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臣(丁竹园之弟)，北京人，初为京、津报纸撰写白话演讲稿，启迪民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具有爱国民主思想。1904年，他在北京自办《正宗爱国报》，宣传爱国思想，力图挽救民族危机。报上辟演说栏，所发议论，痛快淋漓，深受读者喜爱。其兄丁竹园的文章，大量刊载于《正宗爱国报》，为其阐发爱国言论的主要阵地。1912年，孙中山到北京，丁宝臣与报界开会欢迎，追随孙中山革命。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东站，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正宗爱国报》广泛报道各省反袁活动，激励民情。其近在袁世凯身边，不可谓不大胆，为民主革命奋斗之决心可见一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积极准备复辟帝制。丁宝臣对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一面揭露军阀抢劫、克扣军饷丑行，一面以具体数字说明国会议员和士兵收入之悬殊，以示对下层人民和士兵的同情，这更加激怒了北洋政府。袁世凯以“乱军心罪”将其逮捕。1914年7月将其杀害。丁宝臣为民主革命牺牲时，年仅39岁。
此外，在甘肃狄河组织护法运动的蔡大愚，也曾在兰州宣传法兰西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平等、自由等民主革命思想，并联系甘肃现状抨击张广建的暴政。
丁宝臣、丁竹园、蔡大愚等，是20世纪初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着名回族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活动和所遗留下的精神财富，受到各族人民的崇敬。
第二节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前的回族
一、回族先进人物投入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后，一方面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和文化运动更深入地开展；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这种社会变化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回族的先进分子追随不断进步的历史潮流，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广大回族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方面，体现了在新的条件下回族社会的进步。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的失败，北京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政府不承认“巴黎和会”的决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响应。五四运动一开始，回族人民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给予广泛地声援和支持。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出后，天津、武汉、济南等地回族先进分子和爱国青年就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
5月5日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首先响应。当时正在天津南开中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就读的马骏、郭隆真以及已担任小学教员的刘清扬等回族优秀青年，立即投身于运动行列之中，成为运动中最具影响的回族代表人物。五四运动发生后，马骏急起响应，发动天津学生示威游行。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领导学生讲演队“天天散布在大街小巷，向全市的人民宣传爱国主义。……号召天津市全体人民，群起保卫祖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他和学生联合会成员一起，于5月23日发动15个中等以上学校举行罢课，“反抗军警压迫，争取爱国自由”（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
6月5日上午，在南开中学广场召开的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上，他带领全场学生宣读了六项誓言并领导了示威游行。6月9日下午，他主持召开了两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在会上揭露了徐世昌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群众“要想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只有依靠我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奋斗到底”（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他的不惜牺牲生命以救国的决心，教育和感动了商会多数董事。他们决定罢市支援学生爱国行动。
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时，马骏代表学生界参加了各界联合会，成为天津各界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在郭隆真等人的发动下，5月5日晚天津女师爱国学生行动起来，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在5月6日下午召开的各班同学代表会议上，郭隆真指出国难当头，女子应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她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为此四处奔走，联络贞淑、中西、普育等女中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师，于5月25日正式成立该会，并被选为演讲队(部)队长。她率领演讲队队员走出校门，在街头巷尾，甚至到郊区农村演讲，劝说民众不买日货、商店不卖日货，发动妇女参加斗争。她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两次赴京请愿并两次被捕，在关押期间，坚持斗争，威武不屈。被营救释放后，她又作为学生代表赴省署谈判，第三次被捕后，仍坚持斗争，以理抗辩。“在天津举行多次的群众大游行，总是首先由女界同志会的妇女队伍作前驱。……一遇阻碍或发生冲突，郭隆真烈士，便带领妇女群众冲上前去，……在作冲锋前卫的斗争中，虽忍受枪托和木棍殴打，以及冷水浇头的打击，隆真烈士坚持苦斗，绝不后退”（刘清扬：《郭隆真烈士传》，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当时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的刘清扬，运动开始时，她带领天津学生宣传、演讲、游行，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当运动扩大后，她积极奔走于天津、北京、上海之间，呼吁各地一致行动，互相声援。在赴京请愿被捕关押于北京警察厅期间，警察厅长常朗斋(回民)妄图以同族关系拉拢分化她，当即遭到她的拒绝。当胞兄对其劝说时，她义正辞严地说：“我现在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既不放全体代表，我也不回去。……说完毅然转身走回拘留所”（《天津回族简志》第65页。），表现了大无畏的爱国献身精神。5月6日，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会长回民马刚侯，即以该会名义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表示“日本二十一条之约，……我国民誓死不能承认。恳请要求政府令专使坚持，如不得和平，当退出欧会，万不可签字，致丧国权”（《汉口各团联合会致北京国民外交协会电》，载《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6日。）。
当武汉学生联合会通电各团体，呼吁成立湖北各界联合会时，“清真自治会马刚侯、哈仁孚、马树陔、马琴友、雷文斋”及“武昌律师公会施洋”（《湖北各界联合会一览表》，载《汉口新闻报》，1919年8月1日。）带头响应。在7月12日成立大会上，“经马刚侯、施洋两君互相讨论，该会名称，以湖北各界联合会为定义，……公推马刚侯为筹备主任，王民仆、施洋为筹备起草员，拟定本会章程”（《各界联合会纪事》，载《汉口新闻报》，1919年7月14日。），对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给予声援。当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长沙后，正在长沙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就读的回族学生苏抱樵，当即冒着滂沱大雨往各校串联，通知第二天在商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隆回县回族志》第八章，湖南省隆回县民委1994年铅印本。）。即使在偏僻县城如河南淮阳，五月下旬清真广化小学学生也在县城整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卖国条约！”“严惩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高唱“四年五月七，二十一条件，日本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同学奔走呼号，誓死赴国难，爱国青年要当铁血男儿汉”歌曲，以激励群众爱国热情（《淮阳县回族志》附录。）。
随着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马骏作为天津学界代表出席并参与了领导工作。他返津后和周恩来一起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揭露当局的反动，宣传爱国思想，指导学生运动。6月28日，系巴黎和会签字日期，为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全国学联号召下，京津青年联合起来，于6月27日结队向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并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都是天津学生代表，他们和京、津学生一起，在新华门前经过两天的斗争，迫使徐世昌接见了代表。马骏、刘清扬被推选为发言的代表。他们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当面坚决要求政府必须去电巴黎，责成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在学生及全国人民压力下，徐世昌被迫答应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
山东是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地区。当“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时，山东省会济南及各地的抗日爱国斗争尤为激烈。4月20日，省城济南10多万人举行国民请愿大会，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希望他们据理力争，拒绝签字。回族知名人士也通电北洋政府，坚决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并谴责卖国行径。五四运动发生后，济南回族爱国志士、着名老中医马云亭，早年跟随回族抗日爱国将领左宝贵多年，曾转战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甲午战争结束后，他愤然离开清军，以行医为业，后落籍济南。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担任过济南清真小学校长，又热心公益事业，在济南各界和回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当他得知北京学生反帝爱国斗争消息后，激于民族义愤，日夜奔走于回民群众之中，宣传爱国救亡道理，积极组织回民参加爱国活动。他和朱春涛、朱春祥、陈左等人“在济南回民聚居的西关一带，秘密集会，带头发起组织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会’当选为会长。‘后援会’下设若干个‘回民救国十人团’，其成员悉为当时回族反帝爱国斗争的骨干力量”（《近现代山东回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他们经常利用伊斯兰教主麻日（星期五）回民聚礼时间，在清真寺内向回民族众进行爱国宣传，发动穆斯林参加“回民救国十人团”，积极配合学生爱国组织及各界民众团体的爱国活动。
在其领导下：“济南市的十人团，以西关回民组织的最多，也最活跃。他们随时听学生们的招呼，积极支持学生集会、游行、请愿和抵制日货等活动”（答振益：《民国时期山东回族人民革命斗争概述》，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成为“五四”时期全市最具影响的民众团体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州很快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回族学生丁忠基、马忠怀、查子元等参加了该会，省立14中的丁忠基还被推选为该会会长。他们不仅在城关捣毁“怡翰斋”洋行并痛打其老板刘敬亭，还组织宣传队分赴10余县进行爱国宣传，和当地学生一道游行示威，罢课请愿，抵制日货，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当胶济铁路益都站日本驻军拘押了马忠怀等爱国学生后，他们发动城关、坡子、圣水等村庄的回汉群众拥入县城，参加了农、商、学各界的示威游行，迫使日军释放了被拘押的学生。平邑回民青年米栻民，也“怀着满腔爱国热忱，走上街头、集市、宣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怒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组织发动群众及平邑各界商号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近现代山东回族》，第108页。），充分表现了回族人民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