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短短的三四十年中，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回族，进一步成熟和觉醒了。由于回族中先进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农民阶级领导的旧式的反封建斗争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代替，而回族人民的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回族的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也逐步成长。随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步展开，回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纷纷响应，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中去，无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中，还是在维护民主共和的护国运动和护法斗争中，回族各界人士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五四运动，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回族中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和领导广大回族人民积极投身到这些革命斗争中去。他们的爱国民主活动和伟大业绩是民国时期回族历史的主流。
第一节回族人民投入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斗争
一、投入辛亥革命
(一)民主革命思潮在回族知识分子中的传播
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人民普遍痛感帝国主义的可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们纷纷寻找着救亡图存的道路。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了所谓“新政”，把“兴学堂，派游学”作为主要内容。1901年9月，清政府通令各省府州县，分别设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次年8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5年9月，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办学堂，全国各地的学堂迅速兴起。与此同时，清政府谕令各省速派学生出国留学，这在客观上给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提供了造就人才的机会。不久，东京和上海成为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活动的两大中心。1901年5月，留日学生秦力山等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月刊，积极鼓吹以革命救亡图存。接着各省留日学生也多自办刊物，宣传民族革命的新思想，探讨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国内，以上海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竞相出版书刊。其中戢元丞、秦力山的《大陆》月刊、章士钊等的《民国日报》、林獬的《中国白话报》半月刊、蔡元培的《警钟报》和以章士钊为主笔的《苏报》等，大量刊载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推动民主革命思潮传播中起了很大作用。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人发表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民主革命思潮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为更好地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组织了许多爱国组织和革命小团体。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等筹备的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蓬勃发展之际，回族中也逐渐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本民族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是负笈东渡、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出版了许多革命刊物，积极宣传民主爱国思想，加之兴中会和稍后的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对留日回族青年影响极大。1907年，国内14省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青年学生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从翌年出版的该会刊物《醒回篇》来看，该会虽名为“教育”，实际上却鼓吹革命，表明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被大部分留日回族青年学生所接受。
留东清真教育会书记黄镇磐在《醒回篇》发刊序中写道：
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其间一大帝国，昏蒙沉，佥曰“睡狮”，非一世也，其所由来久矣。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天，吾人方酣眠，何殊聋聩？岂知他洲探险者，突飞天堑，狙我庑，排我闼，直窥我堂奥，若屏气蹑足，乘人于梦寐间。乃未几大厦连云，坦途不夜，枪林弹雨，车轰马嘶，虽长夜漫漫，如此喧嚣，差足破吾人之清梦。苟振衣起视，则见危楼飞阁，列天神仙子之居，而回顾同侪，多处于濯淖污泥中。初不谓我境内之公园蹊径，经彼设施，独摈吾地主游踪，恐污蕙路，殆不齿吾于人类焉。（王希隆点校：《醒回篇》，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这段文字是对19世纪中叶以来，列强入侵我国，置我国“不齿于人类”境地的形象描写。该会会长保廷梁则呼吁回族同胞抛弃民族隔阂，与中国其他各族一起救国家于危亡：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唯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醒回篇》第28页。）
对于腐败的清廷，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验之吾国官界，贪官暴吏，不知凡几。无如当此世风，关说路通，贿赂门启。凡欲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不得不明馈送而暗苞苴，为攀援汲引之地。一旦事权假手，非吸民髓而浚民者，莫填欲壑，哀鸿不闻也。”（黄镇磐：《宗教与教育之关系》，《醒回篇》第1~2页。）“吾国倡立宪，谈国会，经年累月，仍是空文。”（黄镇磐：《宗教与教育之关系》，《醒回篇》第18页。）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批参加了同盟会或倾向革命的回族知识分子自然是清楚的，但碍于驻日大臣杨星垣曾资助该会成立，因而不便明说。然而《醒回篇》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他们“外度各国之趋势，内察自国之情形，取长舍短，因时制宜”（赵仲奇：《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醒回篇》第49页。）的主张，走欧美、日本“文明早进之邦”的路，即使“窘于列强”的土耳其，也“于不动声色中而立宪已成”。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是深恶痛绝的。
回族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民主革命思潮，不仅仅在海外，在国内的回族各阶层中也广为传播。童琮在革命思潮影响下，于1906年发起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他在《说团》一文中就竭力呼吁回民团结起来，“同御外侮”，“吾回苟有心挽救世局，盍先研究名义，求称其实，专其心，专其力，以成其团乎！”（《醒回篇》第61页。）浙江回族伍元芝，同盟会员，由日本学武归国，在杭州创建武备学堂，利用其职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蔡大愚，在得知日本留学生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后，“不禁欢欣鼓舞者久之”，特作《留东清真教育会序》，用赫胥黎、孟德斯鸠的学说治世强国，鼓励回民组织团体。回族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为回族先进分子投入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参加武昌起义和各地反清武装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来自四川、云南、山西、湖北、陕西、河北、湖南等省的留日回族学生刘庆恩、杨光灿、龚选廉、赵钟奇、保廷梁、孙永安、王廷治、金应豫、乔煦、马祖金、马宗燧、马志道、马应薰等相继参加了同盟会，他们回国后积极投入革命活动，有的甚至率军浴血奋战，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宪隆、哈正利：《晚青留日回族学生与辛亥革命》，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盟会成立后又在海外及国内各地相继建立支部。河南马骥云、湖北马刚侯、江苏底奇峰等分别加入湖北、上海等地的同盟会分会支部；云南永平的罗汉彩(字云五)在海外经商，资本雄厚，在泰国、新加坡、南洋一带颇有声望。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他加入同盟会后，将大部资产捐充革命经费。后与黄兴联系，准备在中缅边境麻粟坝举义，因英国殖民政府干涉，枪支被没收，人员被遣散，起义失败。1908年，他参加河口起义，又投入滇西独立军继续斗争。黄兴赠其对联一副：“适暹逻，辅中山，捐资备械，推翻帝制申大义；镇淘沙，防西陲，筹粮建军，拥护民主着奇勋”（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对其爱国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着名的1911年4月27日广州之役中，广西回民宋耀民英勇牺牲，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11年5月，保路运动展开后，四川成都回民激于爱国义愤，坚决反对清政府“送路权于异族，蝇营狗苟，误国殃民”的反动政策，在苏元泰等22人的发动下，于6月1日假成都东鹅市清真高等小学堂组织成都清真保路同志协会。与会者一致表示“吾等清真回民亦国民之一分子”，愿“极吾人心腹之诚”，作四川保路同志会“指擘之助”。在这一组织的号召和影响下，四川各地成立清真保路同志协会20余处。四川回族不畏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各界誉之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9号，载《四川辛亥革命资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朝统治的丧钟。作为首义之区的湖北回族人民，在起义酝酿、发动，支援民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马骥云(1883~1952年)，河南固始县人，因家贫投入湖北新军29标当兵。1905年参加日知会，次年加入同盟会湖北分会。1907年1月日知会遭破坏后，他与“陈人杰等组织振武尊心社”，继续坚持斗争。1908年他与蔡济民等将新军29标中革命团体合并为军队同盟，任登记组负责人，1909年加入共进会。武昌起义前夕，马骥云作为共进会和29标的代表，参加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制订起义计划的会议，被推为司勋和军事筹备员。首义之夜，他“以必死之心，冒敌人炮火喊杀前进”，参加进攻督署的战斗，旋又参加攻克善后局和电报局。武昌起义胜利后他在汉口军政分府和革命领导核心谋略处任职（答振益着：《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93页。）。沙金海(1888~1956年)，祖籍江苏铜山县，后迁居湖北襄阳，1905年应募考入湖北省常备军马队，次年入陆军第八镇马队第八标充当学兵。1909年加入共进会，为马八标代表之一。他“以推翻清朝帝制，改进民族革命”相号召，为发动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武昌首义之夜，他率领马队进中和门，担任警戒并负责传递命令，后又率部参加汉口、汉阳保卫战，并被委任为独立机关枪队队长，屡立战功（答振益着：《湖北回族》第194页。）。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马祖全(湖北武昌人)，参加武昌首义，在汉口保卫战中任汉口前线炮兵总指挥官（答振益着：《湖北回族》第194页。）。同盟会会员马刚侯(湖北沔阳人)，早年结识黄兴、宋教仁，积极为革命奔走，辛亥革命前任汉口各团联合会总干事，清真自治公益会会长。武昌起义胜利后，组织汉口各界筹给军饷，协助民军维持社会治安，侦察敌情，运送军火，扑灭火灾，救护伤员，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受到各界好评（答振益着：《湖北回族》第195页。）。襄樊回民付汉杰、谷城回民海风山，对两地光复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谷城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八月十五天气黑，半夜起来杀王爷(指石花巡检司王萃奎)。要问他是哪一个？回回风山海大爷”（答振益着：《湖北回族》第195页。）。由于回族人民在辛亥武昌首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1913年邓玉麟在《致北京稽勋局公函》（《致北京稽勋局公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中，马骥云、沙金海、马祖全均被列为辛亥起义有功人员甲种名单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