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商文化是“二源合流”的商业经济文化，回商文化秉承了伊斯兰文化中注重经营现世、重视商贸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辛劳和智慧获得正当合理的财富是穆斯林的信条。同时，回商还拥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经商”、“讲求信誉”、“公平贸易”、“经世致用”和“济人利世”的优良传统。放眼中国商界，经济一体化、商业国际化、产品标准化、信息网络化等现代经营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回商仍然保持坚守着诚实、守信的人生信条，也正是这张最具分量的底牌，使回商成为真正的赢家。自古至今，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具有重视商业和尊崇商人的价值观，积累了经商的本领和经验，形成了世代传承的经商传统。“无回不商，无商不苦”是对回族商业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历经千百年的风雨历练，回商作为一个活跃而独特的商业活动群体，已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1、回族人擅长经商，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
在作为穆斯林人生信条的《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大量关于商业活动的训导。《古兰经》中提到的“出外奋斗者”、“大地上寻找财富者”，主要指商人，认为经商是受真主喜爱的，把为经营商业而旅行称为“寻求真主的恩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商人，他以经商资助宗教事业得以成功，并成为宗教革命的领袖。他曾经这样评价商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诚实的商人在末日审判时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穆斯林视经商为崇高事业，他们以经商为荣，以追随穆罕默德的行为为荣。
受伊斯兰教鼓励经商的教义影响，我国的回族秉承了阿拉伯、波斯等中东地区穆斯林的经商才能。从历史上看，回族先民早在唐宋时期就由阿拉伯、波斯等地来到中国经商。元代以后，回族虽然拥有固定的生活区域，但他们并没有单一在土地上做文章，而是坚持农商兼顾，且城镇回族群众一般都以商为主，靠商生活。时至今日，回族在全国各地的流通领域仍很活跃。如甘肃临夏、宁夏同心和吴忠以及陕西、新疆、山东、河南、河北、青海、云南等回族聚居的地方，回族成为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2、回商跨越千年的沉浮起降
回族先民在唐宋时期开始进入中国时，较多的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商人。1400多年来，中国各地回族的商贸活动持续不断，经历了兴旺发达——式微衰落——再度崛起的沉浮起降。这种过程，伴随着历代回族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西来番客——穆斯林商人入华后，在中国受到统治阶级最高层——皇帝的极高礼遇，社会地位较高。因为当时的穆斯林商人多以“贡赐”为名而行贸易之实。骑在高高的骆驼上西来的穆斯林商人随着使者前来“朝贡”，目的是为换取高额利润。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皇帝每每见到“泱泱大国，四方来朝”的壮观场面时便龙颜大悦，非常慷慨地以二三倍甚至于数倍礼物“回赐”，西域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国家的穆斯林商人得此恩惠后更乐此不疲，不少人甚至留居中国不归。宋代，西来番客依旧备受朝廷关照，番客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多，当时宋朝专设市舶司，专门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中外穆斯林商人回族先民以海上贸易往来方式等缴纳“关税”、“例献”，给中央王朝带来了滚滚财源，甚至于南宋王朝后来偏居东南一隅时，这一部分收入构成当时重要的税赋来源，以支撑国家各项支出。
唐、宋、元、明回族先民中的番商客居中国，进行“贡赐贸易”，经营收入丰厚（番客中的波斯商人，当时就被称之为“富波斯”）。元代时，人分4等，色目人低于蒙古人，但仍然高于汉人与南人。因此唐、宋、元、明是回族先民构成的回商在中华土地上的黄金发展时期。
清代，在中国西北地区，经济矛盾引发的民族矛盾愈来愈激化，回族人渐渐滑向社会边缘，回商没有了早期中国封建统治者给予的优惠背景，经营环境较为艰难。海外贸易因清朝闭关锁国而停业。但是依靠回商的经营才能，在有限的经济领域，如清真餐饮业、屠宰业、长途贩运业中辛勤运作。这一时期，江苏省形成了历史上着名的苏南回族商帮，除了当地的餐饮经营、小百货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外，南京和上海的玉器珠宝业也都基本上由回族操控；云南则有回族马帮，通过着名的茶马古道，回商远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他们兢兢业业，在艰难的条件下靠经商维持生计，同时也将生意做到了极致。
从唐、宋、元、明、历史上的回商曾经长时期辉煌，后来又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观其原因，主要是外部客观制约因素。主观性因素则主要体现在回商自身有很多的经营禁区，有的行业领域即便有再多的利润也不能做。同时，伊斯兰教规定诸多“善行”的教条。“贪积不舍谓之聚，科取无道谓之敛”。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穆斯林无论是做大生意小生意的人，都要注意不能只顾赚钱，不舍散。要想集聚人心，必须注意舍散钱物。舍散是回商、穆斯林商人的基本行为之一。
3、回商在当代的再度兴盛
回商在当代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是全国进行了社会主义私有制改造、公私合营、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变革，其后是上世纪60年代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发挥个人才智的众多经营门类如个体餐饮、长短途运销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徽商、晋商、浙商一样，回商也抓住了这一机遇再次崛起。回族企业和回族商人群体率先投入市场经济大潮，成为经济领域中一支活跃、积极的力量。
时代在变化，回商也在变化。新一代回商的经营模式、经营的行业门类、经营的理念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清朝及民国时期，回族穆斯林经商，主要限于小商小贩类的清真小吃。所谓“回回三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剥皮子，一把卖切糕”，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现在，他们经营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涉及进出口贸易，乳品、肉类、皮革、绒毛、医药等的购销、运输、加工，甚至于拓展到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以羊绒业为例，如今在我国羊绒产业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宁夏，宁夏羊绒看灵武。我国羊绒占世界羊绒产量的50%，而宁夏年加工无毛绒4000余吨，占全国总量的50%左右。宁夏羊绒最集中的地方在灵武。世界上每生产10件顶级羊绒产品，就有7件的原料来自灵武。在中国产业集群品牌50强中，灵武羊绒产业就榜上有名。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精品羊绒产业名城”。灵武羊绒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经济创造了财富神话。
而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羊绒贩运业则在西北乃至全国都一直是优势产业。同心县作为宁夏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地带回族人口聚居区之一，目前全县参与羊绒经营的人员达到1.5万多人，收购原绒近5000吨，其中2000吨来自于我国周边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同心回族同胞的足迹踏遍全国乃至世界的羊绒产区，所以人们常说，每一群羊后面跟着一个同心人，他们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最庞大、最优秀羊绒采购队伍”的美誉。灵武、同心做羊绒加工、运销业的人中大多是回商，在新形势下，他们更多代表宁夏新回商、中国新回商，而他们所追求的也不再是那种粗放式的发展，而是向高精尖端产业发展。
回族喜好经商，积累了许多经商的本领和经验，并在经商的过程中将中华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精髓与本民族的商业经营实践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培育出蕴含“乐商坚韧、义利互济”的回商精神。从古至今，回商群体在不断更迭，富有特色的回商文化、商业思想、经营理念也在不断演绎、传承，流淌于新生代回族商人的血脉中，最终流入中华大地的土壤里，成为回族同胞商业精神的核心，并给后人以无限的启示和滋养。
毋庸置疑，回族商人群体对促进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族经济在回族商人的带领下，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当代许多成功的回商来说，今后最重要的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做大做强，机遇与挑战同在。
三、中国回商一中华茶文化的传播者
在阿拉伯古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部分内容成书于公元916年，即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其中谈及作者的朋友、巴士拉城的商人伊本·瓦哈卜回族先民的中国之行，此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得到了中国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且留下了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阿拉伯古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写道：
〝中国皇帝首先向这位商人打听阿拉伯的情形，还问到阿拉伯是怎样打败强大的周边王朝的。这位商人回答说：“那全是托真主的庇佑，另外也因为异族人崇拜火和日月星辰，亵渎了真主，所以真主才帮助我们消灭了它。”皇帝感慨地说：“阿拉伯周边国家是世界上最有威望、最文明、最强盛的国家，它的人民聪明智慧，而阿拉伯竟然能征服它，真是了不起啊！接着，皇帝又问商人，阿拉伯人对于世界各国君主及其国力强弱是如何评论的。这位商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于是，皇帝就让翻译告诉他说：“在世界上的所有君主中，我只重视五个。第一为伊拉克（即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国主，处世界之中心，疆土最为广大，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因此为‘王中之王’；第二为我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善于治国的君主，君臣关系和谐，臣民对皇帝的忠诚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因此称为‘人类之王’；第三是‘狮子王’就是与我国相邻的突厥国王；第四是‘象王’，就是印度王，也称为‘智慧之王’；第五是拜占庭王，我们称他为‘美男之王’，因为世界上的男子都不如拜占庭的男子英俊。这五王是世界诸王中的佼佼者，其余诸王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然后，皇帝又给商人展示了皇家收藏的有关诺亚方舟以及耶稣、摩西、穆罕默德等圣人的画像，并熟知他们的事迹。另外，皇帝还将佛像和老子等圣人的画像展示给商人，并告诉他这是印度和中国的“先知”。最后，皇帝还向商人问起哈里发的情形和装束、伊斯兰教的教规和信条以及关于世界的年龄等方面的问题，令这位商人大为折服。〞
这段对话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有的学者早就指出，哪里有中国皇帝承认阿拉伯君主为世界第一、而自认为第二的道理。可能是作为中国回族先民的阿拉伯人瓦哈卜为了迎合阿拉伯人国人的心理，而有意改变了谈话内容。不过，通过他们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与阿拉伯双方对世界的了解。
公元9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唐王朝统治时期，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则是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这位阿拉伯商人是在唐末黄巢大起义之前到达长安的，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唐僖宗。这位12岁就即位的少年天子年轻皇帝，给阿拉伯商人留下了聪明、睿智、好学、知识渊博和温文尔雅的印象。唐僖宗之所以在阿拉伯商人面前会有这样的良好表现，是和唐王朝长期以来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域外探索，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从而带来了关于世界认知观念的新变化有关的。
阿拉伯帝国崛起于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用《古兰经》鼓励穆斯林说：“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所以从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遣使和唐朝通好，在此后的148年间，共计来使达39次之多。其间唐朝和阿拉伯虽然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在中亚的怛逻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但是双方的友好关系却没有中断。
中阿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也非常繁荣。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娶妻生子，有的还在唐朝任职。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阿拉伯商人的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堪称中阿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唐朝人杜环，在阿拉伯留居10年，归国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撰写成《经行记》一书，书中介绍了他在阿拉伯都城亚俱罗亲眼见到许多中国的工商业者在那里工作，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织络者。”
后来，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营建新都巴格达时，曾兴奋地说：“这里是一处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以及附近的粮食，运送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