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缠足更为透辟的是李汝珍。他在小说《镜花缘》中，以“反诸其身”的办法，借了林之洋被女儿国选作王妃的事，使男子也尝尝女子缠足的痛苦：
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缓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矶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绞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以下又写林之洋双足被缠后，同一切女儿一样，起初也想反抗，就把裹脚放了，爽快了一夜。但女子解放裹脚是要受母亲责罚的，林之洋也未能逃过，第二天受了“打肉”的刑罚。”打肉“之后：
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缠足的最后结果，双脚是要变成残废的。林之洋几次反抗不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
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服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
这个社会是受男子主宰的社会。《镜花缘》就是用这种带有虚幻、夸张的手法，启示男子自己也体会一下缠足的痛苦，“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同时，在第十二回里，作者又借吴之和的。气，明确主张道：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置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婿，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子，尽绝其习，此风自可渐息。
在这一番话以及《镜花缘》的其他论述中，男女平等观、健康的审美观以及对女子缠足的批判，确实是入木三分。这是当时进步的思想潮流的反映。社会总是在发展，时代总是在进步，到了封建社会腐朽至极的时候，也是进步的东西逐渐产生和发芽、成长的时候。
在清朝后期，反对女子缠足不仅是一种理论宣传，而且成为一种革命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建立后，在禁止蓄养奴姆、取消娼妓的同时，也禁止女子缠足。《金陵记事》云“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驮米稻、割麦豆秋禾，令裹成之脚脱去缠足布。”又附诗称“一日万家缠足放。”这是因为，既然男女平等，女子就要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为便于劳动就不能缠足。
到了清末实行维新变法的时候，一些维新志士、进步人士都曾为戒鸦片、破除迷信、改良婚丧祭葬而奔走呼号，影响最大的要算波及全国的“不缠足“运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以此为突破，掀起了倡导妇女开化、实现妇女解放的热潮。他们到处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女子要摆脱封建束缚而自立，提倡天足、放足，认为“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章里，述及缠足之事云：
…不宁惟是，彼乃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残废，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而安知有字？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瑾夫！国家定鼎之始，下令剃发，率士底定。
顺治末叶，悬禁缠足，而奉行未久，积习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谬种，草乳流衍，日盛一日。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罗楚毒之苦，阴胎种族之伤。呜呼，岂苍苍者天，故厄我四万万生灵，而留此草业以为之窒软！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屠意于是也。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联合开明乡绅诗良首创《不裹足会草例》，倡议女子不缠足。两年后，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在广州再度提倡女子不缠足，成立“粤中不缠足会”，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上海、广东、湖南、福建、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地都创办了不缠足会(或称戒缠足会、天足会、放足会、卫足会）。
湖南的不缠足会是由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人会的人很多。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七月，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广仁等又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不缠足会，总会设于上海，各州、县、市、集设分会。总会订有章程，规定入会者所生的女儿不得缠足，已缠足的如在八岁以下一律放足；所生儿子不得娶缠足之女。他们还到处散发自己编印的《戒缠足歌》，鞋铺也增加了新的营业项目，如长沙有家李复泰开的鞋铺就贴出广告云“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杭州的放足会则是妇女自己组织的，发起人是高白叔的夫人和孙淑仪、顾啸梅、胡畹旺等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她们在西湖开会提倡放足，演说三个小时，会后还合影留念。当时到会的有八十余人，其中已放足的有十余人，当场表示愿放足的有三十余人，将来不愿女儿缠足的有二三十人。不缠足会成为戊戌变法期间争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重要团体，它影响深远，一直影响到建立民国以后。
第二节宫闹生活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奴隶主和封建帝王大都荒淫纵欲，“宫廷生活“几乎就是淫乱的代名词。但是，清王朝似乎呈现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这时已到了封建末世，腐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已经产生了十分尖锐的矛盾，革命浪潮在不断高涨；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以满族人主中原，在开始时还比较生气勃勃，能注意汲取前朝亡国的教训，“祖制“很严，不允许皇子皇孙们淫乐无度。所以，虽然从清朝中叶以后，“祖制“逐渐变得有名无实，统治者也不可避免地腐烂堕落下去，但从整个朝代看来，在性方面的荒淫纵欲之事与前面几个朝代相比是较壤的。过去盛传同治帝是微服出宫押妓，患梅毒而死的；其实据史家考证，他是因患天花而死的。过去又传说慈禧太后有男宠，一若武则天之与薛怀义、张昌宗然，主要是和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有私，但在史书中也查寻不到足够的证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代帝王都清心寡欲了，其实，他们也纵欲，但是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
一、清宫后妃制度
作为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清代后妃制度，是随着其政权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且始终体现了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特点，并对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
在16世纪末，努尔哈赤刚开始起家，进行统一女真族各部落的战争时，还没有什么后妃制度，汗王的妻室既没有号位，也不分等级，一律都称福晋。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封建帝制的建立与改革，这种情况反映到宫内，就是要有一套封建的后妃制度与之相适应，所以后妃制度开始建立。康熙以后，典制大备，后宫号位定制严明。皇帝的正摘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是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娱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宫，佐皇后主内治。殡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都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
在最下层，还有宫女。相对以往各代，清朝的宫女数目是比较少的，在一般情况下，约两千人左右，比起有些朝代(如唐玄宗时）征几万宫女，似乎在施“仁政”了。宫女在宫中的地位是最低的，相当于姆女、丫鬓，按照清宫的制度，宫女除非被皇帝看中，并且“幸”过，她们到了25岁，可以退回本家，另行出嫁。
宫女可以升级，但很难跳级，姆作夫人，只能一步步来。
但选进来的秀女就不同。清朝人关后，建立了选秀女制度，每三年在固定的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其目的在于”或备内延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也就是说，不仅皇帝的后妃要从旗籍女子中挑选，被选中的八旗秀女，还要配给皇帝的近支宗室。如果是宫女，要升到贵人或娱，要经过做答应和常在的阶段，而秀女一进来，就可以做到贵人以上。例如威丰皇帝的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就是由秀女升至贵人，由贵人升为娱，做嫁时生了儿子(即后来的同治帝），皇帝一高兴，再把她升为妃，以至贵妃。所以那时她被称为蘸贵妃。
当然，尽管制度规定得十分严格，各朝妃娱数目的多少实际上并未完全照规定执行，康熙、乾隆帝的娱妃都大大超过规定的数目，而同治、光绪帝又远远没有那么多的娱妃。
另外，殡妃晋封的情况也不一样，这和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
在这些宫延女性中，宫女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清代蓄奴之风盛行，虐待奴姆之风也盛行。康熙初年，大司寇朱之粥在奏疏中说“八旗仆姆，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
岂皆乐死恶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谨而养不备，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宫女也有类似情况，她们担负着为皇家奢侈享乐所必需的繁重劳动和杂役，稍有不慎，就要受到严惩，甚至被处死。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十月初七日，宫里发生了淳妃毒打宫女致死事件，乾隆为了表示反对这种“纵性滥刑，虐殴奴姆”的行为，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诸皇子及军机大臣，宣布“淳妃即着降封为娱，以示惩傲；并令妃殡等嗣后当引以为戒，毋蹈覆辙，自干罪庚”。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撤销了对淳旗的处分。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过是标榜贤明仁慈，是一种统治权术而已。
清帝的婚事往往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清末。
后妃不能干预朝政，这是清代的祖制家法。但是，自从同治朝的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于1861年12月2日“垂帘听政“以后，这一祖制就被彻底打破了。从这时起，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清代历史中，皇太后操纵了包括帝、后命运在内的一切大权，从而使选妃立后与政治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按照清初顺治、康熙两朝的先例，皇帝满14岁，理应亲政，同治八年时，同治帝载淳已年满14岁，可是，两宫皇太后并未“即行归政”。同治十一年时，载淳已经17岁，皇帝大婚之事再也不能拖延了，但在选后时，两宫皇太后却发生了一场争议。当时，慈安皇太后拟选崇绩之女阿鲁特氏，慈禧却因阿鲁特氏是咸丰皇帝遗命辅政的八大臣之一、后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不愿让她做皇后，而拟选凤秀的女儿富蔡氏。当时，慈安对慈禧说“风秀的女儿太轻悦，不宜选为皇后，只能当一个贵人。”这句话刺痛了当贵人出身的慈禧，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载淳选了阿鲁特氏为后，更使慈禧恼怒，所以皇帝大婚以后，慈禧待载淳帝与皇后都很不好。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载淳虽然亲政，但慈禧仍抓权不放，时时干预朝政，使载淳亲政有名无实，生活上又处处受慈禧的限制，第二年，载淳就得天花死了。
这时，又爆发了一场斗争。载淳元子，如果按照清代父子相承的祖制，应在载淳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给他过继一个儿子继承皇位，阿鲁特氏也应被尊为皇太后，如果还需要继续垂帘听政，也应由阿鲁特氏承当，而不应是慈禧的事。但是，慈禧又一次破坏祖制，不给载淳立嗣，而把自己胞妹的儿子（咸丰帝弟弟奕语之子）、载淳四岁的堂弟载渐立为嗣皇帝。这样，慈禧仍为皇太后，仍可垂帘听政掌权；而阿鲁特氏在载市（光绪帝）即位后，只得了个“嘉顺皇后”的封号，成为皇帝的寡嫂，政治上无所依靠，生活上处于慈禧的淫威之下，结果在同治死后不到一百天，就猝死在储秀宫。
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婚姻仍在继续。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慈禧为了便于监视和控制光绪，决意立其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为皇后，即孝定景皇后。光绪帝虽不愿意，又拗不过慈禧，所以，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后，帝、后关系一直不好。而当时与皇后同时被选人宫的珍嫁（后封为妃）他他拉氏很受光绪帝宠爱，在政治上又同情光绪的改良主张，这就更加得罪了慈禧太后。因此，慈禧借1则年八国联军人京之机，派人将珍妃推到井中淹死了。光绪帝一生38岁，只选了一后二妃（还有一妃是珍妃之姐瑾妃），是除宣统帝外清代皇帝中后妃最少的一个。
由此可见，清宫的后妃制密切关联着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又直接影响到这个末代封建王朝的覆亡。
二、光绪大婚
清代皇帝大婚和历代皇帝一样，是极尽奢侈铺张之能事的。光绪帝是清代正常地举办大婚的最后一个皇帝，目前所存资料比较齐全，可以作一些透视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