操宗甚严。但《旧唐书·元旗本传》记载“横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快。”又说“旗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他是对子侄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而做外吏的时候是另一副面目，还是初时生活规规矩矩而后来做大官就“饱暖思淫欲”了，这就值得分析了。元、自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押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模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押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
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普遍的风流行径。诗文中也大量地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如“温、李“以及“香奋体”等，这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统治阶级这种追求声色歌舞等性的快乐的风气，甚至在古币上都反映出来。在公元10世纪的上半叶（约在唐末与五代之间）流行一种铜钱，正面镑刻着“风花雪月“四字，背面则有四幅男女合欢图，表现出四种不同的性交姿势。这种钱被称为“春钱”，又称“堂子钱”，这实在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这种铜钱直至清代历代都有铸造，大小规格不一，说明历代人们都对此有兴趣。
由此可见，“唐人尚文好押”，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押妓如此之盛，而朝廷毫无禁令，令后人吃惊。
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唐代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例如无论是唐代的壁画还是版画、雕塑，都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在唐代画工与雕工手下，庄严肃穆的菩萨、天女，一个个容貌秀丽，体态丰满，红唇洁齿，眉眼顾盼，甚至以半裸的姿态出现。
无怪乎有个和尚看了这些画像后慨叹道：菩萨居然和妓女一个模样。据《京洛寺塔记》确认，唐代宝应寺壁画中的释梵天女，就是一个贵族家的妓女的肖像，敦煌英高窟中的一些舞乐菩萨，实际上都是歌舞伎的形象。
二、妓女的分类
历代的妓女也都可以分为许多类，妓女越发展，分类就越细，越复杂，唐代也是如此。如以她们所从事的服务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艺妓和色妓，如前所述，前者主要是提供艺术表演之类的服务，后者主要是出卖肉体。当然有许多妓女两者兼做，但一般总有主次之分。如以她们的隶属关系来看，可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妓（市妓）等，当然其中也有重叠之处，如营妓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妓，不过服务对象主要是武官、军人罢了。
总的来说，妓女在社会上都是处于卑贱地位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妓女各自的色艺才情差别和押妓者的地位与需求不同，因而她们又有等级区分。尽管这种区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区标准不一，形式也多样，但是在同一时地的妓女中，不同等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存在的。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间教坊妓女就大致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宜春院妓女，谓之内人（又日前头人）；第二等是云韶院妓女，谓之宫人；第三等是平民女人选者，谓之掐弹家。内人带鱼，宫人则否，而且她们之间的待遇也有差别。到了中晚唐，平康妓女则按妓女的等第来划分营业区域：第一二等居南曲、中曲，多是妓女中的铮铮者；第三等为卑屑妓，居北曲。南曲与中曲的条件比北曲要优越得多，“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地，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唐代妓女的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影响到后世。
1.宫妓
宫妓是居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分的宫女，更包括大批歌舞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隋、唐、五代都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工都为隋所有。开皇初年，文帝将他们遣放为百姓。隋炀帝即位后，矜奢好乐，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是后，异技淫声，威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这当是设教坊乐舞制度之始。所谓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就是教习乐舞之所。
唐代初年，皇宫乐舞制度大多依照隋制，但到了唐玄宗时有很大发展。这个嗜爱声色歌舞的风流皇帝并不满足于教坊提供的声色之乐，还在宫中设立了一个叫作“梨园”的乐舞机构，其乐工舞人都是从坐部伎和宫女中挑出来的优秀者。梨园规划很大，除长安的宫中外，在禁宛、东京《洛阳）还设立一些分支机构，共有几千人。这些梨园中的女子和教坊女艺人一样，都可以称为宫妓。
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而衰，只好逐渐裁减乐舞艺人的数量与规模，但有时又有增加，统治者仍不断征选年轻貌美的女子人宫，如据《旧唐书·李络传》记载，元和七年，“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
五代十国各宫廷乐舞制度多承唐制，但由于战争动乱与立国短暂，其乐舞机构和宫妓的规模都比唐代小得多，比较起来，乐舞机构和宫妓规模大一些的是前蜀、后唐、南唐等。
前蜀宫中的教坊机构已具相当规模，蜀王建有一首《宫词》说“青楼小妇研裙长，总被抄名人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明头各自请衣裳。”可见教坊常表演队舞，并且常从宫外妓院中搜选妓女人宫参加表演。王建的儿子王衍即位后，纵情声色，宫中美女成群，他自己曾创作并导演过《折红莲队舞》，规模很大，有几百人之多。后唐庄宗灭前蜀时，不少将领把王衍宫中的宫妓掳归己有，如郭崇韬就曾抢夺“王衍爱妓六十”。后唐宫中也设有教坊，规模不小，并经常以教坊妓乐招待宾客。南唐据险占据富饶的江南之地达39年，其宫延乐舞制度都极力效仿唐代，尤其是后主李煌多才多艺而又纵情声色，即位后曾“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与妃娱宫妓一起填词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之时，还写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恋恋不舍。
宫妓由宫廷供给衣食，其生活水平几乎可与贵族比拟，她们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而且争取得到这种“恩宠”，但由于宫中美女如云，这种机会很少。她们最大的痛苦是幽闭深宫，缺乏人身自由，青春虚度，性欲得不到满足。不过籍属教坊的宫妓在性生活方面似乎要自由一些，有时不仅可同乐工结婚，而且还可能献身他人。
2.官妓
官妓和宫妓都属于国家、政府所有，但区别在于宫妓只为皇帝及其家属服务，而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有向各所属的军政官员献身的义务，她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往往被第一二把手所独占，有些官员之间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如《旧唐书·张延赏传己载：
大历未吐蕃寇剑南，李屁领神策军戍之。及旋师，以成都官妓高氏归，延赏闻而大怒，即使将吏令退焉。
晨衔之，形于辞色。
又如《玉泉子》载：
韦保衡初登第，独孤云除四川，辟在幕中。乐籍间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属意，以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即至，不知所之，诉于独狐，且将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累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
一般说来，官妓与家妓不同，前者似属“公有”，后者属于私有。对于官妓，官员们可以共享，有以官妓送人情的；有的贵宾过境，可派官妓侍寝；如有朋友看中某个官妓，也可以供给他押玩。官妓是官给衣粮，她们向官员献身是一种义务，一般是不收费的。但有时押玩她们的官员也可能赠她们一些钱物，以示慷慨，以博欢心。
唐代历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例如歌妓张好好在江西沈公辖下，后来沈移镇宣城，又将好好置于宣城籍中。杜晦辞过常州，郡守李瞻宴请他，告辞时民营妓朱娘告别，掩抉大哭，李瞻说“此风声贱人，员外如耍，但言之，何用形迹！”
于是让朱随杜而去。刺史戎星与辖下一个歌妓有情，由于上司节度使于顺征召，不得不送去，后来于颇又遣还给戎星。
卢链守庐江，郡中曹生想要营妓丹霞，卢任不给。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一些官吏可以对官妓随意支配，甚至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只是不能私自买卖而已。
妓女的来源很多，就官妓而言，主要是罪人家小籍没，如《辍耕录》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古官姆。”《唐书·林蕴传》说：“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为娼。”这和宫妓以罪人妻李没人宫廷为娼的情形相似。但是，罪人家属毕竟有限，大量的官妓还来自买卖。《唐律》规定：
“奴姆贱人律比畜产。”奴姆既然和牲口、财物一样看待，当然可以买卖。此外，在战乱岁月官妓往往也由掠夺所得。
3.营妓
对于古代的营妓，有广狭二义的理解。从广义来看，唐、宋间各地方官府或军镇往往设有“营署”或“乐营“来集居官妓，以便于平时训练和随时传唤。妓女除称为官妓外，也可称为“乐营子女”、“乐营妓人”等，这样看，营妓就是官妓。从狭义来看，营妓是专被军队或军事机构掌握的妓女，专供武将、军人满足性需要而用的。
唐代军镇的官妓时兴称为营妓，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兵制的演变有关。初唐时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将帅还难以专兵跋息。自高宗、武后以降，府兵制已渐破坏，募兵制代兴。睿宗时开始设节度使，统领个别边防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玄宗时又有所发展，从而造成了方镇权力的大大膨胀，并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安史之乱平息后，但方镇割据的局势从中唐一直延继到晚唐乃至五代。这些方镇将官重权在据，拥有土地、甲兵、赋税三大权，常常肆意妄为，押妓作乐，自然不在话下，更何况朝廷还允许诸道方镇和州县军镇教置妓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