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钟奇，字毓衡，云南凤仪县(今大理)人。1904年由地方官费选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后就读于振武、士官两校，1909年毕业后回国。在日期间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参与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为该会会计部负责人。回国后先为保定军官学校教官，后任驻上海新军团参谋长。在辛亥上海光复中，赵因功任沪军先遣队参谋长，后率所部参加江浙联军会攻南京，讨伐张勋。南京光复后，任江苏省陆军第七师步兵二十五团团长，1913年被调回云南讲武堂担任生徒队长、战术教官、督署代参谋长等职。护国运动开始时，赵钟奇驻大理，任旅长兼卫戍司令(所部两团，一驻大理，一驻保山)，与师长张子贞、刘祖武、旅长孙永安等联名发出“铲除帝制、重建共和”（王连芳等：《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名将，爱国老人赵钟奇先生》，载《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通电，响应护国运动。旋奉命率驻大理华封歌团开往昆明，参加护国之役。赵到昆明后，被编入第三军任第一梯团长，辖华封歌、李植生两团。华封歌团因先期到达，被派往贵州松坎作战。赵本人原定出湖南，进攻长沙、武汉，以响应孙中山“兴师北伐”号召，后因四川战事紧张，受命增援四川。到达沾益，又奉命攻击曲靖，到滇黔边境拦击从广西前来进犯的袁军龙觐光部。赵率部进入广西，与护国军第二军合作在玉林一带击溃龙觐光部，缴获枪100多支，现款一万多元。后又奉命到贵州待命，1916年4月到达贵阳，不久，赵又接到增援四川命令，于6月到达四川时袁世凯已在全国人民唾骂反抗中死去，护国运动总体上已结束。在永宁大舟驿见到蔡锷时，蔡锷高兴地说：“毓衡，你真是福将啊！你真是福将啊！”（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蔡锷就任四川督军时，赵钟奇为督署参谋长。次年以护国有功，晋级陆军中将，授二等文虎章。
护国起义前夕，1915年12月22日，孙永安、马参加了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召开的第五次会议，39人歃血为盟，共商起义大计。孙永安先后任炮兵团长、旅长、军政司长。马任护国军第三军第六梯团第十一支队长。马秀廷任普洱防殖边统领，驻军罗平三江口，拒滇、黔、桂三省要冲。广东军阀龙济光、广西军阀陆荣廷会师进攻云南，欲由罗平直抵省垣，马秀廷在八达河大败敌军，迫使袁军撤退。后粤军改道犯滇，个旧、弥勒、邱北相继失守，马秀廷督师截击，克服邱城，粤军败窜，马秀廷受蔡锷委托统率普防国民军。唐继尧于1916年委任马秀廷为广开游击统领，并授二等纪念章。马鑫培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营长。沙云仙任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营长。罗汉彩、王廷治、陆锦先、马一等将领，也参与护国战争，作出了贡献。其中马一在护国起义时，受唐继尧派遣赴新疆联系督军杨增新响应起义，不幸被杨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4~215页。）。
除云南回族志士外，另一位护国有功且献出宝贵生命的回族志士是辽宁营口人尹神武。尹原名作栋，自幼敏而好学，聪明过人。1910年毕业于奉天甲种商业学校，由于学业优秀被奉天省教育司选送日本留学。留学日本期间，于1913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斗争。1915年10月，随孙中山、陈其美回到上海，陈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尹任总部下设的实行部负责人(总部下设调查、实行两部)，负责反袁具体行动。当时担任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是袁世凯忠实爪牙，拥有重兵数万，扼长江咽喉，为袁世凯之东南屏障。调查部得悉，1915年11月10日，日本天皇举行加冕典礼，驻上海日本领事馆届时将举行庆祝活动，郑汝成将前往参加祝贺。总部令尹神武组织人员，于途中刺杀郑汝成。尹受命后，选定王小峰、王铭三执行该项任务，发给手榴弹、手枪做好充分准备。10日早晨，王小峰、王铭三临行前，尹再次鼓励他们为国效力。10时许，郑汝成赴日领事馆祝贺途径白大桥附近查礼饭店门口时，遭枪击毙命，全国为之轰动。二王当场被捕，受尽酷刑，始终未泄露任何秘密，惨遭杀害。事发后，尹隐身匿居。同年12月5日尹神武又参加陈其美组织的肇和兵舰起义和炮轰制造局行动，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16年袁世凯为笼络人心发布大赦令，释放政治犯，但通电淞沪军署，唯独刺杀郑汝成案之尹神武不予赦免。1917年11月28日，由于叛徒告密，神武被捕，受尽折磨，他只讲二王刺杀郑案之经过，绝不涉及半点党内秘密。1918年5月11日在龙华操场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就义前留下绝命诗一首，述其豪情壮志：
云淡风轻近午天，神武骨血留江南；
时人不识余心乐，留下英名万古传。（尹文超：《尹神武革命事迹片断》，载《沈阳文史资料》，第8辑。）
另据1918年5月12日上午《申报》记载：“尹神武唯临刑时，含笑自若，毫无惧色，简直是一健儿”。
此外，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河南回族志士马骥云，1916年在武汉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及其走狗王占元在湖北反动统治的斗争。他和革命党人“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同他们干。……马骥云、吕书丹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经过党人这种坚决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卢智泉：《回忆熊晋槐先生在辛亥首义前后》，载《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推动了反袁斗争在湖北的开展。此外，四川回民组织了护送队，参加护国之役，他们多为无名英雄。
(二)蔡大愚等参加护法斗争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大权。对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对外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大量借款，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在识破段祺瑞等“以伪共和行真复辟”面目之后，于1917年7月毅然南下广州开展护法斗争。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出师北伐，进行护法战争。护法战争的主战场虽在湖南，但甘肃回民在回族先进分子蔡大愚的策动下，积极参与了这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军阀专制独裁的斗争。
蔡大愚(1873~约1945年)，字冰吾，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接受民主进步思想影响。1901年毕业回国后，热心教育事业，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主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员，创办北京清真第五小学。1912年11月，随同北洋政府委任的甘肃提学使马邻翼到兰州，任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协助马邻翼创办兰州回教劝学所，任副所长，负责实际工作，推动了西北回民教育的发展。他还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经常在省议会和学生中鼓吹民主，倡导自由，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袁世凯称帝后，他捶胸痛哭，大骂袁世凯断送了民国。袁世凯死后，甘肃督军张广建率文武官吏在万寿宫开追悼会，伏地痛哭，如丧考妣。蔡大愚作“庆祝宫(指万寿宫)开追悼会，一等子作不笑男”挽联，以示讽刺和抨击张的封建专制暴政。1916年11月，黄兴、蔡锷相继去世，兰州各界开追悼会，他写了“星落半球暗，天荒两柱摧”的挽联，痛悼两位民国功臣。1917年秋，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他在甘肃联系法政专门学校的赵学普、师世昌等，策动临洮兵变进行响应。他派师世昌赴广州谒见孙中山，报告行动计划，得到孙中山赞许，孙中山发给他们密电本、经费，以资联络。适逢在北京总统府担任侍从武官的马廷勷(马安良三子)，受兰天蔚等人的影响，回甘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到兰州后与蔡取得联系。马廷勷返回河州后，说服其父马安良赞成响应护法运动。这样，蔡大愚的计划得到甘肃军界实力人物的支持。后应马安良之邀他去河州，与马安良之弟马国良、叔父马占奎一起开会三次，商讨具体行动计划。决定河州、临洮、兰州三处共同行动，兰州以法政学校为总部，河州由马安良父子负责，临洮方面由焦桐琴等在军队中发动。计划已定，师世昌再去广州报告并领到孙中山的委任状。定于农历冬至节(11月7日)起事，届时通电全国，驱逐北洋军阀在甘肃代理人张广建，欢迎孙中山北伐。但未及行动，事机泄露，张广建加紧戒备，调兵镇压。焦桐琴在临洮仓促起事，士兵临阵畏惧，坐失时机，起义失败。蔡大愚冒险亲赴临洮，未及进城，闻起义失败，转赴河州。在此关键时刻马安良父子态度转变，按兵不动，狄河护法运动遂告失败。蔡大愚到河州时，张广建已发通缉令，悬赏二万元捉拿他。因张广建追查甚严，蔡在马安良派军护送下，由藏区潜回家乡四川，甘肃护法运动失败。以后蔡大愚又到广州军政府任职，追随孙中山革命，矢志不移（马培清：《狄河护法运动的回忆》，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l辑；刘应麟：《蔡大愚与临洮护法运动》，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三、回族知识分子对北洋军阀的抨击
在回族人民武装反抗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同时，一批回族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笔作为投枪，猛烈抨击北洋政府反动腐朽统治。北京的丁竹园、丁宝臣兄弟，是当时抨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最为有力的回族知识分子。
丁竹园，名国瑞，字子良，号竹园。1869年出生于北京，自幼饱读诗书，“赋性和蔼，立志高尚”（见《竹园丛话·序》。）。青年时随叔父研习中医，颇有造诣，1895年春，行医于天津，疏财好义，救人无算。但他不满足于“以医济人”，一边行医，一边关心国家大事，撰写文章，在天津、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持论正大，规谏政府”（见《竹园丛话·序》。），致力于“以言济世”。1907年，他目击时艰，有触于心，遂自创《竹园丛话报》，“其体有文有语、有庄有谐。而危言诡论，殊途同归。要不外乎监督政府，指导社会为天职”“冀以空言救国”（见《竹园丛话·序》。）。
辛亥革命前，他抨击中国封建专制政治，说：“全球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政治！”“天下最惨最苦的境遇，莫过于专制国的国民！”指出当时的中国，“遍地是饥民，到处生计窄，省省捐税重，省省冗员多。……好比无数的炸药地雷，散发于二十二省的地面上”（参见马寿千：《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了中国更新图强的希望，曾兴高采烈地说：“四五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变而为民主共和，自有中国以来，这总算是第一次万象更新”，认为“扫除专制，涤荡瑕秽，此根本上是一个求存求立的好机会”（丁竹园：《中国最可惜之时机》，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1日。）。可是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后，丁竹园极其失望地说：“要知国家改为共和，扫除专制，是求国利民福起见。不是专为改名目，亦不是专为改形式。
人民所盼望的，是做官的不贪赃，不卖缺，不卖法，不克扣军饷，不位置私人，不钻营运动，不依势压人”（丁竹园：《变本加厉》(2)，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2月5日。）“不料百日之后，即丑态百出。或陆地硬要行船，或甘做外人傀儡，或名为救国而实乱国，或阳示改革而阴实破坏，或意气用事不顾大局，或借端诈财鱼肉百姓”。他明知“言出祸随”和“因言贾祸”，但他还是将个人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坦诚直言，指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在他笔下，北洋政府的官吏，尽是一些“官迷财迷”“自家观念重，国家观念轻”，只会搜刮民脂民膏，用“刮地皮来的钱，胡吃海喝，大闹一气。因贪而富，因富而骄，擅作威福，以强压弱”（丁竹园：《官派足以亡国》，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2月14日。）。彼此之间争权夺利，相互火并，老百姓能架得住一年“推倒三回内阁吗？每省还架得往一年换三个都督吗？繁荣市面还架得往一年遭两回兵变”（丁竹园：《清内奸议》，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20日。）的折腾吗？直弄得“民穷财尽，外患日急”“把中国搅得处处不得安生，人人叫苦哀哉”“把革命的事业，弄成亡国的厉阶了”（丁竹园：《无意识之可怜》，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4月6日。）。在抨击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同时，作为国民一分子，他还就“内政当如何整理，外侮当如何抵制，财政当如何清理”，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表现出“救国情殷”的赤子之心。晚年，他将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编成《竹园丛话》24集，成为研究回族先进分子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