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之为私妓，和为官妓有所不同。为官妓有许多是政治上的原因，如罪人妻子或被掠夺等，而为私妓则多为生活所迫。例如为生活所迫而自卖青楼，因婚姻不幸而被迫为妓，被人引诱或掠卖而误堕风尘等等。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妓女福娘对孙柴诉说过自己的身世“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人京赴调选，及荤至京，置之于是，客给而去。初是家（指假母王团儿）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娶，韦宙相国子及卫僧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
某量其史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助哭永诀而去。”福娘从良家女子受人引诱而掠卖至娼家，即使兄弟找到了也无可奈何，其经历是颇为典型的。
三、妓女的文化素质
恩格斯说过“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的许多妓女也正是这样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于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都能够歌唱诗词，有的还善诗能文，甚至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而且可以说还开始形成了妓女文化。
这种情况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出自淫乐需要，广蓄官妓、家妓，并不惜工本，对她们从小加严格训练，有些私妓也是这样。二是唐代诗风、文风很盛，除士人当然能诗外，上自帝王将相，在朝在外庶僚，下至贩夫走卒，旁及闰秀侍姬，方外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乎无人不能诗，最低限度无一人不能诵诗、不能解诗。三是唐代的嫖客最注意的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对妓女的姿色并不是如后世那么看重。
如《北里志》记载当时比较出名的一些妓女的情况是：络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歌不甚扬，但利。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言，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圈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居家宽博，后馍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嫖客的“口味”既然如此，妓女当然要加以迎合，所以，当时聪慧、文化素养高、口才敏捷的妓女特别受欢迎。当时的人们对嫖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素质较高。
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有风流之举，而妓女也很敬重文人，特别是那些名士，名士们的一诗一文往往可以决定妓女的名声与兴衰。白居易《与元棋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自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会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的诗浅近易懂，所谓老躯都解，传播很广，白居易写给元旗的那封信，也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但是“时俗所重”，以至青楼，这也确是事实。
当时的名妓首推薛涛。她字洪度，本来是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人乐籍。她的。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王，七绝尤长，着称于世。她15岁时就被镇将韦呆召令侍酒赋诗，韦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自韦泉镇蜀至李德裕人，凡历十一镇，薛涛皆出人于幕府，并以诗受知于时，当时的着名文人、士大夫如元旗、白居易、令狐楚、张枯、刘禹锡、裴度、牛僧儒、严续等，都乐于和她来往唱和。她暮年退居洗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笼，时号“薛涛笼”，今日尚存她的《洪度集》一卷。她的诗多反映妓女生活与情感、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等，如《竭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
小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梦国亡。
佣怅店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
还有一个名妓是关盼盼，本来是徐州名妓，后被尚书张情买为家妓，十分宠爱。关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游徐州时，张曾宴请过他，并命盼盼侍宴承应。白居易曾赠诗赞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几年后，张逝世，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其中有小楼名燕子，关念旧爱而不嫁，独居此楼十多年，颇知盼盼始末者张仲素作《燕子楼》三首以抒发感情，其中有一首是：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还有一个名妓是鱼玄机。她是长安女子，字幼微，一字惠兰，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人咸宜观为女道士。如前所述，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为一变相的高级妓女。后以答杀姆女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她写过一首《赠邻女》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问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首诗抒发她在性爱生活中的情怀，感伤于自己的身世，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成为千古名句。这种大胆、热情、奔放、深刻的诗句虽然是妓女的。吻，但也只有历尽沧桑、懂得爱情的人才能说出。还有钱塘名妓苏小小。时语曰“钱塘苏小小，歌声上林鸟。腰细楚王宫，杨柳摇春风。”
可见她当时是多么着名了。
唐代平康妓郑举举也很出名，她为曲中都知，善令章，巧谈谐，常为诸朝士所眷，凡进士同年宴，多邀为席纠。一次有个叫刘崇的人考取了状元，处于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遍看上阳花”的心情下，召聚同年欢宴，恰因举举有病不能与会，于是就叫同年李深之为酒纠，刘崇作诗云：
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萤令不疑。
任尔风流兼蕴藉，天和不似郑都知。
由此可见郑举举当时的名声与影响。
其他如刘采春、常浩、舞拓妓女、王福娘、杨莱儿、王苏苏、楚儿、史凤、盛小丛等等，都是古籍中有记载的名妓，还有一些妓女才貌俱佳，但姓名没有流传下来，古籍中只记了平康妓、太原妓、武昌妓等，她们在唐代的性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性与爱的分离与统一
不论女子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堕入风尘，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的内心都是十分痛苦的，屈辱感、自贱心理、对此身无靠的恐惧时时折磨着她们，即使华衣美食，也不能弥补其痛苦于万一。唐代的江淮名妓徐月英写过一首《叙怀》诗：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她虽处于优裕的生活之中，但却渴望做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过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很能代表大多数妓女的愿望。
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望江南》，更尖锐地描写了妓女内心的苦楚与自卑自贱心理。
莫攀我，攀我大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词中的“曲江”是唐时京城长安效外一处游览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她劝一个热烈地钟情留恋她的嫖客说，你不要“心偏”（死心眼），我不值得你爱，我不过是道旁之柳，任人攀折，没有爱人和被爱的权利了。这真是和着血泪的呼号。
《云溪友议》卷上还载有一件事：
李八座朝，潭州席上有舞拓技者，匪妓而颜色忧悴。
殷尧藩侍御当楚而赠诗，曰：“姑苏大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拓技。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洁其事，乃故姑苏台韦中翠爱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吃涕咽，情不能堪。
绝大多数妓女都渴望摆脱这种屈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的主要途径则是从良。对于身属官僚、贵族或是帝王的妓女来说，希望主子恩幸见宠，或是主子发了慈悲之心让她们解脱；对于接触社会生活较多的妓女来说，总希望在众多的嫖客中挑选称心如意者，以终身相托。这种称心如意者往往是文人，这是因为，当时的妓女习诗学赋，文化素质较高，和文人雅士具有共同语言的较多。那些权贵人士盛气凌人，随心所欲；那些商贩马夫粗俗贪婪；而只有文人雅士的气质、风度、爱好，那富有诗意的爱情表白与怜香惜玉的性爱方式，才比较易被她们接受。她们和官僚、贵族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她们和一般嫖客是卖与买的金钱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她们都是玩物，是工具，处于一种低贱的地位；而与一些文人雅士的交往中，她们才可能感到自己有一些平等地位，于是人格、尊严、爱情等需要才可能产生。
《青楼集》中关于顺时秀的一段记载，最典型地反映出妓女爱慕文士的心理：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咦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J顶时秀的回答是比较策略的，她没有也不敢贬低权臣阿鲁温；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感情自然倾向于王元鼎。
所以，在我国古代，历来传诵“佳人爱才子，才子爱佳人”。从唐代开始，每至春闹前后，京师都会出现一次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高潮。这时，不仅是文人、士大夫寻访名花的浪漫季节，也是妓女选择意中人的大好时机，往往有许多韵事传播京师。例如《开元天宝遗事》载：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刘国容相别。洁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费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讽诵焉。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亦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制而卒。太原妓与荧阳詹相恋，“约至都相迎。
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暑作诗寄詹，绝笔而逝。”作为妓女，她们的性和爱在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畸形发展的；但她们追求性与爱的统一，有时也能统一，不过社会的重重压力和矛盾往往使好事多磨，形成了一出出的爱情悲剧。
五、男凤和男妓
在唐代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下，性风气很开放，妓业发达，而且市场上出现了男妓，与前朝相比，这似乎是一个发展。
唐代陶毅所着的《清异录》中说“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这就是说在当时的首都长安，男女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迎送买卖，从事妓业，而且丝毫不为介怀。这种男妓之风，连在京师也那么开放，其他管治没有京师严肃的地区，男风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时期，“香火兄弟”、“旱路英雄”等成了同性恋的阳词，具有和“龙阳之好”、“分挑”、“断袖“同样的含义。
《教坊记~“香火兄弟”条云：“坊中诸人，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媳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姆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嫂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阙法。
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
后人作唐代演义小说，男风之事常穿插其中。例如《薛刚闹花灯》中描写长安一浪子薛敖曹“自幼父母俱亡，家私消耗，不务生理，唯有终日赌博，与一班光棍往来，因他有几分姿色，屡屡被人鸡奸。他吃惯了双皮，荡惯了街子，也不分皂白，凡僧道盗贼，概皆相好……“又说到“武三思见他生得白净，一时心动，是夜就叫他同睡·…“武三思就是武则天哥哥武元庆的儿子，薛敖曹以后也成为武则天的面首。这些人生活都很放荡，男人和男人之间，或是嫖人，或是被嫖，集流氓、元赖、浪子、男妓、嫖客于一身，这就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
唐朝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期，以上这种社会风气，和西域地区的影响可能有很大关系。清代阮葵生所着的《茶余客话》曾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说“敖罕，西域大国，在退木尔沙之西，温都斯坦之东南，方数千里，人调富，天热多雨，花果茂盛，产五金宝玉金钢石，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见则以为异物，解蚕织。俗淫，男女元别，尤要男色，不许他合。”
当时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这些地区，以男性为中心，男悦男的行为那时是公开与允许的，因为那个地区的人认为男子比女子高贵，女子只不过是生育的工具而已，这似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男风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