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阿拉伯人关于认识世界的一些观念也传入中国。如关于“五主”的说法，明显受到了古代印度“四天子”说的影响。“四天子说”最早见于东晋时期从天竺来的僧人迦留陀迦翻译的《十二游经》：“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域，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孙吴派康泰出使扶南时，就听说了类似的传闻。后来，赴印度求法的东晋僧人智猛和唐朝僧人玄奘也都听说过类似的说法。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结合两河流域的传统说法，又将此说改造成“五主说”，纳入了阿拉伯地理学的范畴。从唐僖宗与阿拉伯商人之间的对话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国、印度、阿拉伯甚至拜占庭等多元文明互动与认知的影响。
四、中国回商一茶叶国际贸易先行者
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780年，唐代陆羽着《茶经》，系统论述了茶的起源、制茶的用具、茶叶的制作、饮茶的器皿、煮茶的要领、饮茶的方法及茶叶的分布，图文并茂，概括了茶的自然特性和人文科学内容，首创茶道的精神，开创了茶的鼎盛时期。回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走向世界一成为中阿茶叶国际商易商；
1、回商对中国茶叶历史的认知贡献
中国发现和利用茶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茶凭借独特的自然功效和文化内涵，深深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回商沿着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捕捉茶产业发展的信息，挖掘中国茶的始祖文化，回族学者认为：中华茶祖神农氏“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一带；陕西古周原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吃茶的习俗；“秦人取蜀”促成陕西“茗饮之事”首次跨地域传播；秦人为“茶为国饮”点燃星星之火，并逐步把饮茶之风从“大唐”国都传播至大江南北，而后风靡世界。
唐朝长安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西北开创了茯砖茶的始祖文化，陕西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源头。然而历史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随之东移，中原及南方文人雅士多，诸多茶书很少提及陕西的茶产业及茶文化，近代文人的着作涉及茶事也是言必称“狮峰龙井”、“安溪铁观音”、“武夷大红袍”、“云南普洱”。
（1）唐代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西安作为13个朝代建都之地，当时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唐长安接受华北、江南和巴蜀茶风的影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文化的积淀，使中国茶文化在长安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及政治（茶政、茶法体系的形成）、经济（茶产业体系的形成）的完美结合。
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盛唐宫廷茶文化；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这套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包括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27件。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2）“茶马互市”是回商交易茶叶的平台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中国回族及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唐朝中期茶风鼎盛，回族及周边少数民族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四夷”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了。《封氏闻见记》载：“（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旧唐书》卷173记载：茶叶已经成为阿拄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大食人）以及中国回族及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新唐书·陆羽传》：“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互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文成公主西嫁吐蕃，开藏区千年茶风，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开元年间吐蕃鱼塘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陕西宝鸡的陇县作为交易点，在《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匹。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
当时安康、汉中的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西北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3）中国茶文化向海内外传播的中心。
唐代长安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它的影响不仅辐射全国，还传播到海外诸国。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唐代茶作为重要商品，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由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147年间，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有很多定居落户的、还有在唐朝任职的，逐步接触饮茶之风。阿拉伯人所着《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茶叶也有所记述[29]。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唐长安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始祖；隋唐时期，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在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第17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僧空海、最澄等入唐，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回国后，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最澄(767~822)归国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建成日本最古的茶园。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开创茶成为日本国饮。
唐长安是当时茶叶国际贸易的中心；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成为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生意或在此敲定，货物或在此起运。特别是那些作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礼品茶赐给臣服大唐的诸番，大概都要在京都长安交接。所以，大唐的茶叶外贸无论在哪里交易，长安都是商业运作的中枢。唐代全国茶叶产量约80万担~100万担，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汉中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西北陕南当时出产的茶叶十分了解。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唐、宋、元、明、茶通过中国回商经营，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并沿着丝茶之路远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
到了明后期和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政策。边茶转输是回商从事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实施茶马交易，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将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成化五年明政府放宽政策，部分茶叶进入商品流通；弘治三年推行了“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牧民。每年过境砖茶数量多在二百万斤。陕商和回商在西部边茶贸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占地理交通之便的泾阳成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茶叶加工中心、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
2、回族茶商偏爱茯砖茶
早期的茯砖茶是明初陕西商帮以陕南茶为原料筑制的一种紧压茶。明清以来“泾阳茯砖茶”一直独霸西北市场，也是民族地区特需商品。中国回族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其真实写照。陕西泾阳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在伏天手工筑制砖茶，故称“伏砖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边茶贸易利润丰厚，西北地区“一块茶（五斤）换一只肥大的羯子，四块茶可换一头牛，八块茶可换一匹马”，西南地区“茶一斤换一羊，十斤易一牛”，边茶一封（18斤）换羊毛100斤是经常的事，边茶的利润一般是50%-300%。边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使了陕商从事边茶贸易的队伍壮大。据明代杨一清的《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汉中府产茶州县……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
明王朝颁布了极其严厉的刑法，如私茶出境，斩；关隘失察要处以极刑等。《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实录》还载有走私边茶的“职务犯罪”。但“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走私的边茶因价钱低廉而充实市场，致使政府大量边茶积压。据杨一清“茶马疏”披露：“三茶马司现贮之茶……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宁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课茶，又日增月益之，以致积久腐烂”。可见当时陕商和回商走私边茶的盛行。
茶商在明政府严查、路途遥远、人背马驼的条件下，既要躲过重重关卡，又要多带茶叶，谋求更大的利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小茶叶体积。精明的回商联合陕商参照团茶的制作工艺，对茶叶进行再加工，制成茶块，然后秘密运往西北地区销售，为茯砖茶风靡西北奠定了基础。
明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使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明史》载：“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在陕南茶区有“其民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的壮观记载。茶叶产量大幅提升，年产量“有至500万斤者”。当时昂贵的汉中茶成为陕西茶商和回商争相贩卖和走私的商品，据杨一清《茶马疏》说：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斤）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斤）以为常。可见陕西商茶和回商走私茶贸易占据的份额之大。
自“茶马交易”以来，当时只有陕南、四川一代的茶由政府控制，成为“官茶”。而湖茶属于私茶，不能随意边销。但湖茶滋味浓厚醇和、量多价廉，回商转移到湖南采购茶叶，掺于汉中茶中以次充好，从而有了“商茶低伪，悉征黑茶”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原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后来“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1、明代时期湖南黑茶以价格低，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冲击到了官茶市场；2、湖南黑茶的主要途径是回族商人到湖南私贩，主要是先贩运到川陕，甚至以川、陕茶名义，进行走私交易；3、湖南黑茶明代中期还是川、陕茶的补充。明末清初由于陕南茶农受官、商双重盘剥，造成“民不聊生，利不胜害”，导致陕南茶叶生产极大破坏。商帮只能从湖南贩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贩卖西北。这时才出现了以湖茶为原料的茯砖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