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的大婚典礼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正月二十七日举行，时年19岁。大婚典礼的仪式和礼节极为隆重繁琐。皇后选定后，要举行一系列的典礼：十一月初二行纳采礼；十二月初四行大征礼；正月二十六祭告天地、太庙；二十七日行册立、迎奉礼，同日行合雪礼；二月初二日行朝见礼；初四日行庆贺礼；初五日行延宴礼；初八日行祈福礼一一至此大婚礼成，整个大婚吉期，自正月二十日起至二月初九日止，共二十天。在这期间，除正月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九、二月初七这四天不计外，其余十六天内，“不理刑名，京外文武百官咸衣螃袍补服，常朝处衣朝服”，以示喜庆。
大婚典礼的筹备工作，早在一年半以前就着手进行，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一一大婚礼仪处，专司大婚典礼一切应办事宜。
这次大婚，共花费银550万两。其中，各种“外办“耗费，共为105万余两，占大婚开支总额的20%左右；而由“内办”的帝、后应用冠服、朝珠、锢钗、金银珠宝玉器，殡位所用器物，皇后妆盔，以及后殡铺宫应用的金银器皿等，共为银400万两以上，占总耗费的80%左右。
这些银两主要是从各省、各税关指派筹解的，是从全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虽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筹办光绪大典曾装模作样地说“国家经费有常，目下整顿武备，需款孔多，各省时有偏灾，尤宜体念民艰，爱惜物力，朝延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该大臣等，务当仰体崇实黯华之意，严伤承办各员，认真经理，不准稍涉浮冒。”但实际做法则完全相反，大婚典礼的经费，不但没有“节俭“下来，反而逐步加码。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慈禧明降董忠旨，光绪大婚应需款项，“着户部先行筹画银二百万两”，各省“预为指派二百万两”。半年之后，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馄面奉蘸旨“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着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九月二十六日又奉旨“续行筹拨五十万两”。三次共筹拨银550万两。
据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如果每人每年。粮按二石计算，计折银二两丸钱二分。光绪大婚耗用白银550万两，按当时的粮价折算，可购买近400万石粮食，足够190万人吃一年。
当时，中国正处在内乱外患丛生、天灾人祸迭起的重重灾难之中，如此奢侈铺张的皇帝婚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六月，山东河决，毁坏历城、齐东、利津等堤捻，大片地区遭灾，清政府仅拨银16万两赈灾；光绪十一年两广水患，慈禧仅下令拨银6万两赈济；光绪十二年北运河决。漫溢，使永平各府受灾，朝延只拨银12万两救急；光绪十三年郑州河决，南人于淮，使河南、安徽大片地区受害，清政府仅截留京饷槽折银30万两赈恤。到了光绪十四年，由于皇帝婚期迫近，用款孔殷，这一年虽有多起水、火、雨、雹、震、疫等灾害发生，但却未见有拨银救灾的记录，只是免除了某些地区的税赋钱粮，拨留了13万石京仓及海运渭米以赈顺直之灾。这样一对比，可见清王朝用于人民生计迫切需要的开支寥寥无几，而从民众身上榨取的财富则多得难以计量。
三、宦官生涯
在上一章阐述了明代的宦官为虐，在清代，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情况需要阐述，因为清代后期的太监不仅对宫阁生活有很大影响，而且对政局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清朝统治者开国后，汲取了前朝宦官乱国的教训，制定“祖制”，对宦官限制很严。例如规定太监最高是四品官衔（在清朝只有一个太监是四品官衔，还有五品、六品至丸品，然而被授到这一品级的太监也不出100人。在清朝宫禁之内，太监总额为3人，比明朝少得多），不准干预政事，不准和外官交往，不准离开京城，违者斩元赦。所以，在清代的前期和中期，太监的势力不大，后期那个恃宠而骄的太监安德海被斩，其理由也是“违反祖制”。
当时，太监的来路如何，为什么有人要去当太监呢？1964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为征集晚清史料，曾邀集在北京附近的老年太监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者有15人，他们谈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任福田说“那年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邱、河间、南皮、源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
马德清说；“我是天津南青县窑子。人。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母亲是穷人家的女儿。拿‘房元一间，地元一垄，吃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J，“川，的，一千里难挑一个，可人总是往亮处看啊！我有个姑母，她有个远房侄儿叫李玉廷，李玉延的父亲也是穷人，可是自从李玉廷当上了太监，十几年以后，这一家便发了，买了地，拴上了几头大骤子。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下狠心也让我走李玉延那条路。”
池焕卿说“除了穷苦人被生活所迫送孩子进宫当太监之处，太监的来路还有几条：歹人拐骗人家的小孩图得一笔身价，这是一条；专门包办施行‘阉割手术的人家，诱骗苦寒人，把当太监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鼓动他们把孩子送进宫里去，这是第二条；有的人犯了重罪，用‘净身来逃避刑罚，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被送上这条断子绝孙的绝路上的人，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
阉割是一种对男性的性摧残，这种摧残是十分残酷的。
怎样阉割呢？据《震垣杂识》记载，正式的手续是，愿意净身人宫做太监的人必须要由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凭证人立下“自愿阁割书”，这才请来阉割者，进行施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选一个吉日，把净身者先清理大小便，关在房内，房间必须密不通风，使净身者绝不受凉而感冒。在这三四天禁闭期间，绝对不能饱食，以免有排泄的污物沾染手术后的创，致使手术恶化，危及生命。正式阁割时，净身者被除尽衣裤，蒙上眼睛，手脚被绑得严严实实，有人还按头撤腰，防止他因痛极挣扎、流血过多而死。动刀前阁割者还要问他是否自愿，如果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只有获得十分肯定的答复后，才能动刀。
据《浪迹丛谈》记载，阉割要用烈酒来麻醉，使净身者喝醉而不觉痛。阴部还要涂满药油，这种药油也有麻醉作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用锋利的刀沿阳具的根部环而割之，深度需十分讲究，尤以阴茎下部及近皇丸处最难割，因为此处筋多，极易致命。割后即取去阴茎的海绵体，全茎只剩下两根管子，一为输尿管，一为输精管，精管要盘曲起来塞入体内，尿管要剪掉。割掉阴茎后当即敷以止血药，手术后四五天内不准饮食，半月不准见风。手术一个月左右结癫收，阴部只有一个孔洞。
1870年，有一个名叫史汀德的英国官员在北京实地采访，把阉割的方法记得很详尽。他说，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叫厂子，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几名刀子匠，他们没有固定的工钱，但却是政府认可的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阉割，手术费每人六两白银，负责到完全治好。
可是净身者大多是穷人，有不少人无法付现银，所以要有担保人，手术费可以事后补交。
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幼破坏性功能。如果父母决定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做太监，当孩子还在祖概中时，由一个“特种”佣妇以一种特殊方法经常捏揉幼儿的小辜丸，即逐渐破坏其性功能，使其生殖力逐渐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现出女性的特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细，行动扭捏，而达到太监的模样。
净身者阉割是否彻底，人宫前要经过严格检查，以后还要定期检查，不合格的就要被清除出宫，当然也有通过贿赂而混过去的。清代蔡澄所着《鸡窗丛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河北河间有个富商的遗孀魏氏，看中了小叔子，多次挑逗未果，以后又强迫小叔子同床，但小叔子畏怯不前，那寡妇竟把他的阳具咬掉一半。于是闹进官府，有个刀笔吏受了魏氏贿赂，反诬小叔子有罪，此事当时十分轰动。那小叔子出狱后想去当太监，但是太监们认为此人并非阉割，而且还留着半截，他连太监也当不成。后来他的同乡老太监介绍他到太监汇集之所去当一名杂役，专管银钱收付之事。这个人很聪明，当时麻将牌尚未风行，他制成一种纸牌，纸张好，绘画精美，很受太监们欢迎。
太监们不仅生理上畸形，而且心理也和常人有殊。他们喜怒无常，猜疑心重，有自卑心理，还有排外心理，太监和太监“抱团”。他们对于直接或间接影射“欠缺”的事物很敏感，因此如和太监同座，看到无尾或尾巴被切短的猫狗时，应转弯抹角地说“鹿尾的狗”；如果看到缺少柄的茶壶时，应若无其事，不要声张；对“切”、“斩”、“割“这些字眼要避开，改成别的字眼，他们还有一个大忌讳，即坚持不让别人看到下身，否则，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在北京有一条胡同名“尽忠胡同”，这是太监下班之后的聚居之所，胡同中设有剃头店、裁缝店、吸烟房《清朝的太监几乎都吸鸦片）和浴池。这个浴池的顾客都是太监，连浴室中的伙计也是被净过身的，这是因为太监绝不愿让非同类之人看到他们的下身。
净身者被割下的阴茎辜丸，要经过防腐处理，放在小匣中，送进家祠。这东西称为“宝”，当太监死后，这个“宝“就要被“请“出来，缝在死者的阴部，让他像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归天”。因为失去阴茎，是太监终生之憾，即使死了也要这样弥补一下。
太监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性欲的，如上一章第二节所述，这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因此，宫延中的丑闻常和太监分不开。即使太监已完全丧失了性功能，那些有严重性饥渴的娱妃、宫女们也以聊胜于元的心情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总算是男人。同时，清朝也有太监娶妻的现象。清朝开国时“祖制“虽严，但到了后期也出现了太监跋息的现象，李莲英受慈禧宠信，权势炙手可热，勾结袁世凯，破坏“戊戌变法”，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据说他是阁割未净之身，有人还向他进奉海狗肾等药物。他在宫外还有妻妾，而且有子女，不过表面上都说是领养来的。后来，太监小德张又受慈禧的宠信，并成为隆裕皇后的心腹，他权势显赫，大臣中有不少人都和他结为兄弟。在隆裕后死后，他就告老离宫，最初住在北京永康胡同自己所修的一所穷奢极侈的大宅第中，过着大富豪的生活。后来，又搬到天津英租界去住，娶了好几个老婆。有一次，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不了他的摧残，跑到英租界的巡捕房去哭求救命，诉说在小德张家常受答杖与折磨，小德张贿赂了巡捕房，仍将这个妇女要回，这个妇女重落虎，其悲惨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节禁娼与妓业的鼎盛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其卖淫嫖宿的情况也自有其特点：一方面是清初的几次严厉禁娼，另一方面是娼妓业还是在发展蔓延，甚至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似乎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在各个封建王朝开国之初，都能不同程度地汲取一些前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使社会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但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矛盾又日益尖锐起来，终于导致这个封建王朝的灭亡，以致最终导致整个封建社会的覆灭。这些社会矛盾表现在许多方面，卖淫嫖宿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的社会矛盾，清代似较前朝更为突出。
一、清初的禁娼
清朝初年，从顺治到雍正，颁布过几次诏令，采取过一些措施，禁止与取缔卖淫嫖宿。
清初一开始还是承袭明制，顺治元年设教坊司以掌宫悬大乐。》阪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乐，用太监48名来替代。但是据《皇朝通考·乐考》上说“顺治十二年仍设女乐，十六年后改用太监，遂为定制。”这一来，清代的北京官妓似已消灭了。所以，《雍正会典》上有“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的话。
但是，京师如此，各省的消灭官妓还有一个过程，这在康熙后才逐渐废除。《雍正会典》说“礼部进春仪康熙十二年复准直省府州县拜迎芒神土牛，勒令提取伶人娼妇者，严行禁止。”但是，清初王士祺做扬州推宫时曾有一段记载“扬州旧例，府僚迎春琼花观，以妓骑导，太守节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归而宴以俏酒，府吏因缘为奸利。余语太守罢之。”
据考证，王做扬州推官为顺治十六年，康熙五年行取北归，所说的官妓现象，大概在康熙初年有些地区还未奉令禁止。
在取缔官妓的同时，清初的几个皇帝都下过诏令，禁止以良为娼。例如，顺治五年制定并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重申了明律中禁止以良为娼的条文。阪治九年清世祖又下令禁止以良为娼，对误落平康者，许平价赎归。康熙时开始修订，后来颁行的《钦定大清律例》关于“买良为娼”的律令，除一字不差地照抄明律以外，还在后附”条例“中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有私买良家之女为娼者，林号三个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者与同罪，媒合人减一等，妇女并发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