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坛还有几位回族画家，各有专长。周凯，浙江富阳人，字仲礼，号云皋。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精于山水、花卉，所作《芍药扇面》被誉为神品。河南洛阳有两位画家，班继堂工山水，以春夏秋冬四季色调各异，名噪一时；马光华擅长花卉翎毛及山水风景，彩色水墨极佳。梁琦，字企韩，号景山，由南京迁居芜湖，工画山水，兼能写真，曾自写《自求图》，一人乘竹兜子，一人背面长跪于前，皆肖己像，而背面者尤酷似。马荣卿，安徽怀宁人，寓居四川巴县，官至云南大理知府，善画金鱼。当时还有一些民间画师，他们的作品也很受群众欢迎。
晚清最有名的回族画家郑珊(1811~1897年)，字雪湖，号野桥，安徽怀宁人。幼年家道贫困，未曾上学。后经当地书画家胡竹芗等指点，潜心学画，早期师法虞山派传统，临摹宋、元、明各大家名作，技法日进。其画以山水、墨梅为主，旁及人物、花鸟。所画山水，运笔自如，深得黄子久、王烟客设色点染之妙；墨梅枝干浑圆、墨色滋润、深浅有致、花朵重叠浓淡、层次分明。尝游黄山，作《黄山画》24幅，名闻遐迩。其徒黄宾虹，后成为近代国画大师。现存《墨石条轴》《花卉轴》等。弟郑琳(约1819~1898年)，字牧山，与兄均自学入门，于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均极擅长，作品造型准确、自然生动。受芜湖铁画艺人王治人作铁画启发，悟出指画技巧，使自高其佩、米伦瀚以来失传的指画重放光彩。现存作品有《花卉轴》《梅鸟条轴》《雪中送炭图》《春江水暖鸭先知》等。与兄合称“江南布衣二郑”。安徽怀宁还有一位画家郑镜，字恒人，工墨笔花卉，又善画蟹。
安徽太和有马存一(1811~1900年)，字含三，号金波。其画既师法传统，又重视师法自然，所写山水、竹石，笔致精练质朴，意态生动逼真，色调鲜明热烈，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生命力。书法造诣也高。书法家穆有春评论道：“公之书画俱佳，古之名士善书画者，不过如是。”子马忠辰(1876~1954年)，号小波，自小随父习书作画，深得书画之奥秘。其徒米建凯(1876~1960年)，字蓬仙，与忠辰朝夕琢磨切磋，共习梅、兰、竹、菊，兼及山水、虫鱼，作品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穆孝天前揭文。）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东西部之间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西北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尤其落后。但从明中期以来，由于经堂教育的开展，西北回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明清时期在西北回族中也培养出不少文学家、诗画家。以绘画而论，清代在甘肃临夏地区就有蒋锡魁、马肃爽等深受群众喜爱的画师。晚清画家马虎臣(1824~1898年)，名义炳，以字行，号正山道人，晚号南潭遗叟，五泉髯翁，甘肃兰州人。曾得云南画家孙铁(铁洲)等指点，后又与蜀人甘棠、辽东姚凤岐等交游，精研书画之道，画艺日进。花鸟宗八大山人、石涛、李鲜，山水法董源及吴镇，晚年喜以泼墨作山水，烟树苍茫，云山沉沉，颇有高克恭之画风。曾在兰州五泉山千佛阁东壁作《五松流泉图》，观者叹服。善墨牡丹，人称“马牡丹”。马虎臣在西北，特别是回族同胞中有很大的影响，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画迹被人们珍藏。
清末还有几位画家名闻画坛。清前期画家马荣卿之子马光荣，承家学，善画鸟虫。安徽和县人王仁斋，擅画工笔花鸟画和人物画，清故宫紫光阁有其手绘“五十二功臣像”。1885年入如意馆，加六品御书，书画名闻京师。安徽无为人安和，学米芾山水画，以大混点写雨景，山水用水墨点染，颇得米派真意。云南大理人马国庆，字芝山，擅长山水画。浙江嘉兴人金尔珍(1840~1919年)，字吉石，号苏盦、少芝。与当时着名书画家吴昌硕、任伯年等过往甚密，结为兄弟，人称其为“少芝四弟”。参与杭州西泠印社、上海豫园书画会组建，西泠印社“题襟馆”大匾即其1914年所题。擅画山水，尤喜画梅，其香斋题名为“梅花草堂”。作品有《仿李长蘅溪山晴霭图》《梅花草堂岁朝图》、《梅花奇石图》等，其中《仿李长蘅溪山晴霭图》被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天津书画家刘小亭(1843~1924年)，其画笔锋挺秀，气韵沉厚，既注重传统笔法，又富写实创新，能融书画笔墨技法为一体，遗作收入《玲珑画》。
(二)书法
清代回族书法家颇有成就，人才遍布南北。
笪重光为清前期最着名的书画家之一，其书法学苏轼，着有《书筏》一书。该书是书法理论的名着，它以超越前人的立足点，进一步阐明奇正相生、相反相成的书法艺术辩证关系。他说：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擫之；将欲束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书亦逆数焉。
“书亦逆数”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和论证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对运笔挥毫过程的具体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的。所谓“逆”，即对立面。“逆数”即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法则。这与老子学说中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辩证观点有相通之处。笪重光在《书筏》中还深刻地阐述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跌宕、顿挫、反正、曲直、相引相拒、相反相成，最后进入佳境。他明确地把书法美学提高到哲学高度来认识，这是对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清代其他书法家有广西马秉良，精于篆隶之书，乡曲每有营缮，常请他为之写楹联匾额之类，他多挥笔应之，作品在当地颇有影响。湖北沔阳人马家麟(1810~1887年)，字青园，号松瀛，书法宗颜、柳，早年以行楷着称，晚年善写草书。南京人端木采，字子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优贡，曾任内阁侍读，书法宗颜真卿，工小楷，曾手抄《经史粹言》《读史法戒录》。福建晋江(今泉州)丁燧，精草书，颇有怀素书风。河南济源袁森，善真草篆隶，作品为江南人士喜爱。马维琪(1846~1911年)，字介堂，云南阿迷(今开远)人。曾参加中法战争，官至四川陆路提督。工书法，学颜真卿，遗墨有成都武侯祠石刻《隆中对》，笔力浑厚，被人称颂。吴翼修(1879~约1947年)，字资玉，河南邓县张村镇吴集村人，秀才，酷爱书法，临摹颜、柳、欧、赵，渐成一家。张之洞评其书“颜体精妙神肖，柔中含刚，虽睡犹醒，引人入胜。”书法名扬中原。
阿拉伯文书法在清代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进一步普及，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更加成熟。
北京牛街阿拉伯文书法家马文学，阿訇，善书写经文，有龙蛇之势，牛街东西两寺壁庑，皆出其手笔。
天津人曹万兴，亦为阿訇，擅长用“改兰体”书写阿文，作品苍朴雄烈，气足神完，现天津大寺北讲堂、礼拜殿等处保存其中堂、经文楹联。其弟曹万林、孙曹文全、曾孙曹金藻，皆为阿文书法名家。万林曾任天津大寺掌教阿訇，书法风格类似其兄，但墨迹较为冲和雍容。万景和，穆斯林尊称其为“万巴巴”(先师之意)，所抄《古兰经》，书法精美，后代竞相仿效。天津张名远，曾为阿訇，与万景和相处甚笃，常相互切磋书法技艺，善“水笔体”阿文书法，作品苍劲古拙，有朴穆之气，1846年所书三块阿文巨匾现在天津大寺殿中腰门上方悬挂。
(三)民间工艺
河州砖雕是回族富有特色的民间建筑工艺。临夏古称河州，砖雕艺术历史悠久，明清以来从业者多系回族。回族不拜偶像，因而河州砖雕以飞禽走兽、花草山水为主。其制作方法有刻活、捏活两种：刻活是在烧制好的青砖(细棉砖)上用刻刀刻成山、川、日、月、鸟、禽、花卉等浮雕图案和画幅，然后块块对接，形成画屏；捏活以配制的粘土泥巴，用手和模具捏成龙、凤、狮、虎及各种花卉图案，入烧窑焙制成砖。砖雕主要用于装饰寺院观庵、官解公寓、厅院居室的山墙影壁、屋脊栏杆、甬道门牌。甘、宁、青地区回、藏、汉各族人民均十分喜爱这种建筑工艺。晚清光绪年间马忠良为宁夏同心清真寺制作大量砖雕作品，其中巨幅照壁，长9米，高6米，极为精妙壮观，作品构图均衡，刀法纯熟，线条流畅，富有装饰性，为中国砖雕艺术之杰作。
临夏葫芦雕也是回族特有的雕刻艺术。它用葫芦作雕刻材料，用刀在葫芦上刻出图案，以人物、山水、花鸟、竹石为主，画面依葫芦球面展开，题材丰富，小巧玲珑，纹路清晰，富有收藏价值。
回族妇女自小学习刺绣技术，绣品一般为衣服、腰带、裙子、围裙、汗巾、手帕、枕头、钱袋、针线荷包、花鞋、裹肚、肚兜、袜底等日常生活用品上。图案多为植物花卉、动物鸟兽、人物造像、几何图案、阿拉伯文字和经文。植物花卉以牡丹、荷花、夹竹桃、鸡冠花、梅花为最多，动物鸟兽则以蝴蝶、蜜蜂、喜鹊、孔雀、凤凰、麒麟、狮子等为主。许多图案是吸收汉族的传统刺绣，如象征吉祥的“凤凰来仪”“孔雀开屏”“百鸟朝凤”“狮子舞绣球”等，象征爱情的“蝴蝶双飞”“蜜蜂采花”等。刺绣方法有平绣、结绣、盘绣、扎绒绣、补花、拼花、掏花等多种。针法讲究细密精致，纹样清新，色彩尚冷暖对比、大红大绿；刺绣阿拉伯经文时以素雅为主，或绿白、蓝白对比，显得厚重。
回族剪纸是回族民间工艺之一。在民间，常用来作为衡量回族妇女聪明才智的尺度。回族剪纸以窗花为主，用来美化环境或烘托节日喜庆的气氛。窗花轮廓除四角的“角花”和折剪的团花外，一般都较小，以免影响照明。此外，还有墙花、家具贴花、门花、刺绣图案、皮影图案等剪纸。图案早期多花卉、动物、几何图案，逐步扩大到人物图案，以“囍”字图案最多，还有喜鹊、凤凰、鸳鸯、老虎、狮子、梅花、夹竹桃、儿童、寿星以及鸡、牛、羊、民间故事等，造型活泼，明暗适调，剪纹流畅，整体感强，极富装饰性。
三、理学、方志学、翻译学
(一)清代理学的衰颓和蒋湘南的哲学思想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继续加强理学来钳制人们的思想。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年)颁布《科场条例》，沿用明制，规定科举考试内容采用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为依据。清朝统治者继续用这种办法，引导年青儒生钻进理学着作中去，不准有任何“异端”想法。康熙所宠信的理学家李光地，着作虽多，但从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所以整个清代，虽提倡理学，但再也无法像宋明时期那样活跃了，理学的衰颓是不可挽回的。
清代前期回族中没有影响太大的理学家、思想家。江苏溧阳人马世俊有《十三经汇解》《理学渊源录》二书。泉州晋江丁氏中，有丁莲主兴化鳌峰书院，倡明经术，研究《易经》，着有《易经萃解》十二卷；丁奇昆，在友梅堂讲授儒家经典，阐发先儒注疏。河南禹州人马时芳(1761~1837年)，字诚方，号平泉，着有《论语义疏》。光州(今潢川)马彭，字春圃，精于《易经》，曾为蒋湘南讲授经史百家语及诗古文辞。
鸦片战争前后，腐朽的清王朝无法抵制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的入侵，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贸易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对中国威胁最大。道光二十年(1840年)，蒋湘南曾致书大鸿胪黄爵滋，指出“不禁鸦片，固非为政之体，而严禁鸦片，亦有难挽之势。”他虽不主张严禁，但对沿海文武官吏们禁烟之不力及朝廷大臣至地方官员普遍吸食鸦片之状况，深为不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的大动荡震撼着思想学术界，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开始把眼光看西方，他们寻求救国的真理，在学术上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新风。这种新的社会思潮，对回族学者蒋湘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蒋湘南在他的《七经楼文钞》各篇哲学文章中阐述了他对宇宙、天地、上帝、鬼神等见解，其基本观点大体上还是传统儒家观点，但是在其门人刘元培所撰《七经楼文钞序》中，把蒋湘南“论学之大指”说得更清楚：先生之文，以力矫伪八家为主，故归震川、方望溪两家之法，在所不用，以八家之流弊，皆自两家开也。前代矫八家者，率多摹拟秦汉，先生则删去沈博绝丽之作，而独存本色。以为伪秦汉与伪八家，犹佩剑之左右也。自来古文家孰不言通经，而先生之所谓经，乃以周公之制作，与孔子之信好，合考而明之，非章句家琐拾训诂之经也。自来古文家孰不言载道，而先生之所谓道，乃以人情时事，与天地消息，参验而出之，非理学家空谈性命之道也。
这段文字表达了蒋湘南对“道”的见解，即根据六经的本色(“以周公之制作，与孔子之信好，合考而明之；非章句家琐拾训诂之经也。”)“以人情时事，与天地消息，参验而出之”，并非宋代理学家儒、释、道合流的“空谈性命之道”。这样，他就从传统的道学中脱身而出，公开背离了被统治者钦定的官方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