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营妓的衣粮仍由官给，同于京师的官奴姆。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可任意召唤，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某将帅独占。在史籍中对营妓情况有许多记载，如孟柴《本事诗》云“韩晋公镇浙西，戎旦为部内刺史，有酒妓，善歌，色亦烂妙，垦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自晋公，召置籍中。星不敢留，钱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由此看来，节度使可以任意将部内乐妓召置籍中，以供玩乐，真是为所欲为。《北里志》载“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戚集。汝士命人与红缓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这是多么阔气。唐范掠《云溪友议》说：
“池州杜少府健，毫州韦中翠任符，二公皆长年务求释道，‘乐营女子，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饮宴，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其娱乐。读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少白，诗云：‘杜吏学仙轻惠质，韦公事佛畏青峨。乐营都是闲人地，两地风情日渐多，“照这一段话看来，可以知道唐代其他统兵符的，营妓必不使之“外住”，俨然为节度使的姬妾，而韦、杜二人“厚给衣粮任其外住”，“柳际花间，任其娱乐”，实在宽大而又例外，所以人们对此要大书特书了。
营妓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长官、押客可以任意拿她们玩弄取乐，还可以随意作践、伤害她们。例如，金陵诸贵公子玩弄一个营妓，营妓死了，他们就一把火烧了她。岭南乐营妓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就被长官加棒刑，官吏们还拿她们开心，赋诗嘲笑她们“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肋边泪两行。”命运最悲惨的大概要数唐未富州营妓杜红儿了。富州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此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红儿，要她唱歌，并赠以缮彩，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就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虫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红儿。于是，一个元辜的少女就在野兽的争夺中变成了被撕碎的羔羊。
4.家妓
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当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绎的八名女乐。两汉三国时期，贵族、宫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媲美。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家妓的发展仍然保持这个势头，不仅是大贵族、大官僚广蓄妓妾，而且进一步在士大夫中普遍盛行。
隋代贵族、官僚中拥有家妓最多的是宇文述和杨素。宇文述深得隋炀帝的宠信，“言无不从，势倾朝廷”，他广占良田，夺人财宝，掠人妻女，以致家有妓妾百余人，家憧千余人。杨素本是北方士族，隋文帝灭陈时，他因功升官受封，后又参与宫延政变，拥立炀帝，因此贵宠日隆。他拥有“家憧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缔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代官僚、贵族的家妓往往是直接从战争中掠夺而来，也有一部分是皇帝所赏赐的。
唐代皇帝也常对有功的文臣、武将赏赐女妓，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获得这种赏赐的更多一些。可是，对于官僚、贵族所蓄家妓的人数，唐代曾依据官品的等级作出过规定。如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九月中宗曾下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到了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九月，玄宗又下诏“五品以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昕家畜丝竹，以展欢娱。”但是实际上根本控制不了，不少官僚、贵族都蓄家妓几十人、百余人，起过皇帝诏令最高限额的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例如宁王曼有“宠妓数十人”。周宝有“女妓百数”。李愿有“女妓百余人”。郭子仪有“十院歌妓”，等等。有个富商名叫邹凤炽的，没有任何官品，而侍姆“尤艳丽者至数百人”。
此外，唐代的官僚、贵族蓄有大量奴姆，这是不受皇帝所规定的蓄妓人数的限制，其数可确定成百上千，如李谨行有奴姆数千人；而那个跨隋、唐二代作大官，被唐太宗封为越国公的冯盎蓄奴姆竟达万余人。他们完全可以从女奴中选出若干姿色出众者加以歌舞训练，供其娱乐，而不受限制。
如承乾就“常命户奴数百人专习伎乐”，元载家“姆仆曳罗琦者一百余人”。再以白居易为例，他任刑部侍郎时，官属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妓三人，但是他的家妓除了善歌的樊素、善舞的小蛮与春草之外，还有一些是由奴姆充当的，如他在《池上篇并序》中说“罢刑部侍郎时……泊减获之习莞磐弦歌者指百以归。”所谓减获，就是奴姆。他还有一首《小庭亦有月》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绢信手舞，紫绢随意歌。”诗末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减获名也。”这四个人实际上都是家妓。
五代经历几十年的长期动乱，正是军阀、贵族凭借武力掠夺奴姆和良家妇女为奴姆的大好时机，因而五代蓄家妓之风仍盛行不衰。例如郭延诲拥有“艺色绝妓七十，乐工七十”。时锐有女妓十余辈。宋彦绚曾在成都一次就夺取“妓女数十辈，尽为其所有。”前蜀王宗翰“好蓄妓妾，后庭珠翠常百余人。南唐韩熙载后房妓妾也多达数十人。
关于以上情况，南唐画家顾闵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有过生动的描绘。这幅画的内容是以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的纵于声伎、侈靡生活为题材，描写他和宾客放浪不羁的宴乐生活。这是一幅名画，全图共分五段：第一段画韩熙载与一朱衣人（大约是状元郎祭）坐床上和其他宾客听李家明妹弹琵琶；第二段画韩自击鼓与众宾客观爱妓王屋山舞六么；第三段画韩洗手休息状；第四段画韩持扇坐椅聆群妓吹奏状；第五段画韩侧立观众妓与宾客嬉戏状。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十分具体地把当时的一些官僚贵族的享乐生活和家妓活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家妓是一种以封闭的方式关锁在家庭这个笼子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隶，她们不是人，而只是工具。例如，“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虽名宫妓，实带有家妓性质）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孙）展事李升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各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
从以上记述看来，家妓只不过是“暖炉”、“屏风”、“案几”而已，当然也是发泄性欲的工具。至于可以出卖、送人、交换其他物品，那都不在话下了。
家妓在她所在家庭有着特殊的功能。在主子的心目中，妻妾的职责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姆女的职责是待侯主子的衣食住行；而家妓的职责是供主子玩乐一一提供文化娱乐、精神享受和性欲满足。有些士大夫宦游在外、四海为家时，往往不带妻眷，而只有家妓伴随而行，这些女子实际上担任了妻妾、家妓和姆女的多重角色。家妓又是当时社交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家妓的数量、素质、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经济实力、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所以有些人常以自己所得意的家妓在客人面前侍酒、表演歌舞，以此炫耀于人。
反之，如果家妓少而素质差，就会显得寒酸。这都是封建社会中畸形的、病态的现象。如唐人郑惨设宴招待越伸，因舞妓年老而受到徘优孙多子的讥刺：“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也好古。昔日曾问阿武歌，今日亲见阿婆舞。”
家妓和营妓、官妓之不同处在于她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非经主人许可，他人不得染指，否则，就是主人的耻辱了。
如有个叫杨绘的人，耽于妓乐，日事游宴。有次他请客吃饭，席间有个叫胡师文的人，是个行为不检的豪民子，半醉时押玩杨绘家妓，无所不至。杨妻在屏风后看到了，深以为耻，不好向客人发作，就呼妓人而挝之。胡师文见了推开杨绘，叫这家妓出来，杨绘面子上实在下不来，要撤酒席，结果被胡师文打了一顿。
有些色艺俱佳的家妓有时还成为权贵们争夺的对象和牺牲品，一如争夺珍宝然。例如：
李翠相逢吉性刚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作色。
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态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婪，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敖阁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渴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提而退。刘叹吨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
再如：
韦庄，字端己，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
庄有宠人姿质艳丽，兼擅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辞，强夺去。庄追念，每寄之吟咏，《荷叶杯》、《小重山》、《渴金门》诸篇，皆为是姬作也。其词情意凄惋，人相传诵，姬后闻之，不食而丰。
韦庄和刘禹锡都是着名文人，也有一定的官职，但终究敌不过当朝权贵，宠妓爱妾眼睁睁地被夺而无可奈何。如果反抗，结果又会如何呢？
五代安重诲尝过任圈，任圄为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而圄不与，由是二人相恶，重诲诬以反而杀之。
这一类的事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又如：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辨者窃娘，艺色为当时第一。如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悲痛成疾，因为诗，写以绿素，厚赂阁守以达。窃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
……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
看来，在家妓问题上，实在聚集着当时的多少社会矛盾。
5.私妓
所谓私妓，是指那些不隶乐籍而以卖笑为生的妓女。她们是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活跃于各城镇商业区，为商人、市民、游客服务。在唐代以前，尽管已有私妓活动，但那时官妓制度还不够完善，市妓也尚未兴起，私妓这一种类的妓女还没有完整地形成，因此，私妓的发展历史应该从唐代说起。孙柴在《产志里》中记载的妓女，实有两类，一类是“隶属教坊”的市妓，一类是不人籍的私妓。
他说“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隐其中，则元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假母所买所教的这类妓女，如果不向教坊司登记人籍，则为私妓。
由于唐代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代，所以私妓不仅可以公开活动，而且可以和人籍的市妓居住在一起倚门卖笑。如北曲自西第一家假母王团儿有一名妓女福娘就是私妓。孙柴至长安应试时曾游北里，与福娘过从甚密，福娘常惨然郁悲，一日泣告孙柴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这就是说，私妓从良，不必经教坊司批准落籍，只要付给假母一笔身价费就可以了。相对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来说，私妓还是“自由身”，她们既不是乐户女子，也不是女俘、女奴，而大多数是良家女子，有较多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也比较容易从良。但是，她们在文学艺术素质方面虽偶尔有少数佼佼者，总的来说不如宫妓、官妓、家妓，她们主要是色妓，对嫖客以提供性服务、满足对方的性欲为主。
唐代的私妓十分兴盛，许多大都市都是她们的聚居地。
一是长安。长安妓因为有公卿举子相往还，声价一般比较高一些，帝王常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诸妓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惜所费，所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排次，良不可及。”二是扬州。扬州为当时盐铁转运使所在地，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所以当时谚语有“扬一益二“之称。于邮《扬州梦记》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街中珠翠填咽，邀若仙境。”杜牧之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之句。
张枯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些诗句，都形容了当时扬州“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繁荣的卖淫状况。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交通便捷，商业发达，流动人。很多，都促使了妓女的增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