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后，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恼怒，于是便利用济南日商创办的《济南日报》和亲日军阀段祺瑞的《昌言报》等舆论工具，极尽造谣、诬蔑、挑拨之能事，对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横加指责诽谤，激起各族人民的愤怒。7月21日，马云亭等领导西关回族人民和济南各界群众数千人将报馆捣毁。当时担任济南镇守使兼山东戒严司令的马良，为讨得主子的欢心，于7月23日，亲自带兵捣毁“回民外交后援会”等爱国团体，逮捕了该会会长马云亭及朱春焘、朱春祥三位回民爱国运动领导人，甚至于8月5日将他们杀害。马良这一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指责马良的“残害民命暴虐行为，直与国民宣战，无所忌惮”，要求“将马良明正典刑，并解除戒严，以谢国人，而申公愤”（天津《益世报》，1918年8月14日。）。
当山东派代表向天津各界联合会报告惨案真相并请求支援时，天津回民首先行动起来，致函马良谴责其“为虎作伥、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回民宣战”（天津《益世报》，1918年8月13日。）的罪行。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到回民聚居区及回民小学揭露马良杀害回民爱国同胞的罪恶行径，激起全市回民公愤。于8月20日，在“清真大寺门前，召开回民大会，……群起把马良给清真寺所写的金字大匾摘下，劈碎了”（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以示抗议。其后天津各界联合会于8月23日公推郭隆真、刘清扬等10人和山东各界代表赴京，联合北京代表共25人，为要求惩办马良，在新华门前第二次向徐世昌总统府请愿，结果竟全体被捕，拘押在京师警察厅。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竟扬言要枪毙25位代表，以“杀一儆百”，消灭爱国运动。
天津学生闻讯后，斗志更加昂扬，为营救被捕代表，报名进京的有一千多人。在马骏率领下，化整为零，分五批进京，联合北京学生共约五千人，于8月26日，汇集天安门前，开始了示威游行活动，马骏被推为游行总指挥。他号召大家要“万众一心，团结成铜墙铁壁的意志，准备战斗，准备牺牲，必须达到释放代表和惩办马良的目的”（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面对警卫森严、刀枪林立的警察包围，学生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直到第三天反动军警将马骏逮捕时，他还鼓励大家，反动派“是逮不尽爱国青年的，我们还要坚持斗争下去！我们爱国无罪”（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
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北京政府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全体被捕代表。为了纪念这场斗争，事后大家都称马骏为“马天安”。马骏、郭隆真、刘清扬返回天津后，和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均领导骨干，参加了由周恩来担任实际领导责任的青年学生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的罪恶，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对组织和推动天津学生爱国主义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马骏、刘清扬又代表天津各界人民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受到上海回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北四川路青年会召开，到会全国各地代表二百多人，马骏、刘清扬当选为常务理事。会后，由马骏负责指挥上海各界人民第一次通过外国租界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打破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租界禁律，显示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1919年11月16日，日本暴徒对正在进行抵制日货宣传的福州学生进行围殴，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举国震惊。爱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展开。11月23日，上海各界各团体举行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会上刘清扬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言，提出抵制日货，断绝与日交易，通电外交部严重交涉等两点主张，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在天津各界声援“福州惨案”过程中，郭隆真率领女界爱国师生到省署请愿。马骏、郭隆真、刘清扬作为善后办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具体拟订了抵制日货的办法。在12月20日于南开广场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回教联合会出席了大会，郭隆真是大会领导成员。会上焚烧日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20年1月23日，为抵制日货，马骏等作为代表到省府请愿，再次被捕。
1月29日，天津各校师生及各界群众5000多人，公推周恩来为总指挥，再次赴省府请愿，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释放被捕学生。反动军警用刺刀、枪托、水龙镇压学生，并逮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人，造成了“1·29”流血惨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被捕学生代表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并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活动，支援天津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迫使天津反动当局于7月17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马骏、郭隆真、刘清扬作为“五四”时期回族杰出的代表人物，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民族败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共产党领导下回族人民的觉醒
(一)回族人民的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获得进一步扩大，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准备了阶级基础。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作了组织准备。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出现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从我国民族关系和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帮助少数民族获得解放和发展繁荣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早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了“尊重边疆各族人民的自主权利”的主张。1925年，中央在关于《蒙古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强调了边境民族工农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再一次提出了“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党中央都根据当时形势和国内民族问题的现状，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使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对于回回民族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就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把回回问题作为民族问题来处理。大革命时期，党就注意到回族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中共党员、河南桐柏回民金孚光（《金孚光传略》，南阳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载《南阳英烈谱》(上册)（1985年铅印本）。）曾受党的派遣前往学习。他和来自西北、华北的回民一起单独就餐，体现了党对回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在1931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其中第4条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体现了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回族杂散居区和聚居区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十分注意培养民族干部。1921年~1923年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回族先进青年刘清扬、郭隆真、马骏等，在李大钊等人的教育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回族中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在宁安建立起第一个党小组，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马骏同志的几则史料》，杨怀中着：《回族史论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3页。）。
1924年~1925年间，刘清扬、郭隆真、于方舟、邓颖超等，利用国共合作机会，在天津、北京建立党组织，吸收了回族先进分子入党。1926年8月，回族共产党员刘格平以中共津南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津南地区创建党组织，先后在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泊头省立第九师范等处创建了党支部。1927年初，又在沧县建立了堤东区委员会(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1923年2月，刘格平曾在这里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点燃了冀东、津南地区的革命火种，建立了党组织，吸收了刘子芳等回族先进分子入党。后组织了中共津南特委，刘格平任第一届特委书记。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先后建立了河间、献县联合县委，盐山、庆云、沧县县委，在盐山县的石桥、赵河、坟台等村，庆云县的杨庄子，山东无棣县的五营等村，都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回民村中都有党的组织活动。在山东枣庄矿区和泰安地区的回民中，1930年左右有了党的组织（丁毅民：《痛悼刘格平同志》，《回族研究》1992年3期；《回族简史》，第71页。）。在宁夏，1926年9月，在刘伯坚的直接领导下，于银川成立了宁夏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丁国勇主编：《宁夏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领导当地回汉人民进行革命活动。在甘肃，回族先进分子吴鸿宾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有回、汉族共产党员利用冯玉祥甘肃调查团的合法身份，在兰州秘密建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冬，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甘宁青特委正式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在此期间，其他散杂居区也有不少回族先进分子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武汉的马世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武汉市白沙洲区委组织部长、代理区委书记；湖北钟祥回民马伯恭，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钟祥县城东区委书记；南京买雨田，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云南昆明回族青年马登云，1926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创办《挺进》书刊进行革命宣传，任云南地下党在学生中建立的第一个团支部组织委员。总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各地城乡回民中的先进分子相继加入党组织，不仅使党的事业在回民中生根发芽，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回族干部队伍，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北伐和土地革命时期回族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回族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入了国民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